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高竞*文
我自1936年起至1943年这七年都是在刘峙那里工作，兹就记忆所及写一些有关刘峙的情况。
抗日军兴，刘峙督师。保定失败后，刘诗溜回开封。当时国内舆论对刘峙很不利，蒋介石为了欺骗国人，也想把保定失败的责任一起推到刘峙身上。特别是宋美龄、陈诚都向蒋介石进言，力主枪毙刘峙，宋之所以恨刘，是因为西安事变时，宋在洛阳当面要刘峙不要发兵攻西安，刘指责宋系妇女之见，宋乃借此机会报复。这时刘峙的靠山何应钦，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替刘说话，刘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但蒋介石想借刀杀人，将这一问题请冯玉祥决定。冯向蒋说，刘经扶在保定的一切措施都是请示过你的，现把责任一概推到刘身上，恐将士不服。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他身为大将，独当一面，不知选择适合时机的处置吗?冯说：假使中原大战时，刘经扶不一切向你请示，你又将何以置之，平时你既养成他一切请示于你的习惯，刘系庸才，国人皆知，杀与不杀由你决定，但杀了并不能掩饰失败之责。结果蒋介石只好以“撤职查办”四字处置刘峙。何应钦当时曾以长途电话告刘，我当时任通讯排长，刘有重要电话，我都设法窃听。蒋介石决定对刘峙的处置后，乃派专机去开封接刘往南京，刘之幕僚咸主张刘不能去，刘心中有数，竟不犹豫登机前往，并于下机后即往谒蒋，倾听蒋对他的责备后，他把失败责任又完全推到他当时的参谋长刘德芳身上，说他事先指示刘德芳预拟失败后如何撤退的计划，刘德芳没有执行，以致战事失利后，在日机狂炸下，通信联络中断，部队失去指挥。蒋得悉此情后，又下一手令交何应钦：“刘德芳永不录用”。何应钦在执行蒋介石的手令中，只对“撤职”二字作了一些文章，“查办”并没有交军法执行，同时还密令刘峙担任陆军第一区督练公署长官，负责组训八个师，以便刘尔后再起。
刘峙由南京回开封后，对他的新职务秘而不宣，刘之部下见刘垮台，均各自找寻出路，这事刘峙认为很伤心，说这些都是没有气节的人，所以后来这些人再找刘要工作，刘一概不理。刘德芳虽被处以永不录用之罪，但刘峙始终觉得内心有愧，以后经常以中将总参议名义安置刘德芳，只是不向铨叙厅报案。
不久蒋介石又给刘峙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但在报上未予发表，各方面知道的人很少。刘峙也并没有到第一战区长官部去办公。只是就第一区陆军督练公署的基础，改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机关改迁洛阳，表面上是准备将来在豫西抗日，实际是暂时避免担负指挥抗战的责任。同时开封经常受日机轰炸，洛阳西宫营房内由祝绍周筑有能容数千人的坚固防空洞，故刘坚决向何应钦要求迁驻洛阳。
刘峙驻洛阳本有指挥豫西抗日的任务，但开封未陷落以前，基本不怕日军威胁、后来郑州失守，第一战区长官部迁洛阳，刘峙感到日军己向他迫近，与其高级幕僚商讨后，亲自飞往重庆见何应钦、蒋介石，结果调刘为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刘峙把这一消息电告洛阳，他的一些部下都欣喜若狂，因刘之左右经保定之役后，都被日军吓破了胆，只要有向后溜的机会就溜。刘于六月间回到洛阳，谈出在重庆时的经过，说蒋介石的手令是委刘为鄂湘川黔边区绥靖主任，陈诚把绥靖二字划去了，刘一去就向蒋力争，蒋乃加委刘为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刘得到长官名义才觉得满意。
鄂湘川黔边区公署设在宜昌，由洛阳迁宜昌，当时还可乘火车（因郑州西筑有一岔道），但刘之幕僚深恐不安定，结果取道南阳、襄樊，费时甚久。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恐日出发。
刘峙在宜昌的所谓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的任务，又是编练和准备在鄂西抗日，表面上看起来刘峙还在想建立一支亲信部队再参加抗战行列，事实刘峙对掌握实力，是又感兴趣又不感兴趣，他在洛阳所练的八个师，能够作战的只有河南保安团改编的第九十军（彭进之任军长）。当时大家主张刘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军，但当何应钦在重庆问刘峙是到底愿意在洛阳还是迁宜昌时，刘明知如果迁宜昌在日军逼进的情况下，九十军是不能带走的，刘还是选择愿迁宜昌，结果胡宗南马上电蒋派李文去洛阳接替九十军军长，把刘峙所练的八个师一齐吞并过去了。事后刘一方面认为丢掉部队可惜，一方面又向下属说，自己所以是蒋的忠实信徒，就是因为自己不拥兵自重，所以得蒋的信任。刘峙还经常骂那些在蒋介石下面组织小派系的人，说自己什么派也不参加，仅仅是一个真正的蒋派。但当时刘的部下也都知道，刘峙是何应钦派，有事总是先电话向何请示再采取措施，每次去见蒋介石前必先见何应钦。
刘峙驻宜昌是 1938 年8月到 1938 年冬，表面上是在鄂西抗日，实际还是刘一步步向后方龟缩的掩护。武汉失守后，刘峙在宜昌外围并没有做一点国防工事，在宜昌训练的新军也没有一点作战能力。而且除由宜昌师管区补充因临时改编的严啸虎一师还掌握在刘手中外，其余都调走了。因此武汉失守后，刘峙感到非常恐慌，武汉撤退很混乱，四川军队十万余由武汉西撤宜昌，高级军官大半弃部先逃，形成群龙无首状态。蒋介石令刘峙负责收容，并在荆沙之线组织抵抗，并电告刘峙拟在宜昌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询刘是否愿担任长官。刘峙虽不得不进到十里铺去收容西撤川军，但对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敢接受，与高级幕僚会商终日，结果还是去电谢绝。电文有“国土目措，将多兵少；十羊九牧，于事何补”。建议五战区长官部驻宜昌，自己仍向后退，请求将鄂湘川黔边区公署迁黔江县。后来日军并未立即向宜昌前进，陈诚又抢去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刘峙又深深表示后悔，责备当时主张最力和草拟电文的周仲堪误了他的事。
1938年12月，刘峙去重庆，为的是怕驻到黔江后会受到鄂西陈诚的刁难，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这时鄂湘川黔边署大部已迁到黔江，刘来电谓已发表他为重庆卫戍总司令，这中间也有一段与陈诚斗争的过程。本来蒋介石所下手令是派刘峙为重庆卫戍司令长官，陈诚把长官二字划去了，成了“卫成司令”，刘峙很不满，经何应钦挽回，又在“司令”二字前加一总字，此后刘的部下对这一“总”字非常重视，当时老百姓简称“卫成部”如果被刘的部下听到必定挨揍，他们自己简称是“卫戍总部”。
蒋介石设立卫成总部于重庆，是与川军作斗争的，因当时由川康宪兵司令李根固任重庆警备司令部，不便去掉，乃在警备司令部上面再加一个机构，以后就把重庆划分为四个警备区，让李根固担任江北警备区司令，把川康宪兵三团改编为新二十五师，蒋介石才放心。这中间的斗争是很复杂的，被牺牲的当然是老百姓，最突出的残民事件是重庆3月29日大轰炸案。刘峙担任总司令后，随即兼任原由李根固担任的重庆防空司令，3月27日正式接交，原来重庆外围的防空情报哨都是李根固派的，他们不满李根固丢掉防空司令职务，在3月29日日机大举来重庆轰炸时，他们故意串通不将敌机来袭的情报及时向重庆传达，以致敌机20余架已临重庆上空，才发出警报，致使人们都来不及进入防空洞，结果朝天门一带木房遭到大量轰炸，群众死亡2000余人。此事本应追查责任，当时我担任防空通信，自己都感到有些恐慌，但结果是在避免与川军摩擦的借口下，没有把真相露出来，反而乘机以加强防空通信的名义，以15万元巨款交刘峙所主持的防空司令部使用，实际上这笔钱只在重庆市区内外设立了30多警报球台。
刘峙在重庆另一发财门路是修筑重庆国防工事。当时以庞国钧为工程处长，于193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尚在进行。他们一开始就把这一笔巨款开办一银行，大量的由泸州、叙府征购木料运来重庆转卖。惟一可以看出来的成绩是布在重庆市区的一些竹筋水泥堡以及南岸土桥附近的一个营的模范阵地，因为这个阵地是当时苏联顾问指导设置的标准阵地。当时的军政部每年要验收一次国防工事，招待验收人员之丰厚是无法形容的，甚至把鸦片烟盘子都摆出来了。1942年日军迫近都匀时，重庆大为震动，庞国钧恐怕修国防工事的腐败情况经不起考验，就乘机辞职远走昆明，准备必要时逃往国外。后来日军未能继续前进，庞才又投效罗卓英部下工作。
刘峙在重庆作无本的投机主意，替他经手的是姜吟水等人。1942年夏天，蒋日有一秘密谈判，日军答应撤出宜昌。刘峙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由宜昌进来的棉花、烟叶将大大跌价，于是在交易所中抛出大量空头棉、烟，结果蒋日的谈判并未成功，棉烟的价格反即大涨，刘峙蒙受巨大的损失，姜吟水就替刘想出一个威胁商人的办法，由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出面请客，逼着那些参加投机的商人放弃这一暴利。
重庆大隧道案发生后，人民群众死亡巨万刘峙并不着急，他最着急的是军统局所属的设在十八梯下面的一个特务学校的师生百多人也被窒死，引起戴笠不满。刘峙在惨案发生后，由合川赶回重庆，听到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报告后，随手就拨电话找戴笠约会，后来知道戴笠对刘还很谅解。
小六
刘峙，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黄埔军校教官，国民党军界的大佬！他的靠山，何应欣，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