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在天启末年爆发，并迅速席卷整个陕西，并很快波及到山西，进而进入河南。
其实明军曾经有多次机会消灭农民军:一是在秦，也就是在陕西。因为农民军的发源地就是在陕西，在开始的时候，农民军的势力尚且弱小，也没有什么战略，且大多为乌合之众，而且陕西多山地，不利于农民军行军。如果这个时候明军来攻，农民军势必会逃入深山密林之中，如果再以大军进剿，农民军势必失败。明军曾经有的两次大胜:俘获高迎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逃入商洛山中，都是在陕西境内完成的。
但是，农民军却在明军的攻击下，从陕西逃往山西，然后逃至河南。中原地区一马平川。后面即便杨嗣昌制定了严密的十面张网计划，但依旧无法彻底消灭已经势大的农民军。
那么，农民军为何如此难以消灭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一是招兵。由于此时民不聊生，流民遍地，流民中的青壮年为了生存下去，不被饿死，大量加入农民军中，所以农民军根本不需要像明军一样征兵。这里可能要问，流民从哪里的？流民实际上就是破产的农民，由于不断的加饷，不堪重负而逃离家乡。
吴应箕是明末著名学者、抗清人士。他在河南，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所到之处，田地的界限都还在，但是全部长满杂草，无一耕种，而田间的黄茅白草，一眼望不到边际。他经过询问才知道，因为税赋远高于田地产出，农民宁可逃亡，也不要土地。因为税赋太重，所收的粮食全部交上去都不够交税。
一边是良田荒芜无人耕种，一边是百姓逃亡和大量饿死，如此匪夷所思的场景，让人不禁唏嘘和叹息。
而那些逃离家乡的流民，成为农民军源源不断的兵源，可以说，明朝不解决流民问题，就无法大根本解决农民军问题。
二是饷银。农民军打下城池之后，城内的储藏和富户的财产都成了战利品，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像明军一样输饷。而反观明军，人马还没动就是安家银，人员、马匹都是费用，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加饷，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让朝廷和百姓都喘不过气来，而财政困局正是大明倾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自成在打下洛阳之后，打开福王的仓库，发现里面粮食堆积如山，很多都已经烂了，遂开仓放粮，整个中原大地都为之震动，数百万百姓纷纷扛着李自成的旗帜往洛阳而来，李自成的实力大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是惩罚。农民军能战则战，不能战就丢了城池远遁，也没有人会遭到惩罚。反观明军则不一样，但凡战场失利，崇祯皇帝必定会杀文官武将以泄愤。杨鹤原本用招抚的方法来解决农民军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朝廷拨款不够，根本不足以安抚流民，也无法恢复农业生产，最终由杨鹤背锅，发配充军；贺人龙是一名悍将，但崇祯帝因为他和李自成同为米脂县人而怀疑他，所以杀了他；孙传庭因为意见不和，被下到监狱，等等。明朝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人才一个一个被杀，一个一个进了监狱。后来崇祯帝在无人可用的时候，竟然不得不从监狱里放人出来，比如:孙传统、侯恂、傅宗龙等等。
四是农民军顽强的生命力。农民军战败即逃走了，明军虽然缴获了辎重，斩获了老弱，但是农民军剽掠几日，有了财，有了人，很快就恢复了元气，而且旧部来归，势力更甚从前。
五是明军将领养寇自重，又以文官统兵，还经常内斗。明军的统兵者都是文官，他们害怕箭矢，又不能骑马，常常为将士们所轻。这一点上是有例子的。熊文灿上任的时候，左良玉看不起他，故意在明军内部制造矛盾。熊文灿没办法，只好将自己带来的2000火枪手大部分解散。
有个叫翰林叫刘之纶，他见国家有事，遂主动请缨，崇祯帝大喜，于是让他担任总兵。刘之纶一介书生，哪里会带什么兵，在战场上战死。朝中大臣得知他死后，争相庆贺“老刘死矣”。因为他一个区区翰林，得到崇祯帝的赏识而迅速高升，这是其他官员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明军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统帅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都是有谋略之辈；总兵虎大威、曹文诏、左良玉、曹变蛟、猛如虎、尤世威、周遇吉、贺人龙、黄得功、高杰等都是善战之辈。他们兵精粮足，虽然取得一些战果，却无法彻底消灭农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