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若未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牺牲，其是否会被授予大将军衔？作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我军职务最高将领，被主席赞誉为“炮兵元帅”，若活着参加授衔，会是大将？上将？还是中将？
主流观点认为：需结合其历史贡献、职务级别及1955年授衔标准综合分析。从现有历史逻辑推断，他更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而非大将军衔，因为他未能入选新中国当代36位军事家行列，具体分析如下：
一、朱瑞的历史地位与职务
1. 红军时期
朱瑞1928年入党，曾赴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后参与中央苏区建设。长征期间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属军团级干部，但未进入方面军或中央军委核心层。同期十大元帅中，林彪、聂荣臻等此时已是军团或方面军级主官。
2. 抗战时期
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与徐向前搭档），后调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专注于炮兵人才培养。相比同期大将（如徐海东、黄克诚等直接指挥主力部队作战），其军事实践相对有限。
3. 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野战军（四野前身）炮兵司令员，为解放军炮兵建设奠定基础。但1948年牺牲时职务仍为专业兵种负责人，未晋升至野战军或兵团级主官（如大将萧劲光时任四野副司令员）。
二、1955年授衔标准的关键要素
1. 资历与“山头”平衡
大将军衔授予对象需满足：
红军时期师级以上职务（如粟裕为红十军团参谋长）；
抗战时期八路军旅级或新四军师级干部（如徐海东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副职或兵团司令员（如许光达任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
朱瑞在红军和抗战时期的职务层级稍逊于多数大将。
2. 兵种与职务特殊性
炮兵在解放军中的地位虽重要，但1955年授衔更侧重综合指挥能力。同期炮兵将领如苏进（原四野炮兵副司令员）仅授少将，可见专业兵种负责人军衔普遍偏低。
3. “烈士因素”的局限性
1955年授衔对烈士追授军衔极为谨慎（如左权未授衔），即便朱瑞幸存，仍需按实际任职评定，难以因牺牲而破格拔高。
三、参照对比：类似履历将领的授衔结果
陈锡联（上将）：抗战时任八路军129师旅长，解放战争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资历与战功高于朱瑞。
许光达（大将）：红军时期职务与朱瑞相近，但解放战争任一野兵团司令员且主动申请降衔，最终因“红二方面军代表”身份授大将。
苏进（少将）：四野炮兵副司令员，与朱瑞职务相似但军衔低两级。
由此可见，朱瑞若在世，更可能参照陈锡联、陈士榘（上将）等兵团级将领的授衔结果。
四、可能性推演：上限上将，下限中将
1. 若继续深耕炮兵领域
可能留任炮兵司令部（1950年成立），作为技术兵种代表授上将（类似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授上将）。
2. 若转任野战军副职或兵团主官
需在1948年后晋升至四野副司令员或兵团司令员级别，方有可能竞争大将，但当时四野已有萧劲光、黄克诚等资深将领，晋升空间有限。
3. 政治因素考量
若其在建国后进入总参谋部或国防科委，或可凭借炮兵现代化贡献获更高职务，但大将军衔仍需突破资历限制，可能性较低。
结语：专业贡献与综合资历的权衡
朱瑞对解放军炮兵发展的奠基性贡献不可磨灭，但其军事生涯集中于专业化领域，缺乏统帅大兵团作战的经历，在1955年“战功为主、兼顾平衡”的授衔体系中，上将是更合理的定位。大将军衔通常要求兼具早期革命资历、主力部队指挥经验与战略层面影响力，而朱瑞的历史轨迹与此尚有距离。
个人观点：朱瑞虽未能入选新中国当代36位军事家，若参加授衔，也会是大将之一，理由如下：
一、红军时期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并不低，高过大部分上将和部分大将。
二、抗战时期曾与徐向前搭档，平级，徐向前任纵队司令，朱瑞是政委，级别同样不低。
三、牺牲时是四野炮兵司令员，属于特殊兵种，对我军炮兵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这三点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