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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十四日的《光明日报》“东风”版上，刊登了邓云乡先生的一篇大作，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其中所写的就是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对于“词家”之称，我虽然愧不敢当，但邓先生的大文则使我非常感动。

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邓先生其实只不过是到我家来，请我伯父改过几次药方，真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先生竟然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一种中国诗词的意境，仍然留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长久的记忆。而我自己，作为这所庭院的一个后人，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形成孕育于斯，我与这一座庭院，当然更有着说不尽割不断的，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

不过，这个庭院已经就快要从北京这一座文化古城中消失了，因为国家对这一片地方已有大规模的拆迁改建的计划。我家胡同西口对面的一排房子，目前已被拆成了一片断瓦颓垣。当然我也明白，不有旧的破坏何能有新的建设，我也愿意见到新的北京将有一片新的高楼大厦的兴起。

只是，正如邓先生大作中之所叙写，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则确曾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教学的途径。面对这一所院即将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乃是这一所庭院当年所曾培育出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

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余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甚多，这决非我个人之人力、财力之所能为。我对此也只好徒呼免免了不过，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之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则始终未改。

邓先生大作中曾经引了我十多年前的一句诗，我的原诗是"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终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许中屈杜魂。”我从一九七九年以来，曾回国在国内各大学讲学多次。最近这一次是从去年底回国来的，目前我就正住在邓先生文中所写的这一座四合院内。邓先生的大作既使我深受感动，因此遂忍不住想要写几句话，既可作为对邓先生之大文的回应，也可算是我对我家故居即将被拆除前的一点告别语吧。

我家原是满族人，我家的四合院是在我曾祖手中购置的。我的曾祖父讳联魁，是满清的二品武官，我的祖父讳中兴，是满清的翻译进士，曾在工部任职。我家大门上方原来悬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大门外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着一方小院，迎面就是邓先生文中所写的那面磨砖的影壁墙，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里面的门洞右边是门房，门房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

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前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间存放什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

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其后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我家前面的大四合院原是方砖铺的地。祖父不许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花和夹竹桃等花木。还有个大荷花缸，有时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原来是祖父母住北房，伯父母住东厢房，我父母住西厢房。我是父母的长女，我就是在西厢房出生的。

我才出生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又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脉房。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面，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花草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去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

我小的时候，父母没有送我进入一般的小学去读书，而是由姨母来做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的家庭教师。那时小我八岁的小弟还没有出生。只有我和大弟两个人，他读三字经，我读论语。另外还由伯父教我背诵一些唐诗。大概是我十一岁的时候，伯父就教我学着做诗。我当日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没有其他生活的体验，所以我家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我主要的写诗的题材。

记得有一年秋天，院里其他花草都已逐渐凋零，只有我移来的那丛竹子青翠依旧，我曾写了一首七绝小诗，说：“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又有年初夏，我家才拆下冬天防寒的屋门，换上了很宽的竹帘子，院内的榴花与枣花都在盛开，我就又写了一首七绝小诗，说：“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惟爱枣花香。”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雨后初晴，我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房屋脊上忽然染上了一抹初晴的落日余辉，而东房背后的碧空上，还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我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小令，说：“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人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这些都是我早年的极为幼稚的作品，若不是因为受了邓先生大文的感动，我是决不会将这些幼稚的作品公之于世的。邓先生在他的文章结尾处，曾经推测我之所以终生从事于诗词之教学与研读的原因，说：“我想察院胡同那所大四合院旧时的宁静气氛，对她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吧。”我现在就以我这些幼稚的作品，来向邓先生证实，他的推测应该乃是确实可信的。

最后我还要向邓先生做一点说明，事实上我家的院子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面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即使有一天它被全部拆除，它也将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