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上说道：“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在历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遵义会议，相比之下，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没有那么多人了解了。

六届六中全会为什么重要？用党史界的权威说法就是：这次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和蒋介石才能拖住日军。他们轻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强调中国应该“在一个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周围团结”。

共产国际在立场上中国共产党更近，为什么却要中国共产党服从于蒋介石的领导呢？这和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局势有关：

1933年1月，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他们妄图称霸世界，对苏联发起帝国主义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此后，苏联把军事防御的重点放在了东边。日本崛起之后，苏联无力两线作战，同时对抗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因此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到了蒋介石的身上。为了让中国集中力量抗日，苏联不惜牺牲了兄弟党。

这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旨意，反对毛主席等人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本国、本党、本民族的利益放到了苏联的利益之下。

王明之所以如此糊涂，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社会，不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盲目自信，盲听盲从。另一方面，王明是怀有野心的，他希望以此来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认可，进而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在此之后，王明被分配到武汉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长江局书记。到达武汉后，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多次发表与中央相左的意见，还擅自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讲话。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后，指示长江局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此文，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不予刊登”为由回绝。

王明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和抗日战争形势。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肯定了中央在抗战以来的政治政策是正确的，并委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要求王明对他的错误行为道歉。会议批评了王明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确定了独立自主的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并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命题，为党独立自主的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代表党在思想上克服王明的错误。

根据会议决议，王明负责的长江局被撤销。这代表着党在组织上克服了王明的影响。王明在此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毛主席为何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任由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下去，就只会有一种结果：党在抗日战争中日渐失去领导权和影响力，沦为国民党的附庸。这种情况，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都不愿看到的。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靠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发号施令。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不会落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陷阱，才能走向胜利。

说起王明此人，他在历史上以时左时右，又左又右，左右逢源著称。1931年2月，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主张当时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集聚发展的时期，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他在《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否认中间势力的存在，鼓吹“进攻路线”，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在党内搞“无情打击”。

王明离开中国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奉行王明的错误政策，进一步打击中间势力，进一步执行冒险主义的战略防战，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政策。其造成的后果，用毛主席的话就是：“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然而，在此之后，王明却身法自如地根据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一下子从左边跳到了右边，从盲动冒险跳到了放弃投降。

王明的这种时左时右，又左又右的立场冲突乍一看非常难以理解，毛主席对此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苏联）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在他左右逢源的背后，其实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投机主义的心理，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组织上实行的是“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梁漱溟先生曾与之有数面之缘，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当归属于恶人耳。

在1945年的七大上，王明落选政治局委员，在毛主席的说服和动员下，他勉强当选中央委员，得票321票，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行倒数第二。

1956年1月30日，王明去苏联治病，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中国。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9岁。苏联对他的评价是“共产国际的老朋友”，“形象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心中”。之后，王明被葬入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

据王明的妻子孟庆树说，王明一生挚爱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