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沙丘2》都无疑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好莱坞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也不为过。
一方面，这是对“好莱坞电影对全球观众是否还有吸引力”的终极问答。目前的情况，《沙丘2》无疑还是能让人满意的，在北美的成绩非常出色，远超第一部，在其他国家也有较好的表现：
2024年第9周(2.26～3.3)，全球各国周票房冠军影片：
•中国：《第二十条》
•北美：《沙丘2》
•英国：《沙丘2》
•日本：《哆啦A梦：地球的交响乐》
•法国：《沙丘2》
•德国：《沙丘2》
•韩国：《破墓》
•西班牙：《沙丘2》
•意大利：《沙丘2》
•墨西哥：《沙丘2》
•澳大利亚：《沙丘2》
非常有趣的是，这里面偏偏中日韩不在其列。虽然本周在中国才刚刚上映，但比起其他影片比如已经上映一周的《周处除三害》也没有很大优势，虽然比起第一部来说已经好多了。
从内容上来讲，《沙丘2》也是维纶纽瓦影片中可观赏性比较好的一部，矛盾冲突剧烈，人物弧光鲜明，特效、场景也很宏大，没有不卖座的理由。
但我们依然不可忽视，在当下的世界电影市场中，《沙丘》系列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我两年前所说的“电影已死”开始。
一、困难
我在《电影已死》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之后，曾经无往而不利、创建了“漫威王朝”的漫威电影已经明确走入了下坡路，之后一系列“新”作，无论是《黑寡妇》、《永桓族》、《上气》等，均是要不口碑崩盘，要不不温不火，也只有《英雄无归》还略有当年漫威的一点荣光。而这种危机早在漫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已经凸显了。好莱坞的大导演，如马丁斯科塞斯，维伦纽瓦等，均发表过对漫威不满的言论。现在回头来看，漫威电影的模式化和对创意的扼杀确实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观众在漫威炮制的一部又一部流水线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视听享受，但回头来想想，似乎什么也没留下。这里面，剧情的套路化是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漫威电影，都是另类主角+童年阴影+天降异能+反派BOSS的结构，而这些BOSS也基本延续冷战时代好莱坞对敌对势力的想象。因此，这种情绪张力是刻板的，模式化的，一遍又一遍的上演这类故事，有点像奥特曼一集集永远在打怪兽一样，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而放眼世界，能取代漫威模式的却还没有，DC是个出品质量极不稳定的，并且在深层内核上，与漫威相差也是毫厘之间。
从那时候到现在，两年时间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去年一年，国产电影迎来了难得的复苏，而好莱坞在中国依然是一蹶不振，全年竟没有一部影片能过10亿，相比疫情之前，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而虽然去年好莱坞也有《芭比》《奥本海默》这样在市场或口碑上有出色表现的作品，但这些影片更像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成就的“孤品”，完全不像以往的漫威系列或其他类型片等，能够以无与伦比的王霸气质，引领一个时代。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谁有这样的气质，大概要数二十多年前的《指环王》系列，以及十多年前开始的漫威王朝了。
而《沙丘》能不能担起这个期待呢？从目前来看，我得说，不能说没有希望，但还是比较困难。
这并不是作品品质的问题，事实上，即便从最一般的工业流水线的角度，维纶纽瓦的《沙丘》系列的制作水平也是最顶级的，几乎无可挑剔。虽然我们可能从个别环节和细节上挑出一些问题，比如节奏、动作场面等等，但这本就是维导的特色，也无可厚非。
《沙丘》系列真正的困难在于，无法突破好莱坞既有的表达范式，而在“取悦观众”这个主要的搏金点上，又出现了逡巡的状态。
二、历史
说到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看。已经有很多文章讲过《沙丘》系列从原著到历史上改编作品的那些传奇经历了。总之，无论是从西方科幻小说的历史上，还是从改编影视剧的历程上，《沙丘》系列无疑是西方文化库藏中为数不多的既有影响力，又有经典意义，也没有被充分改编过的IP了。
这么一座“富矿”，出现的这么早，并且启迪了后续一大波经典作品，不限于《星球大战》《权力的游戏》《异形》等。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沙丘》的改编这么困难，维纶纽瓦又做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是仍有缺憾呢？
技术当然可能是一个原因，大多数人，即便并不怎么喜欢这部电影的，恐怕也不得不承认维导的《沙丘》系列在用影像复现大家想象中的沙丘世界上做的有多么出色，况且这一贯是维导的强项。
另一方面，真正的困难恐怕来源于作品的主旨。《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曾表达过，他写《沙丘》的目的就是破除范·沃格特（美国科幻小说家，以塑造超人类形象闻名）式的超级英雄形象。
虽然这么说，但《沙丘》原著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反英雄”，而是主角自始至终都在与自己的命运、他人的期待和内心的价值观纠缠，也就是说，主角所面临的矛盾首先是“内心交战”，其次才是他与外界、他人以及对立的力量的对决。
而在维导自己的解说中，则直接将这个主题点了出来，并且做出了“二元对立”式的人设。
也就是说，维纶纽瓦将主角保罗原本的内心交战自我矛盾的古希腊悲剧英雄式的人格，转换成了保罗VS契妮，这就是相对原著最大的改编。
事实上，契妮在原著中的人设并不是影片中这样，而是更像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这样的改编无疑加强了契妮这个人物的现代性，使得她具有了独立、坚强、追求自由平等等品质。
这样确实使得人物关系更具张力，也更方便导演“植入”更多适应现在、当下的观念。但同样的，这样的改编也让影片与原著产生了更多观感上的差异。
对于“反英雄”这一点，其实在当初原著问世的那个年代，就不是没有异议的。知名的科幻编辑坎贝尔（主编《惊奇杂志》，曾经发表了非常多科幻作家的著名作品）曾经拒绝了《沙丘》的第二部《沙丘救世主》，并愤怒地说到：
“科幻写手的反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持续清楚地表明他们需要英雄而不是反英雄人物，写强势人物的故事，用这些人影响别人，鼓舞别人……”
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在访谈中也说到：
我要先说明一个问题。坎贝尔拒绝了我的续作，他的理由是我在第二部小说里把保罗塑造成了一个“反英雄”，而他的杂志，有一说一，是完全建立在数不清的正面英雄角色上的。但是，注意，我的观点是：所谓英雄和反英雄的区别，只在于作者把故事讲到哪里。
而对于影片来说，维纶纽瓦对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契妮人设的改动，引发了这样一些问题。
原著中，契妮实际是那位生态学家列特凯恩斯的女儿，而凯恩斯实际是弗雷曼人的领袖（是的，斯蒂尔格只是二把手），而电影第一部中将凯恩斯改成了女性。
也就是说，电影淡化了原著中契妮的出身，将她改编成一个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女战士。
同时，从第二部的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弗雷曼人中也大致有两派，一派比较“现代”，相信科技、自由、平等这样一些价值，而另一派则比较“迷信”，相信预言，神谕，以斯蒂尔格为代表。
那么契妮这个人物则主要承担了向主角保罗、以及族人传播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帮助他们成长的责任。但我们从剧情中并没有得到交代，契妮的这些观念是哪里来的，似乎是因为长期处于与哈克南人的交战中，使得她不由自主的更相信德先生赛先生这样一些理念。
但斯蒂尔格也是长期与哈克南作战，他的思维却完全是另一幅样子。所以，这里契妮的人物特质显得缺少来由，更像是编导赋予的，略显悬浮。加上赞达亚的表演风格，更使得这个人物的特点虽然鲜明，但却欠缺一些说服力。
至于片尾，保罗以迎娶公主作为代价得到帝位，则是明显的权谋，而夹在两个女性中间的“窘态”，更让人分不清契妮的离去，到底是因为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还是不甘与他人“争夫”，就更加显得暧昧不清。这都是改编所带来的未知数。这些东西，可能需要在下一部中努力去填平。
三、出路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来总结一下，《沙丘》系列对于当下好莱坞的意义。
这儿我们先贴出几幅图来：
可以看出，无论是二十年前《指环王》系列中伊利亚伍德饰演的弗雷多，还是之前“荷兰弟”饰演的漫威系列新版的蜘蛛侠，还是当下《沙丘》系列中甜茶饰演的保罗，他们在造型、气质甚至妆发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甚至赞达亚在两部系列中都成为了主角的“女友”。
前面已经说了，《指环王》系列、漫威系列，以及当下的《沙丘》系列，堪称好莱坞最重磅的鸿篇巨制，是这个造梦工厂得以屹立在世界之巅的柱石之所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过去多么辉煌，好莱坞目前不得不面对各种问题，比如影响力下滑、创新乏力、观众审美疲劳等等。那么好莱坞究竟“尚能饭否”？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溯到我之前在《电影已死》中提到的那个问题：电影还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无疑，这些年来好莱坞尤其是以迪士尼漫威为代表的制片方的各种“骚操作”，让这个答案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观众的反馈也影响到了他们自身。据各路消息，迪士尼已经做出了各种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更换主管真人电影的主管肖恩拜利，放弃漫威多元宇宙，未来更多以男性观众为核心等。
回到《沙丘》系列，我之前已指出它作为科幻文学的“元典”而具有的不寻常地位。
而维纶纽瓦的“沙丘”电影版则从另一个方面试图重塑好莱坞的地位。一方面，沙丘的制作水平、视效、音效等仍为全球顶级水准，这无需讳言。
另一方面，沙丘的多线索、多元势力博弈甚至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PK，为科幻电影的“未来考古学”（弗里德里克 詹姆逊语）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并为后续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能需要放下那种“科技进步那么一切皆会进步”的线性发展观，其次需要以更开放包容的方式来面对作品的评议。
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说：“科幻小说一般被理解为试图想象不可想象的未来。但它最深层的主体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历时性当下。”布莱恩 奥尔蒂斯在《亿万年大狂欢 西方科幻小说史》中也写道：
正如弗兰克·赫伯特近几年所发现的,设计可能的未来成了一桩大的买卖。作为一个兴趣广泛的新闻记者,赫伯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压力下》(Under Pressure),1955 年在《惊异故事》上连载,随后是一连串相当标准的短篇科幻小说。然后他写了一部很长的作品,名为《沙丘世界》,1963年12月开始在大开本的《虚拟世界》上连载了三期,还配上约翰·熊赫尔(Schoenherr)作的很具启发性的插图。其中很多思想是《惊异故事》(或称《虚拟世界》)的标准产品。但是赫伯特把熟悉的彩线织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精密的锦缎,织进了强有力的神秘主义元素。在未来的银河系里,政治阴谋是常事,莫名其妙的宗教也是常事。但是赫伯特想出办法把这两条线索跟几个新的元素(首先是对行星阿拉基斯[Arrakis]、沙漠行星沙丘[Dune]的生态系统的兴趣)交织到了一起,由此创作出的东西比它的构成部分伟大了许多。虽然托尔金的伟大三部曲的第一版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他的伟大的“中洲”英雄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却是在1965 年出平装本时的事。《指环王》作品本身,尤其是它那惊人的成功,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指环王》虽然不是科幻小说,却强烈地吸引了科幻小说的读者和作者。它那神话般的力量和对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精细描绘大获全胜。技术科幻小说的中心地位从那以后就被推倒了，虽然这事可能令人遗憾--本书编者也并非最不遗憾的--托尔金的学识和受到的尊敬给了较优秀作家(大有可能是受到鼓励和获得好处的作家)巨大的力量,也给了科幻小说技巧更广阔的视野。
如果说，“构建世界”从来都是科幻小说家的目标和强项的话，那么科幻电影作为视听载体，承载着将作者和读者的想象力转换为银幕上的“现实”的作用。这也对人类的科技、美术和具体的执行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我们对自己想象力创造物的持续思辨和批判能力。毕竟，每一种想象经由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后，会更深的改变世界，而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
亚当 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写道：
不可否认,60年代科幻小说的主要成就与黄金时代硬科幻的关系其实并不大。这一时期,多部最重要的作品关切同一个主题:弥赛亚。虽然很多作品用各种技术方面和形式方面的创新来处理这一主题,也都在当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仅有数部写于60年代和 70年代初期的主要作品挺过了后世的无情淘汰,成为经典之作:海因莱因的《异乡异客》(1961),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1965),约翰·巴思的《羊孩贾尔斯》(1966),迈克尔·穆尔考克的《吉瑞·科尼利厄斯》系列中的第一部《最后的程序》(1968),以及菲利普·K.迪克在创作力最旺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艾德利治的三道印记》(1965)《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尤比克》(1966)。我之所以选择出这些作品,并不是仅仅因为通过弥赛亚喻象,它们恰好支持了本书的观点。它们是60年代最厚重而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同时也跻身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列。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J.R.R.托尔金的《指环王》(1951-1953,虽然出版于50年代,但是到60年代才造成轰动),这是一部深深沉浸于宗教的作品,对如赎罪、自由意志和道成肉身这些神学问题的沉思几乎到了陷溺的程度。在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见下文第269 页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弥赛亚冲动。对弥赛亚的这种持续迷恋,也许可以提出许多解释。毕竟,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披头士宣布他们等同于耶稣的时代(至少在名声角度看,他们达到了这一点),在这个时代,许多宗教和教派风生水起,许多人都将这时代诊断为一个终结,是水瓶座时代"的来临。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技术已经抵达了以前世代的世界末日预言之景象,60年代的科幻小说--通常以比较笨拙的方式--以一种狭隘的忧虑为标志,抓住了对核灭绝的那种恐惧，但是在核灭绝可能性并未走远(实际上今日武器之毁灭性程度远胜于60年代)的21 世纪的今天,却并没有激发类似的弥赛亚文学。另外,不仅是产生了关于弥赛亚主题的大量文化产品,更是产生了该主题的一系列大师作品,并且这些作品采取的是科幻小说的形式。简而言之,我认为这一弥赛亚转向与科幻小说这一文类的决定性逻辑的深层理由相关。当太空旅行(科幻小说的原叙事)仍旧展望一个想象未来的时候,未来事件影响了科幻小说之作为“超越”的风格(这个词是对逃逸速度的一个隐喻)。但是实际的太空旅行迅速(也是最终)揭示了自身即使脱离了地球也不过是一种世俗活动。以小说风格描述的太空旅行不再让读者心驰神往。作为神秘之旅的太空游记则更多地扣紧了时代的精神。在超越之处科幻小说回转到了它核心的原初焦虑之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新科学和技术,我们对宇宙的所有知识--这些是否不会致命地损害弥赛亚的独一无二性和有效性?千年危机(或者严格地说是二千年危机)是这种焦虑的一部分,但是60年代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向后看,而非向前看。科幻小说的决定性问题找到了继续前进的路途。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40-50年代的“黄金时代”科幻，到六七十年代的科幻新浪潮，所走过的一个历程正是从科技、经济的蓬勃发展到各种问题浮现、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对未来的构建产生了疑问和焦虑的一个过程，而这与当下的世界经济波云诡谲、产业转型和社会生态的嬗变也遥相呼应。
因此，《沙丘》系列电影的创作，绝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指环王》、“漫威”系列那样，仅为了实现梦想、或者“秀肌肉”的产物。它体现出的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多重思考，尤其是统治世界影坛十多年、曾经不可一世的漫威王朝在短短两三年的世界内便分崩离析、盛极而衰，更是加重了这种危机感和急迫性。
四、结果
那我们不禁要问，维纶纽瓦的《沙丘》系列到底有没有达到或者部分达到这样的目的，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未来又如何呢？
这方面，我觉得维导的《沙丘》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一半是当下好莱坞的“痼疾”、在电影中得到了部分的尝试，但仍就没有解决的。另一部分则仍然隐藏在黑暗中。
正如上面分析所说，维导将原著的“反英雄”属性从主角保罗身上分裂出来，置换成保罗VS契妮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方式，虽然讨巧，但最终的效果却有疑问。因为相对于保罗的成长史的相对透明，契妮这方面的人物塑造是单薄的，甚至是缺失的，加上赞达亚本人的演技并不能有效将这个角色“撑住”变得立体，那么可以想见，除非维导在第三部中给契妮“加戏”，否则她不得不在整部电影三部曲中，成为一个在观众看来明显被开了金手指的角色。
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点在于，在当下好莱坞“超级英雄”全面退潮的情况下，一个“反英雄”叙事能否担起挑大梁的任务，是存疑的。正如《指环王》的结尾有阿拉贡的“人王”王者归来，《复仇者联盟》最后有钢铁侠“舍生而取义”一样，一种史诗式的、“宇宙”级别的叙事，总是需要撑起一些价值才能够逻辑自洽，能够让观众久久回味难以忘怀，乃至继续推动产业的发展。
这倒让我们理解了影片的一些做法，比如第二部的菲德罗萨 哈克南是个非常重要的反派，却在全片过半才出场，而刚经过一些桥段将其形象塑造出来，就在结尾非常“草率”地被保罗干掉了。这样会让人觉得这个反派虎头蛇尾，虚张声势。
但仔细一想又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第一这个角色并不是贯穿全书的大BOSS，第二如果将他的形象塑造的过于强势，又会让保罗最终杀掉他的结局显得更为欠缺说服力，更不用说演员甜茶的气场本身就弱于奥斯汀巴特勒。
所以，核心还是在于，《沙丘》系列到底准备树立起怎样的价值？而这，无疑只能在接下来的《沙丘3》中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