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到解放战争后期我军的战斗序列时，各大野战军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四野的“林罗刘谭”，三野的“陈粟谭张”，二野的“刘邓”，一野相对规模较小，除了“彭”之外，“王”、“许”等人的存在感也不容小觑。
我军一直以来都是走的军政一体路线，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犹如四根支柱，支撑起了一个野战军的指挥框架。
但是唯独二野比较特殊，“刘邓”的名气大家耳熟能详，参谋长李达在军事上也有所造诣，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可当提到二野的政治部主任时，却鲜有人知道，在55年大授衔时，毛主席甚至明确表示：“此人不授衔！”这位在邓公身后默默付出的人，难道真的贡献不足吗？
乡下的教书匠这位被毛主席“撤销”军衔的人名叫张际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小村庄，相比于家庭贫困的革命者，张际春的家境稍好，家中有一亩三分地，起码没到拉饥荒的地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家日子过的很悠闲，张父有点小手艺，田里的活儿不多时，一般都会在家里编筐，虽说张家的米缸里一直都有余粮，张父手上的老茧却越来越厚。
张父吃了一辈子没文化的苦，自然知道“知识改变命运”这一道理，当下兵荒马乱，好好读书，将来在朝廷某个一官半职，不仅光宗耀祖，娃将来日子过的也能轻松些。
所以，张父宁可砸锅卖铁也没让儿子在受教育上落后。然而，张际春刚一出生就见证了“庚子国难”，再加上当时的私塾老师是个进步之士，从小就给他灌输家国情怀，所以张际春的志向早已超过了父亲对他的期望。
1911年，清政府倒台了，许多迂腐文人痛哭流涕，感慨自己半生的书白读了。但张际春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眼里，那个腐朽不堪的清政府不值得他去服务，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成为孙文先生一样的人。
高小毕业后，张际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三师范学院，但是高昂的学费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于是张际春只能半工半读，白天在学校里上课，晚上帮着父亲去街头卖竹筐，就这样凭借着一家人的省吃俭用，张际春完成了学业。
张际春认为，北洋政府为了自身统治，与西方列强眉来眼去，本质上与卖国的清政府没有区别，所以他没有选择为北洋政府效力，而是回到了家乡的一所不知名小学当起了教书匠。
虽说职业道路被自己走窄了，但张际春在当地收获了极大的声望，首先小地方原本读书人就极为稀缺，再加上张际春性格谦逊，善于沟通，很快他就在当地一呼百应。
二十年代初，“十月革命”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大革命期间，张际春利用自身影响力多次发起学生运动，他在宣传工作方面的天赋得以体现。
除此之外，张际春还回到乡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多次开展打土豪活动，在他的号召下，当地农民开始觉醒，地主在当地的统治摇摇欲坠。由此可见，张际春虽说入党时间比较晚，但在革命方面的资历，被授予大将也毫不为过。
一个不起眼的教书匠竟然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张际春很快便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并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毕竟国民党是由自己的偶像孙文先生创建，而且加入国民党后张际春能够更加方便的开展工农运动，所以他欣然接受，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党员，并继续在当地从事宣传工作。
其实当时的国民党与张际春的革命理想还算吻合，但这一切都随着孙文先生的去世而改变，国民党内部各大派系明争暗斗，早已将孙先生的遗言忘到了脑后，而且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开始滋生，与旧军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心怀正义的张际春多次写信向上级反映部队的腐败情况，但各级军官层层包庇，反映问题的人反而被处处穿小鞋，这让张际春极为寒心。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行径令人作呕，张际春开始意识到国民党并不能代表中国革命的未来，主张拥抱广大工农阶级的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摆脱羸弱。
当时蒋介石已经开始了清共政策，以张际春的工作能力，留下来意味着高官厚禄，离开则意味着前途未卜，但为了自己的理想，张际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
假如中山舰事件算是蒋介石阴暗内心的初现端倪，那么一年之后的“四一二政变”则是图穷匕见。
危机时刻，张际春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带领一支队伍几经周折，前去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合。
宣传工作的天才1928年4月，张际春跟随朱德来到了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毛主席第一次与张际春见面，两人相谈甚欢，毛主席对张际春领导工农运动的行为表示了肯定，还赞美他是“抵挡千军万马的雄狮”。
张际春则谦逊的说道：“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时，您在台上，我在台下，您是老师，我是学生。”
原来1922年毛主席曾前往张际春所在的学校进行过一次讲座，张际春对毛主席的言谈举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毛主席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张际春每一篇都会精读。
初到井冈山，张际春的部队被编入了毛主席直接指挥的红四军，毛主席还任命他为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刚一上任，张际春便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前往王佐部开展政治工作。
王佐的部队是最早来到井冈山的队伍之一，这支部队虽说也是由农民组成，但略带匪气，虽说同样有斗争精神，但思想方面距离革命者还有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战，要想感化这支部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授予开国上将的宋任穷当时还是张际春的下属，宋任穷回忆：“张际春深入这支部队，与士兵同吃同住，和同志们打成了一片，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注入了这支绿林武装。”在张际春的努力下，王佐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从五次反“围剿”到陕北会师，红军经历的多次危难时刻，张际春虽说很少参与军事指挥，但却始终在背后默默付出，正是因为他出色的完成了宣传工作，红军才能在困难面前团结一致，顽强斗争。
比如懋功会议之后，张国焘妄图在党内搞分裂，张际春坚定的和党中央站在一起，利用自己所创办的报刊《烘炉》抨击张国焘，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红军抵达陕北后，张际春在抗日军政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从教育科长一直干到了政委。即便后来张际春没有参加授衔，很多抗大毕业的开国将军见到他时依然会毕恭毕敬的叫上一声“老师”。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际春被调往了中原野战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成为了“刘邓”的好帮手，或许是因为“刘邓”的贡献过于突出，以至于张际春在中野显得像是个透明人。
其实不然，中野的情况比较特殊，邓公虽说是政委，但经常协助刘伯承在军事方面进行决策，所以中野的政治工作基本都是由张际春负责。
刘伯承曾评价张际春：“张际春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公也不吝自己的赞美：“张际春同志不止有功劳，还有苦劳。”
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中野刚刚在鲁西南经历了一场恶战，部队物资紧缺，张际春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四处筹集物资，为部队后续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中野在大别山区应对国民党的“围剿”时处境艰难，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许多战士对未来感到迷茫，张际春经常深入到连级单位与战士们交谈，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表明部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对全局的意义。
张际春之所以能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更好的开展政治工作，这和他的一项能力脱离不了关系，战士们评价他是“最不像文化人的文化人”，他总是能用最接地气的话将深奥的道理讲明白。
淮海战役后，二野向军委递交关于思想情况的报告由张际春主笔，内容严谨又不失风趣，毛主席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报告我们应该提倡，生动形象，谁都能看懂。”
其实张际春一直以来都是二野的三号人物，当时二也前委共有5人，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各个文件中，张际春这个名字一直都位于“刘邓”之后，甚至要比后来被授予大将的陈赓地位还要高。
只不过是因为张际春处事过于低调，所以显得存在感不足。有一次二野举行展览活动，墙上挂着刘、邓、张三人的照面，张际春看到后坚决要求工作人员将自己的照片撤下，还说：“我只是二野的一个勤务兵，怎么能和两位首长并列？”
“此人不授衔”渡江战役之后，张际春跟随二野挺进西南，他先后担任西南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虽说当时全国已经解放，但西南地区匪患严重，对待这些土匪，光靠武力讨伐是不够的，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匪患问题，笔杆子比枪杆子更为重要，只有在思想上对其进行改造，他们才会永远不会和人民站在对立面，对于国民党军的降兵降将亦是如此。
为了西南边陲的安定，张际春长久扎根于此，直到1954年，张际春被调到了中宣部担任副部长，这也意味着他27年的军旅生涯正式告一段落。
因为评衔工作在他调任到中宣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军衔评定委员会是将张际春考虑在内的。但毛主席审阅过名单后却用笔将他的名字划掉，并说：“此人不授衔。”
毛主席的本意是，张际春宣传工作做的更加出色，如今国内外环境已经趋于和平，经济建设明显比军队建设更为重要，像张际春这样的人才，中央另有其用。
虽说张际春已经被调到了中央工作，但他的革命生涯大多数都和军队打交道，而且军衔评定工作尘埃落定时他也仅仅被调到中宣部不足一年，这种情况下，张际春获得一个象征军人荣誉的军衔也无可厚非。
周总理得知情况后担心张际春心里不平衡，于是亲自找他去谈话，询问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张际春却淡然的说道：“有军衔固然好，没有也不要紧，关键是能够做好工作就行，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中央，都是一样的。”
之后的十几年里，张际春在文化宣传领域兢兢业业，多次推动新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改革，直到1968年因病去世。
结语雷锋同志曾在日记上写道：“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犹如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机器正是因为每一颗螺丝钉的固定，才成为了一个坚实的集体。”张际春的一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螺丝钉精神”。
其实除了张际春之外，我军还有好多高级将领为军队奉献半生，却没有参加授衔，比如邓公、滕代远、李先念、程子华、谭振林等，这些人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大将甚至元帅军衔，但为了国家的发展，他们放弃了这一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