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起火不可怕，几支消防队一起上，不难扑灭。如果几处同时着火，而又只有一个消防队，那就难啦，顾了这个顾不上那个，疲惫之时不留神，火没救灭，自身又被烧着了。这就是我西路军骑兵师当时最形象写照。

过河之后的开始阶段，我骑兵师依然是开路先锋，后来就变成了消防队，哪里危急往哪里闯，哪有险情往哪里冲。冲到高台半路自身起火，结果大梁烧塌了。重搭起来，在黎园口又失火，结半路自身起火，结果大梁烧塌了。重搭起来，在黎园口又失火，结果彻底烧散了架子。

过黄河之前我换了匹马。本来我的铁青马"老黑"挺好的。可惜是匹草原马，走不惯甘陕的沙石路。那怎么行。我就换了匹善走沙石路的花马。这是匹俘虏马，受过科班教育，有文凭。一天生，二天熟，三天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给它取名"花云飞"。听到这名字你就知道这马跑得不慢。然也。

过黄河时我的"花云飞"很出了把风头；别的马凫水时只能露个头，我这位老兄，不仅脖子能露在水外，后背还露出一块。坐在羊皮筏子上我自豪无比："你们看，我的花云飞多厉害。"

"是啊，你没看主人是谁啊，团长的马怎么能和其他马一样呢。一个团不就一个团长吗？"

参谋长说完，全筏子上的人都乐。我不管他这话什么意思，反正我的花云飞就是不一般。

三十军渡河先锋营探完路，我们紧随其后而过。当时我们都很精神，满以为扬鞭催马一猫腰就干到苏联老大哥怀抱里。没想到那么多人再也没回来，我侥幸回来，也是失魂落魄至极。

渡河之后我们首先配合三十军行动。

董彦俊师长说：

"徐团长，你们一团迅速向一条山东侧运动，准备迎击马步青的骑兵五师。"

我看了看地图对师长说："好家伙，我们自己吃呀？"

"别那么贪，你们都吃了，二团吃什么？"

我说："得令﹣﹣啊"，便打马向前回到自己应在的位置。

在开仗之前，很有必要把宁、甘、青三地的敌人情况介绍一下，一是为了写着不乱，再也为了看着不乱。

宁、甘、青三地的所谓"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4人。马鸿逵为国民党第一防区总指挥兼新编七师师长，驻防宁夏银川一带；马鸿宾为国民党军西北"剿匪"第四纵队司令兼三十五师师长，驻防青海西宁；马步芳为西北"围剿"军第五纵队司令兼第二防区司令，驻防兰州一线；马步青为国民党军第五纵队第五骑兵师师长，驻防凉州（武威）一线。在我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的5个月内，马鸿逵部主要在黄河宁夏的中卫段两岸设防。马鸿宾部参加追剿我河东红军主力后返回河西。围剿我西路军的敌人主要是马步芳和马步青两部。毛炳文的三十七军和胡宗南一部在我西路军渡河之初，参与围追至一条山、大靖一带，后返回河东。因此，我军在一条山一带的主要进攻对象是胡宗南一部和马步芳、马步青部。

一条山为东南、西北走向，东南接近黄河一带为丘陵地，西北抵进沙漠，中间为一条山，山势低矮平缓，多沙少水。该地水中含盐，人马饮后非但不解渴，反会更渴。

水，是我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之后自然威胁最大之物。河西走廊虽然也有一些河流，但均为季节河，只有雨季有水流过，其它季节皆干涸无润。当地居民饮水主要依靠窖储雪水度日，每村共建一窖，冬季将积雪置入，待雪化后，供全村人一年之用。各村之窖容量按村民多少而定，无大多余，故河西走廊民众视水金贵，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衣，再洗脚，绝无浪费。

我2.18万人马进入此地，所以宿营于百里沿线，一则村屯极少之故，更主要的是水的原因。抵近沙漠，气候干燥，湿度极低，人马自身水份消耗亦快。如果说无食之日稍可忍的话，无水之日则实难忍，故此，水成了影响我军战斗力的最大自然之敌。尤其骑兵，马是人的第二生命、在饮水极少情况下，分得的一点水、人只可润润裂唇，大多先供马饮。即使如此，战马也极难达到需要量。干渴之极，饮人马之溺实为普遍。

水，害命之水！救命之水！

我西路军渡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马步青、马步芳为同胞兄弟，前为长，后为次。马步青辖下有3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及炮兵、工兵、手枪各一团。领地限于大靖、永登、古浪、民勤、永昌一带。马步芳辖下4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及手枪、炮兵、宪兵各1团，治地为青海全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及以西地区，势力远大于其兄。该人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早有称霸西北、坐地为王之心。

"二马"为回族，河西走廊多为回民居住。弟兄二人视领地为生命，一则怕红军西渡扼控河西走廊，攻占青海，端掉老巢；二则怕蒋介石以"剿匪"为名，派兵吞并其领地。故此，我西路军刚过黄河，"二马"便疯狂围攻堵截。

我西路军就是在这种自然背景、政治背景、军事背景下进入河西走廊的。

一条山之战我骑兵师打得比较顺手。奉师长命令，我带领骑兵一个连抵进一条山。在松山脚下，驻有马步青部两个营。是夜，我们下马蹑踪而行，以我夜战之长对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个冲锋即将驻敌击溃，俘敌200余人，俘马250余匹。此时我三十军在一条山其它方向与马步芳部3个旅骑兵和2个旅步兵展开激战，我九军于打拉牌一线也与敌步骑兵5000余人遭遇，战事亦较艰苦。得报，我骑兵师迅速驰援三十军。战况稍有好转，又疾驰援助九军。好在距离较短，我军初渡黄河，战斗力较强，几经拚杀，一条山获胜，打拉牌对峙。

在宽阔平坦的地形中作战，骑兵威力甚大。运动快，机动强、呼啸而至，望风而返，尤其马家军骑兵地形熟、战法精，这对于我以步兵为主，且弹药甚少的西路军将士而言，确难发挥以往优势。所以在以后的很短时间里，我三十军和九军都分别成立了自己的骑兵团，虽然人少马单，但为驱逐骚扰之敌，保护步兵行军宿营，缓解我主力骑兵师压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6年11月9日西路军总部决定向西进发，我一团一个连在前面开路，其余连协助二团运动于步兵和后勤人员行军队伍两侧，适时防御敌骑兵骚扰，至11日的两天内先后发生了十多次规模战斗，虽起到了护卫作用，但我人马甚是疲劳。

抵达大靖、干柴洼一线，我先头三十军、九军与敌接火，我骑兵又成为攻击主力，为两军夺取目标创造了条件。

11月15日我九军占领古浪城。

古浪古称虎狼关，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十分险要，南北两面临山，狭路"马不并骑，车不并轨"。16日我九军在此地遭敌围攻。我骑兵师及其他部队虽欲增援，但受路况所限，难以速达。九军将士苦战3天，伤亡惨重，孙玉清军长负伤，陈伯稚参谋长及二十五师王海清师长、二十七师易汉文政委等众多官兵阵亡。至此，使九军战斗力锐减。

11月22日至12月上旬，奉中央电令在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期间，因部队停止不动，分散驻守，屡遭敌兵围攻。其时，我骑兵师正如灭火队一般，哪里告急扑向哪里，日日疲于奔波。

我军至临泽、高台时，部队伤亡已很大。1937年1月12日，敌人以3个旅又3个团及部分民团重兵围攻高台我五军驻地。敌众我寡，战事惨烈。我骑兵师得报，立即奉命前往支援。

一路冲杀，我骑兵师已损失严重，虽经陆续补充，但后补充人员马匹均未参加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大不如以前。董彦俊师长对我说："徐团长，甘孜出发时的老底子不多啦，以后的仗要打多长时间还很难估计。现在五军高台被围，情况危急，全师要迅速增援。你团为左翼，二团为右翼，师直为后卫，同时出发。希望你能带好部队，发挥威力。"

当时我团的情况我自己很清楚，但此时又能说什么呢。师长当然很明白我们的情况，否则他也不会跟我说这些。

我说："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会以最大努力与敌作战。"

当时我骑兵师驻于沙河堡，距高台约40余公里。当奔出一半路程时，与敌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及部分民团遭遇。敌人远距离先以炮击；稍近，以重机枪火力封锁，使我骑兵人马大量减员，董彦俊师长、秦贤道政委相继牺牲。

敌人是从两侧首先发起攻击，我团在左侧，二团在右侧，当时并不知道师长、政委牺牲。但很快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顿时心如刀割，情如乱麻。"怎么办？""怎么办？"部下们在问我，我自己也在问我。群情激愤，为师首长报仇！只要我一个命令，战士们会不顾一切向敌人枪口冲去，那么面临的将是更大的损失，更大的牺牲。撤出阵地，那么多战友就白白死了吗？当时的情况决不像此刻我用文字表述的这么犹豫，那都是瞬间我头脑中发生的思考。这瞬间的思想斗争使我很快下定了决心，我几乎带着哭腔，瞪着滴血的眼睛喊出了那个极不情愿的字："撤！"经过一番拚死突围，我团总算有100多人脱离险境，损失近4/5。后来王树声副总指挥见到我时说："在当时情况下，你那么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作为一名指挥员，在危难之时，如果不能保持冷静，而只知蛮干，个人生死事小，导致全军覆没那就是犯罪呀！"

"下那样的命令，您知道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

是啊，只有同等经历的人才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援军难至，五军将士只有孤军奋战，在与数倍之敌的一周殊死搏拚后，五军3000多壮士尽皆遇难，极少突围人员也于附近遭敌残杀。著名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在中央红军中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带领五军团转战万里、战功卓著的董振堂军长也壮烈牺牲。是时：1937年1月20日！是年：42岁！

董振堂军长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由排长升至师长，并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31年12月，因反对蒋介石"剿共"政策而率部起义，编入中央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改任红五军军长。

1932年，董振堂军团长率红五军团随中央红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西进、北上，于懋功与我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时我作为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代表，与先头部队送别中央红军先锋团杨成武部后两日，又与董军团长率领的红五军团于懋功会师。董军长有着良好的军人素质，待人谦虚宽厚。刚见面，他很远就把手伸出来。那是一双十分有力的大手。握着那双手，我深深体会到了我军高级领导同志的平易和热情。然而，这双温暖的大手却再也握不到了！

与董振堂将军同时遇难的还有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等，他们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导同志和亲密战友。

在此战斗前，我骑兵师还进行了一次袭击机场战斗。

自渡河以来，无论行军还是战斗，我们常常遭到敌机的轰炸。特别我西路军东返途中，敌人为了阻截我军行动，每天都有敌机沿途追击拦截，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也给我军将士造成了心理负担。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们奉命夜袭机场。

该机场位于凉州城西北三里处。我们趁着夜色，两个团分别抵近机场，然后跃马冲锋。机场敌人防守力量较弱，加之我军是夜间突袭，很快击溃了敌守军。尔后我团放火烧毁了敌机5架，二团亦烧毁4架，并简单破坏了机场跑道，给敌空军以沉重打击。

高台遭遇战，我骑兵师几乎损失殆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骑兵，部队更难行进。因此，总部抽调人员于2月重新组建了骑兵师，杜义德同志任师长。

当我军奉中央指示东进至倪家营子时，又遭敌7万之众前堵后追，被迫依托地势与敌展开决战防御。此时我军仅存万余人，弹药早已绝尽，且多为伤员、女兵和勤杂人员。每次战斗，大家只有持大刀、长矛、木棍、石块等与敌厮杀。

弹尽粮绝的我西路军将士，不分男女，不分轻伤重伤，都奋力参战，大刀砍，长矛刺，木棍打，石块砸……什么都没有了，赤手空拳与敌扭打，扯耳朵，卡喉咙，抠眼睛，咬鼻子……可谓用尽了可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杀伤敌人。

1936年3月11日夜，我军在弹绝粮尽，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被迫突围至倪家营子西南﹣﹣黎园口时，再遭敌人骑兵围击。此时，我西路军的人马由于多日断粮断水，大多已无走路的力气，而敌人兵强力壮，于山地之间来往自如。

黎园口为进入祁连山的入口。为掩护部队进山，我骑兵师与九军在山口两侧的山头上与敌人展开了拚死搏斗。几个小时之后，我师人马已损失大半，九军也仅存千余人。

我骑兵一团配合九军一团奋力抢夺了左侧山头后，发现右侧山头上陈海松政委仅带二三十人与敌激战，情况万分危急。见状，我带领骑兵又向右侧山头冲去。山下是密如蝗虫般的敌人，加之我的"花云飞"3天仅得李聚奎参谋长分给我的一小碗水，早已失去往日风采。所以我们的速度难以加快。当我奔至半山，向山顶瞭望时，见山顶上只有3个人，中间挺挺直立的是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

突然，我看见他的身体向后仰了一下，然后就慢慢地向前扑倒，同时另外两人也先后倒下。山顶上出现了大批的敌人骑兵，并开始向我们扑来。另外山头也出现敌大批骑兵。此时我顾不上多想，只好拨转马头，带领仅有的十余人斜刺里向山口奔去。

我们约四五千人退入山口，但陈海松政委和二三千战友却倒在了入山口两侧的山头上。

这就是黎园口！

这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上的最后一战！

记住吧，黎园口、西路军、陈海松，还有那夹裹着浓浓的血腥味的风。

1989年再到黎园口，当时已75岁的我望见陈海松政委倒下的山头，不知何故，疾奔起来。奔到山顶，在陈海松倒下的地方我也起不来了。吓得家人与工作人员吃惊不小。事后他们问我怎么啦，我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我幌忽之间觉得陈政委还站在那里，还是那样挺直！

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致使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历史记录了这段悲壮的故事。

西路军败走河西走廊，1.5万多壮士饮恨祁连山，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慷慨赴难！

历史，记录了吗？

记录下来吧！永远记录下来吧！!

西路军残存人马兵分三路，一路李先念带领至星星峡；一路王树声带领欲奔延安，半路打散，一路张荣带领，皆妇女、儿童和伤员，多被俘遇难。

我是随王树声一路而行于后部掩护，队伍打散后，我又带20余人同行。后来为减少目标仅与王昌义排长同行。这也是我人生旅途中一走"麦城"之路。

我们二人牵马趟过黑河，又绕过高台以东的敌人据点，便进入内蒙巴丹吉林大沙漠。沙漠上没有敌人，但干渴、饥饿这个敌人比敌人还敌人。我们走啊，走啊，带着满腔悲壮和仇恨向着陕北方向走去。

在一条小河旁，我们终于喝到了水，喝得我肚子将要爆炸，但又总觉得没喝够。我的"花云飞"也敞开了肚皮。然而他走得太深了，他的四蹄被烂泥紧紧陷住拔不出来。我试图去帮他，而我也险些遭此厄运。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与我的异类战友告别。此时我的心已不再过份悲伤，因为我已有那么多同类战友陪伴他。

茫茫戈壁，漫漫黄沙，路在哪里呢？我们实在找不到出去的路，只好原路重返祁连山。没有马，我正好步行。我们把找来的羊皮袄毛朝外穿上，白天遇见搜山的敌人，就蹲在百姓的羊群里；夜间敌人睡觉我们赶路。两个多月，我和王昌义排长终于回到了黄河边。

黄河依然在滔滔地流淌，没有因为5个月前载负而去的2.18万人中绝大多数命赴黄泉而改变。好无情的黄河哟！

"这里有部队吗？"我问驶羊皮筏子的艄公。

"有，前方就有红军住着哩。"

在艄公的指引下，我二人到达了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政治部。我的一走"麦城"之路总算走完了。我扑向了我并不认识的一位同志的怀里哭了起来，哭得跟孩子一样。

我为什么不哭！离家的孩子，历尽千劫万难总算活命而归见到亲人，我为什么不哭！

我哭，我大哭，特哭，哭他个天愁地惨，四海翻腾……哭我的委屈、哭我的悲愤、哭我的侥幸、哭我那万千的战友的英灵……

刘伯承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后背。这就是我尊敬的刘帅！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