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一场历时三个多月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让800多名国宝级文化名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印度等100多名国际友人，成功逃离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香港。

没有一个伤亡和被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在这些被营救的文化名人里，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绳、茅盾、柳亚子、梁漱溟、曹禺、梅兰芳、夏衍、蔡楚生、丁聪、阳翰笙、吴祖光、张友渔、黎澍、胡风、范长江、廖沫沙、叶浅予、金山、高士奇、张瑞芳、白杨、胡蝶等300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文化脊梁。

被营救出来的部分文化名人合影

前排左起：丁聪、夏衍、白扬、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瀚生，后排在起：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曹禺

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地到香港？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又处于怎样的险境之中？最后又是如何零伤亡地逃出生天的呢？

抗战全面爆发后，当时国民党政权虽然对日宣战，但由于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作祟，消极抗日，导致国内大片土地沦陷，国不是国，家不为家。

尤其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大量的民主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纷纷发表文章和宣言，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拥护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为此，他们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迫害，被迫逃离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辗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是香港就成了当时文化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港英政府举白旗投降，让这些驻港文化名人更加陷入生死未卜、极度危险的境地。

香港沦陷后，由于物资匮乏，日军大量驱赶在港居民回内地，满城都是无数难民，让这些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举步维艰。

1941年12月英军仅抵抗18天，日军就攻陷占领香港

更加可怕的是，日本人对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搜捕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他们手里拿着汉奸、特务提供的相册，对号入座，指派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巡逻队，挨家挨户地搜捕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茅盾、邹韬奋等人，到处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日军公然在香港戏院、影院打出幻灯片，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夏衍等人到日军占领司令部半岛酒店“会面”。

日军还在老百姓家门口撒上煤油，逼他们讲出游击队和文化人的去向，不然就放火烧房。随便抓走普通市民，严刑拷问，有些人为此丢掉性命。

此时的香港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160万香港人，失踪人口超过40万，这些柔弱的文人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在香港和抗日大后方之间，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岗哨，防止他们逃离。

当时的国民政府由于多方呼吁，在香港彻底沦陷前才仓促派出飞机，承诺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国。

但实际上飞机接回来的多是国民党高官家属以及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多条家犬。连国母宋庆龄都被政府遗弃滞留香港，更别说其他的文化名人。

当时国内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报刊，国民党当局对此除反复“辟谣”外，置若罔闻，再无任何的营救行动。

眼看这些文化名人身处孤岛绝境，又有谁能营救他们呢？

在此危难之际，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将情况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多次急电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

廖承志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于是从1942年元旦开始，一场历时3个多月、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全面铺开。

营救任务分工明确，由南方局派驻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和情报部部长刘少文和中共南粤省委书记梁广负责联系转移，廖承志提供营救人员名单。

营救工作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找齐这些散落在港岛各地的文化名人？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由于害怕和躲避日军的搜捕，当杨康华找到他们的原有住处时，许多都已是人去楼空。

在听到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平时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的消息后，杨康华就假扮文物贩子，买了一些文物赝品摆地摊。

果然，第二天就碰到了徐伯昕。在取得徐伯昕信任后，他向徐伯昕说明在港文化名人的危险处境和中共正在全力组织营救，徐伯昕就介绍了《华商报》主笔张友渔，凤子主持的生活书店，说这两处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于是迅速找到了第一批文化名人。正是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法，让杨康华在在短时间就内完成了找人的任务。

梁广：时任南粤省委书记，有工人将军之称

杨康华

人找齐了，营救工作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带领这么多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短时间内冲破在香港拥有4-5万日军的封锁？

当时负责营救护送的部队是一支只有1500余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部设在深圳大鹏半岛土洋村！

在接到营救任务后，部队和负责指挥营救工作的廖承志等人，制定了东西水路和陆路两条营救线，想尽一切办法，沿线设立多个交通站，保障被营救人员的生活和生命安全。

深圳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东线（水路）走的是东江纵队游击区，主要护送的是少数容易暴露身份的爱国民主人士，或因年老体弱不胜爬山的，邹韬奋、茅盾夫妇等走的是这条路线，这也是一条主要的营救线。

西线线路长，主要安排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年轻、身体好的名人，因为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认出来，这条钱经澳门到桂林。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就是西线。

营救路线图

由于当时香港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岗哨和便衣特务，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气氛森严，找到一个人员集中联络点，伤透了廖承志的脑筋。

时任中共南粤省委书记的梁广提出：可以把联络点设在港仔道日军前进司令部驻地废弃的大楼里。

由于大楼门口张贴的朱红大印的日军通知：“香港占领之夕，前进司令部在此，不得擅进”一直没有撤下来，那些汉奸密探见通告在贴，是不敢来滋扰的。于是最危险的地方反倒成了最安全的人员集中联络点。

为了给营救行动创造有利时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还策划了一次米荒行幼。

他们联合香港几家大米行把粮食全部秘密转移，造成米市无米的假象，许多难民拖儿带女挤在米行前吵着闹着要买米，交通阻塞，秩序混乱，日军见仓库空空，粮食紧缺，民心难安，只好下令疏散人口，赶往内地。

为保证路上万无一失，香港办事处还为每一个人及家属用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保证能够通过哨卡检查。

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百余里，最终抵达深圳白石龙村。

深圳白石龙村大营救纪念馆雕塑

有的撤离队伍选择人烟稀少的山地小路，斩荆披棘，通过高山密林，避开（敌人的）封锁线。

走水路的，由于所有船上的机器都被日本人拆除，没有动力，只能靠老天、靠风，趁着黑夜或雾天转移，廖承志母亲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就是乘着这样的船逃出香港。

为了躲避日军岗哨的严格检查，游击队员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在岗哨附近假装生火做饭，吸引日军过去围剿，岗哨里留下的几个伪兵，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知道是被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就让他们顺利通过。

而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摘掉眼镜，化装成搬运工，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安全离岛。

在海上漂流了5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之际，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终于转危为安。

而宋庆龄的撤离过程更是惊险万分，当廖承志找到宋庆龄并保护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后，启德机场就遭到日军攻占。

著名文学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写道，这次香港大营救组织得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

著名出版家、上海《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亲笔题写了“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

如此危险而又复杂、大规模的人员营救工作，在100多天时间里，行程两万多里，能够做到无一人伤亡和被捕，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聪明才智。

看完这些文化名人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故事后，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和胜利了吧？

1942年1月，邹韬奋为东江纵队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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