【《毛年谱（1949-1976）》（第三册）纪事本末（573）】1958年，毛泽东65岁。
1958年7月31日，关于相机透露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事，给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发去电报。电报说：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 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
并批示：“刘、周、朱、林、陈、邓阅发。”
此前，毛泽东已经多次谈到辞去国家主席的设想。
1956年11月8日晚上，他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井泉、林铁、欧阳钦、王任重座谈，毛泽东讲话说：
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百家争鸣，小资产阶级都跑到街上来了，无产阶级要辩论，要反驳，你们要写文章，三百字五百字都要写。享乐思想在滋长，把远大目标忘记了。……一个制度要经过考验，光说社会主义如何好，可是好处人们还没有充分看到。思想领导不能放松，要用马克思去和孔子对抗，争取群众，你有孔夫子，我有马克思。要辨别风向，才好写文章。我也想写，想辞去国家主席，当主席写篇短文好像不像样子。
1957年，毛泽东说“辞去国家主席”的次数比较多。
1957年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说：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4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说：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9月30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
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访苏期间，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
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一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
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已经一致同意，我也已经向国内民主党派领导人讲过。驻北京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曾经发过消息说我要辞去主席的职务，以便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给宦乡发过电报后，1959年3月2日晚八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时还说：
世界上的事情，人有旦夕祸福，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得想各种办法。我辞去国家主席，根本理由是这一条。这个话不好讲，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一是为了国家安全，二是免于出国，三是避免麻烦。
此后，就不再提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