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历史没有假设”，但晚年的徐向前却意外透露过这样一个消息：
“假如当年没有西安事变，对于我党之后究竟该何去何从，中央仍留有一招强有力杀手锏！”
那么，当时党中央预备的杀手锏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仅靠着这个杀手锏，我党和我军也能如历史上那般，顺利地转危为安吗？
西安事变爆发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博弈？
留给蒋介石的时间不多了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绝对是极其艰难的一年。
在这年中，他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已然在自己的节节退让，和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中宣告破灭。
在当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了所谓的“广田三原则”，也就是妄图通过逼迫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的存在和地位。
并在今后实行所谓的“中、日、满三方经济合作”，以此来瓜分中国，达到侵略的目的。
此举无疑是彻底将蒋介石逼到了墙角。
在当下，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即究竟要不要接受广田弘毅的“三原则”。
按照当时蒋介石对自己心腹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当时拒绝了广田弘毅的三原则，那等来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侵略战争。
可如果要接受了日本人的“三原则”，那随之而来的也会是灭亡。
所以，当时的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并没有太多。
总结来说就是，“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
但对当时的蒋介石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一个比解决中日问题更棘手且更紧迫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快速消灭中共。
对他来说，中共问题绝对不能继续再拖延下去，因为他一向秉持的原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也就是说，只有快速且圆满地解决中共问题，他才有心思去解决中日问题。
中共一天不除，蒋介石的心里就一天都不能安宁，也就无暇他顾。
由此看来，当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两件大事，比起“解决中日问题”，“如何解决中共”的时间更加紧迫。
对蒋介石来说，和中共之间的“最后较量”，已然来临。
自然，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达到目的，蒋介石必须“借用”足够的资源。
而张学良、杨虎城，就是他在这次国共博弈中的“马前卒”。
于是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准备发动张学良和杨虎城。
趁着中共及红军在他的步步紧逼、重重“围剿”下，刚到达陕北，根基不稳、人困马乏、穷途末路之际，快速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
为此，他还额外调集了自己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准备从河南开赴陕甘，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部队，共同“剿共”。
然而，此次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却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的其乐融融的合作场景。
反而是一场以张、杨为首的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
张学良 杨虎城 蒋介石
张、杨发现上当原来，此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觉醒，深知自己已然沦为国共对弈的“棋子”。
便不再甘心继续受蒋介石的摆布，还让日本人看了笑话，正可谓“亲者痛、仇者快！”
那么，张、杨二人究竟是如何觉醒的？
此事，还得从红军长征入陕转变为军事入陕时说起。
当年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好不容易暂时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顺利进入陕西。
不过，对于红军的到来，张学良和杨虎城虽然在看法细节上有些许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异常抵触红军入陕。
为此张学良曾表示，红军入陕就是“赤匪窜陕”，是应该被一举击溃的。
而在杨虎城这个“地头虎”看来，红军入陕就是军事“犯陕”。
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是一个性质，都是不受他所待见的不速之客，也万万得不到他的笑脸相迎。
不过，随着他们和红军的“短兵相接”，正所谓“挨打后方知疼”。
张学良和杨虎城终于发现，原先他们瞧不上眼的入陕红军，居然是自己军事生涯中难得一遇的“硬茬儿”。
原本张学良在给蒋介石背了黑锅，丢了东北之后。
不仅声名扫地，备受国人的恶语、冷眼，就连一向威风的东北军，看起来都灰头土脸的。
所以在“出国考察”回来后，张学良继续忍辱负重，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先从华北率军进入华中，之后又转战西北。
而这期间的所有筹谋，都是为了“进剿”红军。
但当时红军正在经历长征，所以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并没有机会和红军一战，也便寸功未建。
这也是为何等红军抵达陕西后，张学良认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可以“以逸待劳”，一举拿下“劳师远征”的红军。
结果在与红军交战3个月，尤其是在直罗镇战役之后。
张学良终于认识到，红军并不像他预想中那样的软弱不堪，反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对手。
也就是在这过程中，张学良渐渐地从心底里萌生起，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
同样的，当时杨虎城所率领的西北军，也经历了和东北军同样的震撼，并逐渐认识到红军真正的实力。
其实从这时起，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已经发现自己之前上了老蒋的当。
被当成了肆意玩弄、丢弃、摆布的棋子，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尤其是后来张学良请求蒋介石为自己补充损失的部队，结果蒋介石非但没有答应，还接连注销了他的两个师的番号。
并拒绝抚恤东北军阵亡将士之后，张学良已经深刻且清醒地认识到：
随蒋剿共并无出路，和平联共，共同抗日，或许才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出路。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意识到了这点，并恳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就只能同归于尽。所以我们要抗日，但首先要先停止内战。”
而这些，也无形中促成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为谁而变？在对红军的实力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并且意识到蒋介石的“攘外安内”策略根本行不通之后。
张、杨二人对红军和中共的态度，已然有了明显的变化。
以此思想转变为基础，张、杨之后以霹雳手段倒逼蒋介石停止内战的兵谏行动，也就是“西安事变”，才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剧照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安事变本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领，因“义”生勇、同仇敌忾为中国找到的一条明路。
综上也可以说，西安事变本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向我党和我军靠拢，而做出的“仗义之举”。
至于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大家也就都已知晓，那就是：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调整自己的政治、军事策略。
先将国内政党之间的矛盾束之高阁，率先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而这些，也无形中为后来红军的蓬勃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宝贵的机会。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多股势力的联合打压下，我党和我军的前途那才是真正的堪忧。
不过，当时的情况如此危急，我党和我军高层也早就看在眼里。
所以也为此提前做好了准备，并没有将全部的“宝”都押在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上。
对此，晚年的徐向前也曾透露过一个信息，那就是：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中央仍留了一招强有力杀手锏！
徐向前 左
至于这个杀手锏是什么，那就是鲜为人知的，中央预计要进行的“第二次长征”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当时西安事变没有发生，红军在接连大败东北军两次。
无力再接下第三次较量的时候，会选择再次“跑路”，重新开始“长征”。
为此，我党甚至还提前制订了所谓的“第二次长征计划”，那就是：
将红军分成东西两路，一路向西在西北地区继续打游击，一路则向东入晋。
前往东北方向持续抗日，以期在边打边“跑”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己。
如果中途计划失败，那红军则会向南迂回，途经河南、河北、湖北等，再次回到陕南会师。
好在，有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爱国将领在。
红军通过“西安事变”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机会，终于转危为安。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杨两位将领，还是红军的“救命恩人”！
事实上，当年确实是张学良先察觉了红军有“二次长征”的念头，便紧急通知红军先不要动，这才抓紧爆发了“西安事变”。
让我们向这两位爱国将领致敬！先生大义，当名垂千古！
参考资料：
1、《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险些又开始“第二次长征”》 澎湃新闻
2、《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61-64,共4页
3、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6期442-445,共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