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秦城的？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阎长贵的故事。
读完他的故事，你或许会对历史的洪流和个人的命运有更深刻的理解。
1968年1月9号，北风呼啸，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秦城监狱的高墙上。
阎长贵裹紧了单薄的棉衣，瑟瑟发抖。
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一年前，他还身处灯火辉煌的钓鱼台11号楼，担任伟人妻子的机要秘书。
而如今，他却成了这里的“座上宾”。
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如坠冰窟，浑身发冷。
时间回到1961年，风华正茂的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
这在当时可是个“金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
可阎长贵，这个聊城小伙，偏偏就进去了。
为啥？
因为他“白专”——专业知识过硬，政治上没那么“红”。
聊城，古称东昌府，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当地人说，聊城是一只凤凰落脚的地方，所以才出了阎长贵这样的人才。
谁又能想到，这只“凤凰”最终却落进了秦城。
在《红旗》杂志社，阎长贵遇到了关锋，哲学组组长。
关锋对这个科班出身的小伙子很是器重，倾囊相授，几乎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关门弟子。
阎长贵也争气，工作勤勤恳恳，文章写得也是有板有眼。
可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不敏锐”，对政治风向不太敏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情商”低。
后来，他调到了信访组，负责处理江青的信件。
这工作可不轻松，每天要处理堆积如山的信件，经常熬夜加班。
信访组的领导戚本禹，也是个山东大汉，性格直爽，和阎长贵很谈得来。
戚本禹欣赏阎长贵的才华和踏实肯干，两人关系密切。
谁知道，这层关系，后来也成了阎长贵命运的转折点。
1967年，钓鱼台11号楼要选一位机要秘书。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秘书职位，而是直接为伟人妻子服务，政治意义非同寻常。
戚本禹本来是最佳人选，但他觉得自己性格粗犷，不适合做这种需要细致入微的工作，就把阎长贵推荐了上去。
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候选人，阎长贵并不占优势。
但他的社会关系简单，家庭背景清白，工作认真细致，写作能力出众，最终被选中了。
他自己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后来才知道，是戚本禹在背后使了力。
阎长贵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进了钓鱼台11号楼，成了这里的首任机要秘书。
他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处理文件、接听电话，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危险的边缘。
关锋得知阎长贵当了11号楼的秘书，曾私下里跟人说：“这小子不敏锐，迟早要出事。”一语成谶。
1967年8月，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星期后，阎长贵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
他当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埋头工作，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问心无愧。
1967年国庆节后，一个名叫杨银禄的年轻人来到11号楼。
阎长贵以为是来给他当助手的，心里还暗自高兴。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杨银禄是来接替他的。
1968年1月8日，杨银禄奔丧回来。
第二天，阎长贵带着他去见11号楼的主人。
结果，主人一见到杨银禄，就问阎长贵：“他回来了，你还在这儿干嘛？”阎长贵顿时傻了眼。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从风光无限的钓鱼台到阴森恐怖的秦城，仅仅一年时间，阎长贵的人生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历史上，像阎长贵这样命运跌宕起伏的人物并不少见。
他们或许才华横溢，或许兢兢业业，但最终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的故事，不仅令人唏嘘，更引人深思。
阎长贵的悲剧，在于他的“不敏锐”，在于他缺乏政治洞察力。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嗅觉迟钝，往往比能力不足更致命。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