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区革命”，是基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推行“反苏反共”、对当地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经济盘剥和政治迫害反动政策逼迫的大背景，最终在苏联的策动和组织下爆发的一场革命风暴。

诚然，受限于时代局限性，在这场旨在争取民族平等与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一度出现了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在党和当地各族进步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努力下，新疆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三区革命”？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1864—1928）主政新疆。坦诚说，在他主政新疆期间（1912—1928），新疆政局基本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局面。1928年，杨增新在省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遇刺身亡。不久，时任政务厅长金树仁（1879—1941）被推举为省主席。

与杨增新不同，在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军政部门贪污腐化现象极为严重，民族矛盾愈演愈烈，新疆政局进入了动荡期。

杨增新和金树仁

1931年2月，哈密回王府官员和加尼牙孜（1889—1941）联系西北回族军阀马仲英（1908—1937）率军进入新疆，旨在共同对付金树仁。

1933年2月，一直在伊斯兰经学院任教的穆罕默德·依敏（？—1964）发起墨玉暴动并攻下和田，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同年11月，得到英国暗中支持的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在喀什建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拓展阅读：）。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1934年2月，被金树仁击败的马仲英残军，轻松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同年7月，又轻松摧毁了“伊斯兰教王国”。

晚清时期的南疆老照片

1933年，迪化发生“四·一二” 政变，金树仁被推翻，盛世才（1892—1970）成为了新疆的“一把手”。基于利益的考量，他采取了“全面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

对于苏联而言，倘若新疆当地存在一个稳定的“亲苏政权”，是非常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合作关系”。

具体而言，苏联在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等领域大力援助盛世才，助力他铲除政敌，稳定统治。作为交换，盛世才不仅给予了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特殊权利，还在对外（甚至包括南京政府）交涉以及重要官员任免等事项上，必须提前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

对于苏联在新疆各个领域的强力渗透，羸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无能为力（拓展阅读：）。

盛世才政权的“六星旗”

客观地说，苏联的援助不仅一定程度上不仅对新疆政局的稳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让新疆成为了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来往的战略要地。因此，大批我党干部来到新疆展开工作，在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在初期损失惨重，已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可即便如此，苏联从未想过放弃在新疆享有的各种特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盛世才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了起来。

在国民政府的威胁利诱下，他在1942年8月下旬选择倒向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在当地实行“反苏反共”政策。

盛世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党在新疆的党员干部及家属、子女全部被逮捕入狱，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为首的干部均被其杀害。另外，苏联驻疆的专家和顾问被尽数“清退”，连驻守在哈密的苏联红军第八团也不得不在1943年4月撤回苏联境内。至此，苏联和新疆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宣告中断。

对新疆各族人民而言，双方“断交”的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盛世才推行“反苏反共”的政策后，一次又一次地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各地的共产党员不仅受到了严重戕害，即便是本地的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们也惨遭波及。

资料显示，维吾尔族的包尔汗和阿合买提江、哈萨克族的艾林郡王和沙里福汗亲王、回族大阿訇马良骏、锡伯族著名学者广禄等人，都遭遇到了强制拘禁。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统计：“被逮捕监禁者，先后在十二三万之众，瘦死狱中及暗中屠杀者六万人以上。”

考虑到新疆文化多元的大背景，官方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的侮辱和迫害，严重伤害了各族人民的感情。

晚清时期的南疆宗教人士

另外，因为双方贸易的中断，以茶叶、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用品的售价水涨船高；作为对比，本地农牧民生产的农牧土特产品一直处于无人收购的状态。因此，各族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可即便如此，盛世才及其亲信仍然以各种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如1943年3月，他要求以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为首的产马区“捐献军马1万匹”，“无力献马者，将马折价每匹须缴700元新疆币，限一个月内交齐”。同年5月，他再度要求当地牧民，赶制制作马鞍面用的“毛口袋片”。

经济水准的大幅下降和当局的残酷压榨，使得当地牧民的生活变得愈发困苦。由此可见，新疆各地早已燃起了“反抗盛世才当局”的火种。

晚清时期的南疆老照片

1944年8月19日，早就众叛亲离的盛世才不得不主动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职务。很快，国民政府任命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元老吴忠信（1884—1959），成为了新一任的新疆省政府主席。

坦诚说，摆在吴忠信眼前的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具体而言，当时新疆的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都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对于新疆的危局，吴忠信认为，“这是一种极权暴政导致的窒息病”，因此提出了“政府要以三民主义为行动指南”，“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的“治疆办法”。

吴忠信（1884—1959）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的实际情况远比他预想得复杂和残酷得多。因为在苏联的“缜密布局”下，当地少数民族的暴动倾向已经无法逆转。资料显示，从1943年开始，苏联就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在新疆展开了一系列的谋划活动（拓展阅读：）。

首先，苏联官方赶制了大批涉民族、宗教的传单与手册，旨在离间当地的民族关系。

早在1943年8月，新疆当局就在喀什地区查获了不少这样的传单及手册，“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

维吾尔族学生在上课（摄于1943年）

一份传单中就如是写道：“维、哈、柯等回族（即穆斯林）同胞们，.现在盛（世才）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我们）要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

一些宣传册当中，更是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汉人罪状”：“（盛世才政府）把无数的回教者屠杀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盛世才下野之后，新疆各地依然通行着大量类似的传单和宣传册。比如在伊宁警察局查获的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作斗争》的维吾尔文宣传册中，就写有这样的一段话：

“新疆自古以来是维吾尔、塔兰奇（北疆维吾尔人）、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中原政权）”，“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

反映20世纪30年代新疆乱局的漫画

其次，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在苏联的刻意“引导”下，新疆多个地区出现了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团体组织，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拓展阅读：）。

比如成立于1944年4月的“伊宁解放组织”，其12名核心成员均直接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的指挥和领导。

第三，鼓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参加暴动并移民苏联。数据显示，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对方所拒绝。

维吾尔族农民（摄于1943年）

第四，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进行“亲苏”宣传。苏联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共产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

其中，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书籍，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东方公理杂志》就是“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

苏联认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民族而言，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是动员暴动的利器”；即便是对于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满族等其他民族而言，民族主义思想依然可以起到较强的动员作用（拓展阅读：）。

一言概之，在苏联强大的传媒机器的带动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17—18世纪的沙俄扩张

在苏联的支持下，“伊宁解放组织”和“塔城战斗小组”等组织不仅均颇具规模，并具备了较为强悍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原本从新疆撤出的苏联红八团，一直驻防在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河附近候命，做好了随时加入战斗的准备。

当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苏联采取了多个重要的举措，为伊犁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盘踞于阿山（阿勒泰）和蒲犁（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当地少数武装，均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阿山哈萨克族人民群众反抗盛世才当局的武装暴动，最早可追溯于1940年2月，导火索就是盛世才当局对以艾林郡王、沙里福汗亲王等上层人士的关押、迫害以及对当地牧民枪支的收缴运动。

到了1943年，先后得到苏联和外蒙古援助的阿山武装势力，规模日益壮大。因此，盛世才只能遣重兵近万人，集中于阿山、奇台、迪化一带“以示警戒”。

阿勒泰风光

1944年7月，由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902—1949）领导的由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多个民族成员组成的游击队，从苏联返回蒲犁，并与当地的地方武装汇合成为了一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因此，盛世才当局不得不在这一地区增派了一定数量的驻军。

与阿山和蒲犁相比，伊犁局势“看起来一直比较平稳”。这就给盛世才造成一种错觉，即“伊犁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伊犁地区的守备情况，一直都处于一种较为松弛的状态。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为他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

其次，苏联在外交领域施加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撤销盛世才职务，为伊犁暴动提供有利时机。

1944年6月上旬，斯大林在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时，两度强调了“免除盛世才职务对改善苏中关系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国民政府只有将盛世才调离新疆，当地局势才会平息”。

6月18日，抵达重庆的华莱士将斯大林的“建议”转告给了蒋介石。这就意味着，“盛世才下野”已经成为了美苏两国的共识。8月12日，蒋介石告知吴忠信接替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8月14日，他又命国民党元老朱绍良亲自飞赴迪化，劝盛世才辞职并离开新疆。

943年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

与此同时，一直在阿拉木图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的帕提赫·莫斯里莫夫（1900—1980）等七人在接到苏联方面的指示后，从霍尔果斯越境抵达巩哈县（尼勒克县）境内的乌拉斯台山区并迅速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在8月17日发动了巩哈暴动。10月7日，乌拉斯台游击队顺利攻占了巩哈县城。

巩哈暴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伊犁地区的主要兵力，更给伊宁暴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会”。

资料显示，巩哈暴动发生前，伊宁当地的国民党驻军约有2500人左右，分散驻扎于多个重要据点。驻军不仅装备差，战斗力也比较弱。乌拉斯台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后，新疆当局急忙从伊宁调兵合计1600余人予以镇压。尽管他们在11月3日重新夺回巩哈县城，但也正中了游击队的“调虎离山之计”。

尼勒克县自然风光

第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给国民党军队的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伊犁的东、南、北三面处于天山山脉的环抱之中，只有西面的开阔地与苏联接壤，两地交通极其便利，苏联进行援助十分方便；但对新疆当局而言，进攻伊犁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行动极为不便。

再加上新疆的11月已经属于严冬期，各山口的气温常在零下35°—零下40°之间。从内地抽调过来的国民党官兵，不仅人生地不熟，而且衣装单薄，不耐严寒；反观当地的少数民族游击队员，不仅人地两熟，还备有御寒的皮衣、皮帽和毡靴御寒，并有马匹骑乘。

一言概之，天时、地利与人和，均没有站在新疆当局的一边。

伊犁风光

11月4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指示他们于11月6日兵分三路，绕道进攻伊犁首府伊宁城。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的凌晨，伊宁城内发生了武装暴动。

具体而言，潜入伊宁城内的以阿巴索夫等人从苏联带回的武装人员，率先发动了攻城战。不出意外，城内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加入了进来。11月12日，遭遇重创的当局军警及其家属和汉族群众们，被迫退出了城区。

在全面控制了伊宁城区后，“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至此，“三区革命”的大幕就此拉开。

电影《孤女恋》中的民族军形象

在苏联的帮助下，临时政府组建了自己的正规军——“民族军”。资料显示，民族军在组建之初，总兵力约1.5万人，以骑兵和步兵为主，也有少量的炮兵。他们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实行军衔制和一长制，设政治工作机构，另设“宗教副团长”一职，专门对官兵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并组织宗教仪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支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大多数为农牧民出身。但相当一部分中上级军官是旧封建上层分子，其中不乏“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至于民族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有的是从苏联派来的军官，有的是侨居新疆的俄罗斯人。

老照片中的新疆民族军

不久，民族军便向塔城、阿山、南疆等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民族军于6月初拟定了中、北、南“三线作战”的军事计划。

中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精河和乌苏。1944年4月起，民族军对驻守精河、乌苏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并派出骑兵游击队从精河、巩哈等处的山口，袭击了“精河—乌苏—沙湾”的公路交通线、通讯联系和桥梁。

电影《孤女恋》中的新疆民族军形象

北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塔城和阿山。在进攻精河、乌苏的战事处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族军留部分兵力牵制精河、乌苏之敌，调派重兵再度开启了攻占塔城、阿山地区的战斗。并计划在得手之后，“从西北两个方向总攻精河和乌苏”。

南线作战的目标，即攻取阿克苏和蒲犁。简单地说，由阿巴索夫等人率领的骑兵游击队主攻阿克苏，旨在切断焉耆和喀什之间的联系；另一支游击队绕道苏联进入蒲县，切断喀什、和田之间的联系，牵制南疆的国民党军队，保证伊犁的安全与中线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将三区革命从北疆扩展到南疆。

新疆旅游地图

攻占塔城和阿山的战斗，正式打响于1944年7月份。北路民族军在与塔城当地的游击队汇合后，于7月31日占领了塔城。稍作调整后，他们进入阿山地区，在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和引导下，先后攻占了布尔津等地，最终于9月6日占领了承化县城，即今阿勒泰市。

在北路民族军进攻塔城、阿山区的同时，中路民族军针对乌苏和精河的总攻击，也在8月下旬全面打响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空军、重炮和装甲车部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9月8日，中路军攻克乌苏，彻底切断了精河国民党驻军的退路，很快将之尽数歼灭。

电影《孤女恋》中的民族军形象

进攻阿克苏的南路民族军队曾攻占拜城、温宿县城，两次围攻阿克苏城；进攻蒲犁的南路民族军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后，一度逼近英吉莎、疏附、莎车，并占领叶城和泽普等县城。在完成了牵制在南疆的国民党兵力、保证伊犁安全和中线战事胜利发展的战略任务后，这支军队主动撤回伊犁。

资料显示，截至1945年1月底，民族军几乎全面歼灭了伊犁境内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统一了除精河以外的伊犁全区。到了9月，民族军已将战线推进到仅距省城迪化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需要指出的是，迪化城内的国民党驻军只有6个营。倘若民族军乘胜进击，迪化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40年代的迪化城老照片

经过攻克塔城、阿山以及乌苏、精河战役的磨炼，民族军的规模和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简单地说，民族军不仅有了正规化、成建制骑兵、步兵与炮兵部队，而且还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装甲车和飞机。与此同时，三区政府在伊犁、塔城、阿山等地区均建立了专署，在25个县建立了县政府，辖区达28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70余万。

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和三区政府代表开启了和平谈判。1946年6月6日，双方签署了《和平条款》，7月1日成立省联合政府。由此可见，三区革命的胜利，无疑是一场军事斗争的胜利。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其中，中排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

首先，盛世才对新疆各族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三区革命爆发后，民族军得到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兵源、粮食、被服的供应和枪弹医药的输送，均得到了充足保证。

反观国民党军队，不仅得不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兵源也大多是从内地调来的，不仅人地两生，也不了解新疆情况，不耐严寒。再加上新疆公路运输线长，供应跟不上，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电影《孤女恋》中的民族军形象

第二，得益于苏联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民族军能在战争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能制定出正确的军事计划。相反，受各方面因素制约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不足，仓促应付，最终被各个击败；军事指挥笨拙，失误百出，处处被动。

第三，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援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伊犁暴动前，在阿山、蒲犁等地发生的武装斗争，几乎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巩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等7人，都是在阿拉木图接受军政训练后，被苏联派回乌拉斯台山区发动巩哈暴动的。

在伊宁暴动中：

这三支游击队，不仅都是伊犁暴动的主力，也是民族军的骨干队伍和核心力量。

第四，在伊犁暴动发生后，苏联派出了两个军事顾问团，主持军事计划的制定和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一些重大的战斗战役中，苏联甚至直接派遣军队参战——在攻克绥定和惠远的战斗以及乌苏、精河战役中，都出现了苏联红军的身影。苏军的“助力”，无疑起到了“扭转战局”的作用。

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革命爆发初期，因为参与武装斗争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这就意味着，民族军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犯下了诸多“致命错误”。

资料显示，在1944年至1946年这段时间内，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权一度掌握在封建宗教上层人士的手中。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号召力和地位，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推行了一系列带有“反汉”、“排汉”等严重地违背新疆各族群众根本利益与破坏祖国统一的行动。

1944年10月，以艾力汗·吐烈（1885—1976）为首的反动宗教上层人士篡夺了革命领导权，并在次年12月15日宣布将“临时政府”改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甚至在《和平条款》即将签署时，一度要出动卫队消灭进步革命力量。

艾力汗·吐烈，后来被苏联软禁在塔什干，最终在当地病死

与此同时，这些宗教上层人士频繁在群众集会等公开场合，肆无忌惮地发表旨在分裂国家统一、带有“反汉排汉”内容的演讲。在宗教狂热与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一些反动与不法分子以及大批受到蛊惑和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大肆抢劫、杀害当地的无辜汉族群众，进一步加剧和当地的民族矛盾。

对于这段史实，张治中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写道：“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阿合买提江对我说，如果放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

张治中与三区民族军将领合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以及广大爱好和平的各族群众，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态度。特别是在1946年6月和平谈判条款签订后，伴随着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首的进步革命派人士思想的日臻成熟，三区革命在经历了一些弯路之后，最终走向了正轨。

1949年5月20日，阿巴索夫在《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做出了极为深刻的检讨与反省：

“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民族中有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因而未分清统治民族内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以至到现在少数不良分子还对汉族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抢占汉人财产，拒还债务，以至威胁生命，不顾汉人在法律上的权利”。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妻子

1949年5月25日，阿合买提江在汉文版《民主报》中，发表了题为《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某些错误》的署名文章。针对三区革命前期发生的错误，他也做出了了坦率的自我批评：

“三区革命前期，（我们）曾把全体汉族人民同国民党强盗等同起来，把全体汉族人民同撮腐败的国民党汉族贪官污吏、匪兵和警察混淆起来，而认为所有的汉族人都是敌人，结果，我们便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了自己的朋友；而比国民党任何反动官吏还要凶恶得多的那些本民族的死敌——民族败类，却受到了我们的保护⋯⋯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不正确的政策。”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要理性看待三区革命前期所犯下的民族分裂及民族迫害的严重错误，也同样客观看到三区革命后期相关领导人们的主动纠错的态度。

阿合买提江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进步革命派人士，对我党提出的民族方针政策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三区革命的前途“同解放战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49年4月8日，阿合买提江在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后指出：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主张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区人民应对目前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战争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予以高度关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新疆今后的命运。”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告覆灭。同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解放军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7月11日，苏联在得知美国意欲策动“西北五马”在新疆建立“伊斯兰国”的消息后，马上向刘少奇建议：“新疆有三区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对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联络，再命人民解放军挺进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7月25日，刘少奇将中共中央“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的电文，转达给了斯大林。至此，双方就解放军进军新疆后“如何与三区建立联系”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回国。其中，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协同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顺利抵达伊宁。

经苏联方面的安排，8月17日，邓力群正式会见了阿合买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次日，中共中央主动给阿合买提江发出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当局派遣代表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在接到邀请信后，阿合买提江等人决定亲自前往。不幸的是，一行人在乘苏联飞机飞往北平途中，于8月27日在伊尔库茨克地区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三区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

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致新盟中央的唁电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后指出：“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省会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为我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我党的培养下，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