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陈毅，一个是我国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一个是我国著名的开国元勋、政坛名家；一个活跃在香港，一个生活在大陆。然而就是这样两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物，在1963年却是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金庸在报纸上接连发表社评，要求陈毅“下台”。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让两个人如此不对付呢？

这一切的争端还得从陈毅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说起。1960年7月开始，苏联陆续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这些专家本来分布在我国的国防、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为中苏的合作项目效力。而现在，苏联将他们召回国内，许多项目不得不就此搁置。

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被彻底打乱，而更严重的是国防事业建设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资金，另一方面是人才，一时间中国在国防事业建设上是什么都缺，尤其是在原子弹项目上。

在那段时间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对中国遭遇的困境，苏联不仅是冷眼旁观，更是出言嘲讽。他们说，没有苏联，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美国也趁机嘲弄，说中国搞出原子弹的话，老百姓应该连底裤都没一条了。

原子弹对国家安全的意义无需多言，可在凋敝的民生面前，国家领导人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要国家安全还是百姓吃饭？中央几经讨论，决定还是要搞原子弹。

10月，陈毅在接见日本使团时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他驳斥了美苏的嘲弄，还发狠立誓道：“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但很快这段话就因为过度传播变了样子，传到香港时，金庸听到的已经变成了“要核子不要裤子”。

金庸觉得这话不合适，为了原子弹，老百姓的生活就要被牺牲吗？人民吃饱穿暖难道就不重要吗？于是，金庸在自己创立的《明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矛头直指陈毅，反对他“当裤子也要核子”的言论，并批评了大陆继续搞原子弹的决策。

金庸的社评点燃了舆论场，《文汇报》《新晚报》等报纸相继刊登文章批评金庸，称他是西方的“走狗”，而金庸自然是提笔反击。

于是这一场骂战就此打到了1964年10月，其间金庸的主要论点有三。一：中国搞原子弹劳民伤财，老百姓没米面下锅，还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二：搞原子弹不好，要和平、要无核，造原子弹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三：搞原子弹不好，主张搞原子弹的陈毅也不会是好人，他应该引咎辞职。

但大部分人并不在意金庸怎么想，只是给他下定论，说他是“挖空心思向中国人的核自卫泼脏水”。

哪怕到了原子弹试爆成功的那天，社会一片欢腾，金庸也在抨击核武——“核弹是一种罪恶，我不赞成制造核弹，绝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光荣。”自然的，他这样不和谐的声音招来了许多报纸的攻击。

本来看这架势，金庸和其他报纸的骂战还得继续。但神奇的是，隔了没俩月，金庸突然在圣诞前夕发表了一篇《有什么不对，请原谅》的文章。自此后，骂战终止，关于原子弹、关于陈毅的批判文章也不再刊登。

金庸发生如此变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有人警告他了，还是威胁他了？实际上都不是，只是金庸真真切切对陈毅有了改观。原来，在金庸要求陈毅下台的言论传入陈毅耳朵后，陈毅对自己进行了反思。

当时说出“不要裤子要核子”这种话是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情绪激烈之下措辞难免有些不当。陈毅事后也对人说过：“没有裤子，光有核子怎么能打仗？我们要努力做到核子、裤子都有才对。”

因此，陈毅觉得金庸的批评一部分也是有道理的，喊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口号出发点也是好的。

所以，他特意嘱咐了香港《新华社》负责人，叫他们不要追着金庸打了。于是有段时间骂战成了金庸的单方面输出，感到奇怪的金庸就去打听了原委。弄明白其间故事后，金庸自然是也说不出陈毅的坏话了。

说起来陈毅之所以认为金庸没有坏心，是因为金庸除武侠小说作家外，本身还是个资深且客观公正的社评人。金庸和《明报》的同仁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写社评均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作为发言的基准，导向与正义、明辨是非是他们创作的原则。

金庸会反对中国搞核武，是因为他表示就是个坚定的反核、反战主义者，而非是收了西方的钱，要阻止中国更强大。金庸会批评陈毅的发言，也是因为金庸忧心民生，觉得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金庸坚定站在反核的立场上，或许是他作为文人的局限性，将仁义看得太重，将国家安全看得太轻。但说到底，金庸发文痛批陈毅，归根结底只是两人有意见分歧，不能就此说金庸是西方的“走狗”，说他是给中国人核自卫泼脏水的人。

[1]时攀.一场“核子与裤子”之争[J].世纪风采,2019(12):32-35.

[2]莫杨冰.报人金庸的社评建树研究[D].暨南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