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925年），王明争取被列入赴苏留学人员群体。这是他自己有意识的决定。显然，这源于他到了一定年龄（1925 年他 21 岁）时对我国（苏联）和中俄关系的态度。

1925年12月25日，陈绍禹乘坐苏联蒸汽轮船前往苏联。同船抵达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蔡和森、李立三等人。

陈绍宇是第一批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大学生。大学于1926年3月14日开课。

陈绍禹是共青团小组主席团成员，同时也是中山大学俄联共（布）小组主席团成员，在两个部门都负责宣传工作。

他积极反对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影响的 “中共莫斯科小组”的活动。在他看来，这个小组反对研究列宁主义、苏联经验，也反对学习俄语。可以断言，每个党员都只是一个小螺钉，而领袖则是一个拿着扳手的师傅。（第66页）在王明看来，“莫斯科小组 ”所采用的方法与1942年延安 “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方法非常相似。（第67页）

根据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散了“莫斯科小组”。根据俄联共（布）小组主席团的决定，陈绍禹撰写了《从不同侧面看莫斯科小组》一文。（第67页）

1926年底，陈绍禹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东干共产党员马俊当上了这个公社的书记。（第68页）陈绍禹当年有个笔名叫“戈卢别夫”。1927年初，陈绍禹被吸收为俄联共（布）党员。

因此，陈绍禹在苏联的第一次逗留，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年左右。他于1925年底抵达我国，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即整个1926年和1927年不到两个。

一位年轻的中国人来到莫斯科后，发现自己的处境异常艰难。

来苏联之前，他不懂俄语。为了掌握俄语，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俄语不仅是为了自己，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和学习，也不仅是为了开始阅读文学作品。首先，要阅读俄语政治文献，通过俄语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还要能够与来自苏联的人交谈，而且是与最高政治级别的人交谈。在已知场合担任翻译。生活需要这样做。这一切，正是陈绍禹自己所追求的。结果发现，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能够迅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只用了一年时间。

但是，更进一步说，陈绍禹抵达莫斯科时发现自己正处于某种“如火如荼的政治十字路口”。他还必须与来自中国的人达成谅解，这些人既有共产党员，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支持者，也有被派往苏联学习的国民党员。

不仅如此，他还必须与俄联共（布）（苏联）的代表打交道，了解苏方对中国革命力量的政策。

因此，他立即需要下定决心，确定自己对 “苏维埃同志 ”政策的态度。

而此时，在俄联共（布）党内，包括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陈绍禹在这场战斗中也不得不选择阵营。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当时，像陈绍禹这样来自中国的人必须成为两个政党的成员：俄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

高度复杂的政治局势要求做出迅速而明智的反应。

事实证明，陈绍禹已经为这样的生活和活动做好了准备。

这里还应该指出，陈绍禹坚定地站在赞成与苏联代表结盟的人一边。他谴责陈独秀的支持者怀疑 “苏维埃方面”。他还反感陈独秀及其支持者将普通党员视为 “小螺钉”，而将自己视为“挥动扳手的师傅”的倾向。因此，陈绍禹最初显然出于他的天性，既支持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又反对共产党内的**崇拜，还反对所谓所有中国人都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外国人（显然首先是苏联人）的观点。

最后，陈绍禹面临的困难还在于他必须适应共产国际的存在和活动。

这里的关键是，共产国际当然在许多方面依赖于苏联的俄联共（布）。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国际组织，涉及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人员。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赢得或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任，这一切都需要陈绍禹去做。他能够胜任这项任务。当然，***对所有人和所有事，包括对自己内部的人和事，都存在着固有的不信任和怀疑，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1926年新年前抵达苏联的陈绍禹在1927年初就已成为俄联共（布）党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某种信任，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赞成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建立持久联盟的人。

还需要注意另一个细节。陈绍禹在莫斯科与马俊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马俊不是汉人，而是东干人。无论如何，汉族人与东干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并非普遍现象。马骏后来成为周恩来的亲密合作者。显然，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方面政策的看法，使陈绍禹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和某些情况下找到共同点，特别是与周恩来和马骏。这也说明，陈绍禹有多方面的能力和才能，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才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才能，他才能吸引人，结识人，交到朋友。

总之，陈绍禹在苏联居住的第一年就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适合参加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政治活动。

除此之外，这里还必须补充以下几点。

陈绍禹的命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思考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在这两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能够真诚相待、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与此同时，这些注定不简单。他们的命运往往很悲惨。特别是由于那些领导层，尤其是*****的政策和行动，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怀疑和不信任非中国人，即我们国家的人民。

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些话之外，似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要努力了解当时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什么。

陈独秀（1879-1942年）从1921年至1927年担任党的领袖。

很显然，鉴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观点，陈独秀本人确实接受了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是必要且可能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种 “中共与国民党或国民党与中共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合作 ”不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而是一条符合中共和国民党共同利益的路线。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两党，即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中共陈独秀的领导下，在本质上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但确实想到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争取共同利益的斗争中结盟或合作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早在 1926 年，莫斯科的形势就已经表明，莫斯科支持陈独秀观点的人倾向于更加重视或优先考虑中国人的凝聚力，即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人的凝聚力，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的凝聚力。-

陈绍禹当时的想法是，中苏共产党人的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比强调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和共产国际的独立、分离、孤立更重要。

看来，正是陈绍禹的这一思想立场决定了他的整个未来。

我认为，陈绍宇的这一立场体现了一种符合事实、客观现实和客观巧合的倾向，不仅符合各国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且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的根本利益，即我们两个民族的根本利益。

事实证明，陈绍禹基于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的理解，坚定地支持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联盟和友谊。

从表面上看，在当时的情况下，表现为共产国际、其机关、其领导人、其工作人员之间，以及俄联共（布）、其机关、其领导人、其工作人员与陈少宇之间建立了信任。

王明主张中国与共产国际合作，与俄联共（布）合作，与我们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合作，因为他确信，中国人民、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