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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当年九江地区社教工作的人员可能数以千计，至今还保留有《社教工作队队员守则》的则不会多，我这里就留存有一份该守则，守则有十条，还有注意事项六条，都是工作队队员必须遵守的规则事项。

当年参加工作不久，为了加强锻炼，组织上就安排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期在武宁县斜滩公社，第二期分配在永修社教工作团淳湖工作队永光工作组，地委副书记王树枫任团长，团地委书记胡满珍任队长，后来的市委副书记郑志堂任组长，永光工作组有组员15名，我是最年轻的一位。

淳湖是紧临修河的一个公社，永光则是距淳湖公社所在地东北27华里远的一个大队，大队下辖有造头村、饶村、张陈村等四个自然村，主要作物为棉花、油菜等农产品。当时的社教队员每人都发了一份“队员守则”，我们都是按“守则”的要求，自带被褥、脸盆等日用品，选择贫下中农根子家吃饭或住宿，除工作时间外。也和群众同劳动，打成一片。这里有一幅当年的写生画，队员黄祖竟，在和社员同挑塘泥劳动中途休息，抓紧时间睡一会。我年轻，速写本随身带，则把他瞌睡的场面画下来了。

他是坐在当地很有特色的一把锹上瞌睡的，和其他地方的锹有很大的不同，锹身金属部分较窄，但很长，约比其他地方锹长一倍。这是适应当地地质特点而形成的劳动工具，因是河滨淤积平原，泥土疏松，用此种锹可省力而起土多。我在一戴姓老乡家吃饭，除按“守则”规定给予付钱币粮票外，还经常为他家翻过堤坝到修水河挑水。

“队员守则”除要求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求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工作纲领性文件则是“双十条”，来之前和以后，都组织学习和讨论过。运动展开了两个月，突然接到上靣通知，中央又公布了社教运动“二十三条”， 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并传达到所有群众。工作组于是决定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在饶村的仓库前广场举行。

1965年2月18日，早早地造头村、张陈村、饶村等四个村子各生产队群众都来到此处集中，有的自带板凳，老太太们有的还带着火钵，黑压压地围了一片，听身披外衣的郑志堂组长宣讲“二十三条”。笔者当时和许多队员一样，并不清楚“二十三条” 和“双十条” 有何深层次的区别。到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知道“双十条” 是桃园经验的产物，和“二十三条” 有着路线之争的问题。社教队员尚有许多弄不清楚，社员群众无论怎样受“宣讲”， 恐怕更是一头雾水。当时限于条件，工作组没有照相机，笔者站在人群外面，用钢笔速写记录了这次盛大隆重的宣讲“二十三条” 大会的实况。

画面当中饶村仓库是栋木柱隔板的房子，和当地大多数房屋建筑一样，是这里一带的特色建筑。由于滨临修河，地势较低，虽然沿河道筑有圩堤，过去仍频发水灾。所以当地建房，先要挑土垒起高高的房基，在房基上用木梁柱横竖卯榫相互联成木屋架，再用木板隔墙面。万一破坝大水冲来，先将下面的木板拆下，仅剩屋架不易被大水冲倒。斗转星移，近一个甲子过去了，这幅钢笔写生画成为一份历史档案，记录了社教运动中的一个历史侧面。

据本人记载，当年全永光大队，共有12名群众提了意见的所谓“四不清”干部。1964年12月24日，大队成立了贫协筹委会，部分“四不清”干部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以后在有关会议上也安排了一些干部作所谓的“下楼”发言。这些问题，应该经历时光的考验，最终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这期社教，自1964年11月4日进村，至1965年4月9日撤离，历时半年，撤离时，因和当地社员群众相处半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感情，郑志堂组长为避免分别时群众的难舍，采取提前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他住的饶姓老乡家的小女孩知道后还哭了一场。我吃饭的戴姓老乡知道我们要走了，特意在前一天饭前煮了一碗糯米丸子，还外加两个鸡蛋，让我和他的儿子同吃，他们自己却没吃。我也争着为他家在修河中挑了最后的两担水。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我的这份社教经历，也是我国历次运动中的一份缩影。

陈新代（作者像）

【读后记】“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简称四清），始于1963年，终于1965年。由于对四清运动及第二号人物不满，有了1966年的那场更大的运动。九江的四清闹腾得也很厉害，至于效果么，参加了运动的陈新代老师自己都不知道。

陈老师的文字干净利落，绝不重复他人，田野调查、制图、摄影全是自己来，还有当年留下来的绘画，图文并茂，转发他的文章最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