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这个问题时，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可以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明辨是非；有人觉得以史为鉴能拓宽视野，洞察世界发展规律；还有人从历史的边角中搜刮凭据，为成功学方法论佐证。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分享那些从简练史料文字中抽象出的令人热泪盈眶的画面。
每当此时，仿佛能听到披头散发的屈原在汨罗江畔决然抱石投江，高呼“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仿佛能亲眼见到诸葛丞相在一次次北伐中呕心沥血，最终带着不甘命陨五丈原的那阵秋风；仿佛能置身于鬓角已白的岳飞在形势大好之际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那场憋屈场景。而这些围绕具体人物的纪传体通史，正是以太史公司马迁倾尽一生创作的《史记》为发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历史区流行的人物志，司马迁才是真正的祖师爷。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自己的家学渊源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但其所谓的史官世家背景高度存疑。真正对他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在那个武德昌盛、卫青霍去病闪耀得让同时期能人都如萤火之于皓月的年代，太史令的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秦汉时期的太史令并非一般认为的专职史官，在后来的东汉，太史令的职能与纪史已没多大关系，而是专门掌管天时星历、占卜等天官之事。不过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史仍属官方规定职能。
司马迁并非世家出身，史料记载他童年时期过着耕牧生活。或许正是幼年的经历，使他所记载的历史，除了关注那些光辉耀眼的少数人外，也不乏对最容易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平民的描绘。在太史公的笔下，有的市井庸俗，如苏秦那个前倨后恭的嫂嫂；有的朴实大义，如韩信遇见的那个不求回报甚至以此为耻的漂母。正是这些复杂而个性突出的普通人，构成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
写出一本惊世骇俗的通史，起初是司马谈的理想。这个理想宏大，靠一人之力难以实现。好在他有个聪颖的儿子司马迁，注定要承袭他的官职。司马迁的童年除了田间劳作，并未耽误读书。10 岁时就能诵读《尚书》《左传》等儒学经典，还有大儒为他讲学，其中包括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不知是父亲的殷切期盼，还是父子俩志趣相同，总之，司马迁很早就开始为继承父亲的理想做准备。
19 岁那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天下，前往江淮和中原地区采集历史传闻，考察风俗习惯。会稽山、汨罗江、齐鲁大地、沛县、淮阴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久后，司马迁获得郎中职务，还一度出使西南夷，并承担朝廷在此设郡的工作。此前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著名才子司马相如。
元丰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年近不惑的司马迁接过父亲的太史令职位。继任之初，他一定回忆起了父亲临终前嘱托他完成著作时的热切目光。在此之前，有一项对当时农民们来说更加切身迫切的工作需要完成。汉朝初年历法沿袭秦制，与实际天象运行多有不合，不利于农民耕作。制定新历本就是太史令的本职工作，于是司马迁联合公孙卿、壶遂等人向汉武帝提议，创造一部汉朝独有的历法。在司马迁的亲身参与下，由落下闳、邓平等人发明的“八十一分法”，于元丰六年诞生了太初历。
这部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历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领域举足轻重。它首次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且相当精准。在此后近 60 年，古罗马才诞生了精度接近的儒略历。更重要的是，太初历首次编入了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二十四节气。
此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力图完成父亲遗志。东汉史学家班固评论《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诚然，有些年代久远、语言不详的往事会不可避免地沾上传奇色彩，也会有一些因个人经历、好恶带来的主观判断。但对于司马迁本人来讲，除却神往孔子《春秋》的褒贬精神以外，对待史实事件，他已尽可能追求公正客观的描述。
然而，这样的追求未必符合汉武帝对史书的期待，尤其是关于本朝的部分。相传汉武帝翻阅相关段落时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在行文中有意贬损自己，命人削去竹简上的字迹。
在这个时期，霍去病创造的几次漠南、漠北、河西大捷已成为往事，但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并未终结。太初历颁布的同一年，匈奴左大都尉欲向汉朝投降，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前去接应，却不料左大都尉投降一事泄露，被单于杀死，赵破奴撤军途中被大军包围，全军覆没。
此后，西汉王朝的外戚将领李广利被委以重任。天汉二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征匈奴，李广之孙李陵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年轻的李陵本应负责运输辎重，但他请求带一支队伍独当一面，吸引单于主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最终刘彻分配李陵麾下五千步兵。李陵带着这五千人出塞千余里，一路行军至浚稽山，遭遇单于麾下三万骑兵。匈奴直接正面攻击，竟被李陵部打至溃逃，被斩杀数千。
单于大惊，召集八万士卒再次进攻。在巨大的兵力悬殊下，李陵所部边打边退，死伤惨重。此后，李陵率残部与匈奴又打了若干场接触战，一日之内交战数十次。匈奴单于数万骑兵久攻不下，一度萌生退意。可惜李陵手下有人叛变，带去了没有援军的情报，单于故而继续猛攻。直至李陵所部弹尽粮绝，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李陵最终投降被俘。
即使从战绩上看，李陵所部已惊为天人，但将领投降敌国仍不可饶恕。汉武帝震怒，朝中大臣也纷纷指责李陵叛国。反而是与之没有太多私交的司马迁仗义直言，认为李陵在绝境下转战千里，带着麾下数次以少胜多，即使投降也是诈降或无奈之举，最终一定还是会伺机报效大汉。这一抗辩在汉武帝听来，不光是为李陵的投降狡辩，更是有意暗讽李广利军功平庸，甚至是在讽刺自己任用外戚、用人不明。恼羞成怒之下，汉武帝将司马迁投入牢狱。
汉武帝并非没有想过去验证李陵是否真心投降匈奴。他曾派出公孙敖出兵营救。公孙敖无功而返，却听闻俘虏的匈奴说李陵正在帮助单于练兵。得知此事的汉武帝再次大怒，将李陵家族夷三族，同时对司马迁判以死刑。很久以后才得知，为匈奴练兵的将军并不是李陵，而是原来的塞外都尉李绪。据说在古汉语中，“林”和“绪”的发音接近，公孙敖听错了。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残缺的身体也永远无法恢复完整。李陵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归汉朝，反而是匈奴单于对他钦佩有加，甚至将女儿嫁给了这个曾经的对手。
司马迁面临着一个惨烈的选择。他的死刑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其一，花五十万赎钱；其二，用腐刑替代。西汉王朝花钱免罪并不稀奇，就连飞将军李广也曾因兵败被俘而出钱免死。司马迁拿不出赎钱，也找不到人借贷。摆在年近知天命的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死，要么受腐刑。对于每一个胸怀志向的人来说，死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看到理想实现的可能又被无情摧毁。以死明志听起来很容易体现气节，但只有屈辱委屈地活着，才算不枉他的一生。
这些内心的挣扎煎熬，从一篇名为《报任安书》的回信中可见一斑。任安，字绍卿，曾在大将军卫青帐下供职，坐过郎中令侍从官，后来卷入汉武帝末期的巫蛊之乱，被腰斩。司马迁受了腐刑以后，也许是出于某种愧疚，汉武帝提拔他为中书令。准确地说，这是汉武帝特地为司马迁设置的一个职位，同时兼任太史令。中书令负责帮助皇帝整理档案、传递密奏等，堪称位高权重。
从回信中看来，任安仍有意批评司马迁不在此职位上向皇帝举荐贤才。而司马迁写了一句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的话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言下之意，汉武帝不配，至少这时候的汉武帝不值得自己冒着理想破灭的风险去耿直进言，毕竟上次就因为仗义之言被处腐刑了。
解释完这些以后，司马迁忍不住在信中一吐胸中块垒。他说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这是每个人的志向追求不一样。所以他忍受了最屈辱最下等的腐刑，也要完成自己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要探求天命和人力之间的界限，通晓从古到今的世事变化。他做到了。从这本著作中，后人能透过漫长的时空，见到汨罗江畔的屈原愤然投河，见到壮志未酬的李广引颈自刎，见到万人敌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见到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含恨而终。而记录下了这些，司马迁一个人的委屈便也算不上什么了。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一个人一时的得势富贵算得了什么？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声名磨灭、没什么事迹值得后人记忆的不在少数。反而是那些一时困顿但不忘志向的先贤才值得称道。例如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若干年以后，司马迁和《史记》也必将位居此列。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关于他的后来史料之中语焉不详且众说纷纭。有说隐居山野不知所踪，有说壮志得酬于是自尽，有说最终还是下狱而死。不过这不重要了。一本被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诞生了。无论司马迁的结局如何，都是重于泰山的结局。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比起任何功利目的性强的回答，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片热土之上，在风云际会、沧海桑田的时空变幻以后，我们仍可以透过先贤们留下的印记，感受到他们曾经存在于斯、生活于斯、挣扎于斯的证据。他们的精神、气节、理想，被后人们一以贯之。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主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