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血脉之礼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作 张陟译
黄昏时分，太阳将万物染成金色。夕阳照耀下，灰黑的岩石突兀挺拔，影影绰绰，朝向欧洲。低矮的云杉丛，匍匐在地的地衣，纤细耐寒的蕨类，四散铺开的苔藓，还有石缝间钻出的小小越橘，均浸染于落日的余晖中。灰色的雨飑斜斜地从海面横扫过来，又如劫匪得手一般突然散去，所经之处，万物无一幸免，霎那间便落得全然浸湿的命运，只留下晶莹的雨滴折射出斑斓的七彩。港口外的远方，更多更小的雨飑悄然成形，急速掠过海面，而陆地尽头，蓝色的大海融入灰色的雨雾，穷尽了目力。向东望去，极远处，越过斯皮尔海角，便是都柏林与爱尔兰的海岸，虽然遥不可及，却比多伦多和底特律近些，更不必提北美大陆的其他西部都市了。想象的迷雾中，都柏林似乎依稀可辨。
清亮的暮光中，象牙一般雪白的海鸥在雨后清澈的空中上下翻飞，伴着高亢的鸣叫，掠过蓝绿色的港口水面。有时，海鸥擦过海面，粉色的脚爪快要碰到水面，翅膀用力拍打胸膛，犹如一位肌肉发达的壮汉，夸耀健身班训练后的成果。有时，海鸥相聚成群，懒散地站在港口旁的岩石上，悄声低语，相互交谈，有时，海鸥则安静地眺望远方，望向大海尽头，爱尔兰的方向。
海港不大，岸边坡度柔和，港湾如同一个微小平和的子宫，孕育从虚空中来的生命。港口两旁，岩石把守着狭窄的水道，控制海水进出。眼下，海水再一次轻柔坚定地灌入港口，涌入峡湾，冲刷海港内壁的岩石，荡起停泊着的平底小船。潮水持续涨高，逼近陆地的水位高线，是春天的月亮推起的潮水。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海港四周的岩石潮湿光亮，一座座小屋散布其间，明黄，猩红，草绿，粉色，色彩鲜明，马掌钉一般乐观而倔犟地嵌在岸边的岩石上。
码头入口处，一群年幼的男孩在钓长着五色斑点的海鳟，孩子们打着赤脚，站在潮水漫湿的岩石上，手一挥，闪光的鱼线便甩出一道金色的弧线，落入涨起的海中。孩子们大声叫嚷，相互出主意，鼓劲加油。橙红的海鳟闪着光，被拉向岩石边，水中翻滚的身体泛起片片银色。
这，便是我眼前的景象。两千五百英里旅程之后，我到了路尽头，的确，路到此为止，结束在我面前六码外，一座打鱼人废弃的棚屋前。灰色的棚屋饱经风雨，两扇窗户被木条钉死，屋顶的许多木板已被风刮走，不知去向。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铁锁，沉甸甸的，紧紧锁住扭曲变形的大门。同样扭曲的门框边上，放着几只浮标，一小堆腐烂的绳子，一把破桨，一只锈迹斑驳的旧铁锚。
我可以另有选择，我可以开着租来的大众牌小轿车，向前六码，多打几次方向，调好头，面朝西，驶回来时的路。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前，我可以轻松上路。
可是，我沿着道路走了下去，走过棚屋，沿着蜿蜒陡峭的石子路，走下岩壁，走向海边。路边的小石子翻转滚落，没几步，皮鞋便有了划痕和裂口，我的脚趾紧紧箍在绷紧的鞋面下。
终于到了水边，四个小男孩正在湿漉漉的岩石上蹦跳，一个孩子抓到了一条鱼，正在收线，要把银色的战利品捉回来，其余三个兴奋地放下鱼竿，大声叫喊，给他加油鼓劲：“别让鱼跑了，约翰！”“把线拉直！”“把鱼竿举高！”“松的时候拉线！”“太棒了！”“多漂亮的家伙！”
码头另一侧，清澈的海水相隔，六七个男孩同样兴奋地大叫。银色的鱼被拽向岩石边的浅水区，鱼的尾巴撑起身体，扭曲跳跃，打破平静的水面。小渔民的鱼竿几乎拉成垂直，头顶上的鱼线嘶嘶作响，到了脚下的海鳟还在翻转、跳跃。小男孩紧握鱼竿，海水泡过的双手涨得红彤彤的，指关节一片煞白，他不知是否该放下鱼竿，赤手去抓靠近的海鳟，还是该向后抛出鱼竿，将鱼甩到身后。就在他向后甩出鱼竿的那一刻，光着的脚却没能站稳，他从湿漉漉的岩石上跌下来，摔入了水中。海鳟得了机会，一个漂亮的转身，闪着光，挣脱鱼钩，只一转眼，便带着深绿色的光，重回水中，消失了。“该死！”小渔民说了一句，挣扎着爬上礁石。他咬着下嘴唇，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涌出来。他手腕的内侧开了个小口子，血滴了下来，膝盖以下全都湿了。我走下去，拾起鱼竿，还给他。
突然，对面岸上有人喊了一声，只见一条鱼线急速划开水面，掀起无数细小的水珠。兴奋的叫声再一次传开：“别让它跑了！”“太好了！”“拉住！”“拉住！”
我也觉得激动，很想喊出点热情的建议，却不知该说什么。鳟鱼在水面上划过一条蜿蜒的曲线，掉落到孩子身后蔓延到海边的苔藓和地衣丛中。孩子们直奔过去，从线上取下鱼，看看到底有多大。
这一边，孩子们说话了。“你住在哪里？”他们问我，“你住的地方远吗？有没有圣约翰市大？”我笨拙地跟他们解释，北美中西部是怎么回事。我也问孩子们都上学吗。“上呀，”他们回答。有的孩子上博纳旺蒂尔小学，当地的天主教学校，有的上特灵纪念小学，他们不是四年级，就是五年级，他们说喜欢学校，也喜欢学校的老师。
钓鱼很有趣，孩子们说几乎每晚都来。“昨天，我抓了一条九磅重的，”约翰说。孩子们急切地给我展示他们简陋的装备。鱼竿千奇百怪，鱼线也各不相同，鱼线的末端有透明的接绳钩，下面是形状怪异的三角鱼钩，接绳钩上一尺左右的地方，大都绑着银色的尖钉。有孩子说，鳟鱼正是被银色的光吸引上钩的，有的则说，那只是铅锤或秤砣。每根线上都有一个。
“拿着，先生，”约翰说，“试试看，不要把鞋子弄湿了。”我的鞋底光滑，又站在潮湿的岩石上。我试了两次，笨拙地把鱼线投出去，每一次都扔得太高，铅锤却落得太近，与海峡之中游动的鱼相差太远。
“手腕要甩一下，先生，”约翰说，“手腕要甩一下，你马上就能学会。”约翰一头卷曲的红发，脸上散落着雀斑，眼睛清澈湛蓝。我又扔了几次，便把鱼竿还给了主人。
晚饭时间到了，女人们站在五颜六色的房门口，回家的喊声此起彼伏，飘荡下来，小渔民听话地拾起各自的装备与收获，走上蜿蜒的小路。太阳已然沉入海中。我打了个冷战，才突然发觉，晚上已经颇有些凉意了。尽管我也知道，也特别注意了，但双脚还是都湿了，在鞋里打着冷战。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胶鞋，我的脚没有选择，或许，也是在告诉我，这里并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我们身体前倾，走在陡峭的小路上。我的小同伴依然说个不停，都带明显的爱尔兰口音。一个孩子家里养过一只驯服的海鸥，养了七年，是哥哥在岩石上发现的，便带回了家，爷爷给海鸥起名叫乔伊。“因为它太爱说话了，”约翰解释说。上个星期，海鸥死了，孩子们在离海岸边一英里的地方把它埋了，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足够多的土能挖个坟。海岸边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无从下手。对人来说，也是一样。整整一个星期，孩子们眼巴巴地瞅着悬崖下面，想找到另外一只，却一无所获。孩子们说不能杀海鸥，海鸥受政府保护，它们吃腐食，能保持港口的清洁。
小路狭窄，我们一个跟一个往上走。到了棚屋边我租来的车旁，我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才三十三岁，便如此不堪，桑拿浴对呼吸可没什么帮助。孩子们走得轻松，在我身旁有说有笑，还礼貌地夸了夸我的车。我依然可以发动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开回去。到目前为止，除了听到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女人声，我还没见到一个大人。我站着，手指拨弄着车钥匙。
非常突然，那人与狗从石子小路上走了过来，出乎意料。我们正轻松地站在车前，没听见、也没看见他们。狗矮小粗壮，黑白毛色，白毛飘下来，盖在粗粗的腿和爪子上。狗一路跑来，一直期待地望向港口那边，并没有注意我。老人也矮小粗壮，一样的黑白相间，脚下是黑色橡胶鞋，粗重的黑色精纺裤子上系了一条粗粗的、满是伤口的黑腰带，皮带扣是一艘渔船的图案，上面有渔夫立在船头的样子。老人上身穿的是深色海蓝毛衫，头上一顶同样质地的帽子，帽子下面露出白色的头发，与三四天没刮过的胡茬一个颜色。老人蓝眼睛，手掌厚实，骨节凸出，有点变形，单从外表看，很难说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还是八十几岁了。
“今晚天气不错啊！”老人先看看约翰，再看看我，“气压没下降，这样的好天气或许还能持续一两天，真是打鱼的好天气。”
老人从路边捡起一块弯曲多节的灰色漂流木，握在右手里，摇摆起来，狗焦急地前后跳跃，直盯盯地望着木棍。木棍扔向海港，狗只欢快地叫了一声，便跑下堤坝，不见了，身后带起了无数小石子。没多久，狗又出现了，只不过是脑袋露出水面，在港口平静的水面上划出一个V字形。孩子们跑到岸边，大声鼓劲，就像早先彼此加油一样。“在那边！”他们喊，“右边！右边！”狗的身子几乎全浸在水中，看不到要追的木头，孩子们向木棍的方向投出小石子，狗在水中奋力弓起身，搜寻石头落水溅起的水花，调整方向，奋力前进。
“你好吗？”老人拿出一只烟袋和一袋子烟草，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又说道，“或许你可以留下吃晚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们沿着老人来的方向走了下去。不久，孩子们就赶了上来，身边是滴水的狗，嘴里叼着木棍。狗等老人拿走木棍，浑身一抖，水溅了我们一身。老人拍拍狗湿漉漉的脑袋，又搔搔狗滴水的耳朵，留下木棍，向胶鞋上重重地敲了敲。我们一起走在刚刚驾车驶过的石子路上。
没走多远，便有一些房屋出现在路的左侧，房屋是框架结构，平顶，趴在岩石上，俯瞰海港，在暴风雨的天气里，窗户会被海水击打，现在，房屋明亮的颜色在落日的余晖中愈发鲜艳。到了第三扇门，约翰、老人和狗拐了过去，我跟着，其他孩子挥手道别：“再见哦！”依然向前走去。
屋门狭小，用白漆刷过，通往屋门的小路由无数小石子铺就，早已被无数的脚步磨平。小路两侧，各有一排小小而光滑的石头，也是白漆刷过，干干净净，像两列硕大的白皮鸡蛋，或是尚未烘烤的两排白面包片。石头两侧，有几只废弃的轮胎，依然白漆刷过，是当花床在用，每一座白色的花床中，都低垂着颜色鲜艳的紫罗兰或金盏花。小路直通向暖房，暖房四四方方，有白色的栅栏和百叶窗。房屋门口的木头台阶上一边挂着一只冰鞋，没有人穿，摇晃的纱门旁是门廊，似乎闻得出大海的盐味，门廊旁是各式各样的油布雨衣、橡胶雨鞋、手套和帽子，有的挂在钉子上，有的放在木墙脚下。
门廊通向厨房，一个女人在里面干活，我们都走了进去，狗走过铺着油毡的地面，尾巴拖在身后，满意地喘了一声，便躺倒在木头桌子下面，它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刚在海里游过泳，它身上还是湿漉漉的。
厨房狭小，里面有一座铁炉子，靠墙放着一张木桌，旁边是三四把手工打造的木椅，还有一把木摇椅，上面铺着垫子，天长日久，摇椅腿已经变得很细，很难想象还能再用。木桌旁有一个盥洗台，上面放着两桶水，墙上的钉子上挂有一只脸盆，上面是一个带镜子的老式药品柜。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柜橱，一只低矮的沙发，一扇面对大海的窗户，墙上挂了一支气压计和两幅图片，其中之一是一对心满意足的年轻夫妻，女人穿着长裙，头发向上梳成卷，男人身穿哔叽料子的西装，微微有些大，头上的粗花呢帽斜斜地戴在右眼上面，男人肩上挎了一台手风琴，双手伸开，放在按键和按钮上，照片是多年前照的，已然泛黄模糊。另一张上是小耶稣，下面写着：“亲爱的耶稣保佑我们。”
炉灶旁的女人高高的个子，相貌清癯，一头灰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脖子上有一只大大的发髻，年龄与她丈夫的一样难于猜测。女人的眼睛是灰色的，犹如海面上迅速移过的云块，带着暴风雨将来的消息。女人身穿一件蓝色的印花衣服，一件简单的蓝围裙，一双棕色低跟鞋。我们进门的时刻，她正在翻平底锅里煎的鱼。
第一眼看到我，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好像认出了我是谁，眼中燃起了敌意，再后来，敌意变弱了，让位给了自我克制。她继续炉旁的劳作，我们三人坐在了木椅上。
晚餐的时候，我们的话并不多，如同彼此陌生一般，谨慎地了解孩子的状况，小心地避免尴尬的话题，守护我们唯一共有的尊严。小约翰没有察觉，只是不停地说啊、说啊。他上五年级了，学得不错，最近学的是百分比和神奇的小数，把百分数变成小数，得把小数点向左移两位，去掉百分号，你一定要这么做。他还学了不同种类的家畜，四种最常见的奶牛是荷尔斯坦因牛、阿尔夏牛、格恩西牛和泽西牛。他会吹口琴，晚饭后便会给我们表演。他有了自己的十二只龙虾笼，虾笼本已破损，被暴风雨刮到了岩石密布的海滩。艾拉——约翰冲老人点点头——帮他修好虾笼，钉上新的木板条，装了新的漂浮球，现在，虾笼放在港口入口的近旁，平均每一箱能收获一磅，“大点儿”的渔民告诉他，这成绩可要比他们中的有些人还要好。他在用一只风雨吹到岸上的小桶攒钱，想买一只舷外马达，装在重新翻新过的小艇上，去看龙虾笼，现在，他只有桨。
“约翰在这儿能长成一个好渔民，”老人开了口，“每天早上，我五点生火，他也起床了，我还没做好早茶，他们已经在海滩上跑完一圈回来了。”
“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约翰说，“没人在七点之前起床，我得自己做好茶，然后等着，真是不怎么开心。不过多伦多的港口上也有海鸥在飞。两个星期天我们都跑去看了海鸥。”
吃完饭，我们挪开桌旁的椅子。女人洗盘子，老人打开收音机，开始听天气预报，又调到短波，听听出海的人在说些什么，渔民们谈论着捕获、风向、洋流，还有扔在岩石密布的岸上的女人。约翰拿着口琴出来了，站在一旁，礼貌地等着。老人看到了，点点头，关了收音机，站起身，走上楼梯，脚步声在我们耳中回荡。下来时，老人手里多了一架破旧的手风琴。“手指上的风湿很厉害，很难再弹了，”老人说。
坐下后，老人双臂穿过风琴带，按动吱嘎作响的琴键。女人摘下围裙，站在他身后，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有一瞬间，他们依然是照片中的那对年轻人。他们唱道：
来吧，温柔可爱的姑娘
快来，关于爱情，听我讲一讲
恋爱中的小伙子像夏日的晨星
闪耀之后，便失了去向
我想当一只小小的麻雀
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
我要飞去，与我的真爱相约
他若相问，我却不会承认
哎呀，我不是一只小小的麻雀
没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大地上总有无尽的痛苦
我会死于这伤心的地方
约翰坐在一把木椅上，吹口琴的样子像世上所有的口琴师一样，他右脚打着节拍，小小的肩膀弓起，背也弓起，裹着双手，罩住口琴。
“来吧，约翰，跟我们一起唱，”老人说。
约翰听话地拿开口琴，甩甩上面的水，三人同唱起来，轻易便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年龄距离。老人和孩子唱着失落的歌曲，意味却大不相同，我是孤立的中年一代，困在当中。我的脚踩在油毡上，打着节拍，歌词飞进我脑中，萦绕盘旋。雾的触感与雪不同，却更沉重，也更浓密，哦，潮湿会变换各种不同的形态！
我独自一人在岸边流连
只有晚间的月光默默陪伴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陌生人
悲伤难过，哀叹连连！
他是为独自逝去的人儿哀叹
世上无人可让她重返阳间
翻滚的黑水从他身旁暗暗涨起
一点点地没过年轻珍妮的墓园！
哦，亲爱的珍妮，请与我相伴流连
莫让我独自一人与痛苦相伴
死亡是一把匕首，让我们相隔两端
你我之间的鸿沟哟，从此无法相见！
唱完后，我们坐在那里，觉得有些不自在，歌中的情绪好像重重地压在我们肩上。接着，除我之外，其他三个都动了起来，约翰站起身，把破旧的课本拿到餐桌上，狗跳上一把椅子，静静看着他，像一位监考老师。女人拿出蓝色的线，织了起来，毛线与丈夫身穿的毛衫一个颜色，她在织一件新毛衣，织到袖子了。老人站起身，招呼我跟他到狭小的客厅。客厅里，破旧的家具塞满了东西，中间是一只烧木头的小火炉，炉下有金属架，以防掉下的煤块烧坏地板，架起的烟囱直通楼上，消失在墙里，炉后是一个老式壁炉台，上面放有从海滩捡来的漂流木，各式各样，还有奇形怪状的瓶子，有蓝色、绿色与红色的，也是从海边捡回的。客厅墙上有几幅照片，挂在标准的木制相框中，有夫妻两人的，有夫妻与五个女儿的，还有五个女儿在一起的。照片年代久远，五个女儿大约从十岁到十八岁，最小的女孩头发最红，鲜艳的红色盖过了暗淡的黑色与白色。
从古旧的沙发后面，老人拿出一张折叠茶几，折放好颤巍巍的茶几腿，又从沙发后取出一张褪了色的棋盘和一盒子木头棋子。棋盘的脊快折断了，用胶带纸层层加固，棋子是用拖把杆锯成的，每一枚约四分之三英寸厚，一半的棋子涂成明亮的蓝色，另一半是同样明亮的红色。“约翰做的，”老人说，“每个棋子的厚薄都不一样，不过，已经够好了，他做得不错。”
我们下棋，老人用蓝棋，我用红棋。屋子安静下来，只有毛衣针相碰时发出的微响。时不时，老人点起烟袋，用一根砸扁了头的钉子把烟灰掏出来，再把新烟叶装进去，蓝色的烟雾懒懒地飘向低矮的天花板。棋下得很安静，你一步，我一步，我们都没有浪费时间。
“有人该上床睡觉咯，”过了一会儿，女人说了一句，收起毛衣，站起了身。厨房里，约翰把课本整整齐齐地放在餐桌一角，等明早再用，然后，他出去了一下，很快便回来，礼貌地道过晚安，便上楼睡觉了。不多会儿，女人也同样上楼去了。
我们包裹在烟雾之中，还在下棋，隐约之中，听得到头顶脚步的闷响声。
老人站起身，走了出去，我没感到惊讶，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罐子，像是装醋用的。他拨拨炉子里不再高涨的火苗，挪挪炉子上的水壶，找到最热的地方，又从橱柜中取出两个杯子，一个糖碗，两把勺子。壶里的水热起来了。
不用尝，我也知道是很浓烈的朗姆酒，度数肯定超标了。酒是装在伪装过的汽油桶里，用低风门的渔船，乘着夜色或浓雾，从法国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运来的。老人把朗姆酒和糖搅拌了一下，看着糖化在酒里，为了防止玻璃炸裂，又给每个玻璃杯中放了一把茶勺，接着，倒进了开水。醇厚的酒香散播开来，散发在蒸汽中。老人把杯子放在桌上，只捏着杯子上沿，以免烫了手指。
好一阵子，我们只是坐着，什么也没说。加热后的酒甜滋滋的，慢慢流入胃中，又冒上头顶。外边刮起了风，呜呜咽咽，砰砰地撞击泛了白的百叶窗。老人站起身，续满酒。黑暗让人觉得愈发温暖。风依然在刮。挂钟规则地敲了十下。
有的时候，无论有酒没酒，都不容易说话，不容易真正开口交谈。我们依然坐着，耳边是呜咽的风声，我们不知该如何开始交谈。又一次，酒杯续满了。
“她在多伦多结婚的时候，”老人最终开口了，“我们想，或许约翰该和她，还有她丈夫在一起。约翰到了城市，会有更多机会，但我们推迟了，差不多两年前，他才去。海湾边一个女人带约翰去的，那女人去看她女儿。错就错在我们太想他了，比我们估计的要厉害得多，就连狗也想他。狗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向窗外张望，走到海岸边的岩石上，停不下来，像是没系绳子的船，在雾中，在雪飑中迷了路。我们差不多病倒了，就连开始的时候担心他会是晚年负担的奶奶，也想他想到不行。我们自己以前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老人停了停，站起身，上了楼，拿下来一个信封。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照片，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辆半吨的皮卡车前，车的一侧绑着一把木梯，年轻人看起来二十五六岁年纪，皮卡车门上写着：“吉姆·法瑞尔，多伦多：住宅油漆、屋檐水槽、铝合金外墙，电话：535-3484。”字写在车门上。
“这是最后一封了，”老人说，“我猜法瑞尔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老家在哈特斯克湾。”
“不过，他们与约翰相处得并不平静，我们没了约翰也不行。就像我说的，约翰在这里住的时间太长，已经太习惯了。他们捎来话，说他会搭飞机到圣约翰，他们在纽芬兰俱乐部碰到一位女士，请她把约翰捎回来，我要去圣约翰接他。可是，就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什么都不对头了，都是不祥的兆头。他奶奶碰掉了灯罩，灯罩掉到地上，打碎了，这是死的兆头。窗上的百叶掉了下来，噼里啪啦掉在地板上，又不声不响了。还有狗。狗像疯了一样乱跑、乱叫，比醉汉叫得都凶，还自己撞到墙上，跳到桌子上，冲到百叶窗掉下来的窗口。我们只得把狗放出去，但是，出去也没好多少。狗拼命跑，还跳进海里，回来之后，又不停地叫，冲着同一扇窗户没命地叫，还往墙上撞，身上的水溅得到处都是，然后又跑回了海边。邻居听见了，说我该待在家里，不要去圣约翰。我们都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天一早，我又把刀掉在了地上。”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那一整天，雾都很大，大家觉得飞机不会来了，就算来了，也降落不了。我说，这么大的雾，真不是个好兆头，可能要出事，要死人的。飞机灯光一闪一闪的，像鬼魂一样穿过云层。我想他可能不在飞机上，但他还是从雾中走出来了，开始是和那位女士在一起，一看到我，马上就奔了过来，跑得越来越近，跳到了我怀里，我们两个的脸上都是泪水。世事真是难料，就是那天晚上，他们都死了。”
从信封里，老人又拿出一张破旧的剪报。
今晨，龙塞斯维尔大道的詹妮弗·法瑞尔不幸身亡，其夫詹姆斯稍晚死于圣约瑟夫医院急诊室。事故发生于清晨两点，二人所驾的皮卡车在女王大道西段失控，撞上电杆。据估计，大雾引发的过低能见度导致了该惨剧。法瑞尔夫妇均来自纽芬兰。
老人又去倒满了酒。“只剩我们了，”他说，“其他的女儿都嫁了人，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或是美国，她们很少回来看一看，三四年才回来一次，住上一个星期又要走，我们只有他了。”我的脑子有点发热，我走过去，给自己续满酒，不再等他客气地给我倒酒了。老人的酒杯、朗姆酒、小屋与关心加在一起，让我觉得像是回到了自己家，我曾经有过这种感受。可是，我依然说不出话。
我们走到外面小便，得转过身，顺着卷起的大风，以免小便沾到呼啦啦响的裤子上。大风向前推着我们，得靠脚尖抵住地面，才能勉强站稳脚跟。即便这样，天上的星星依然明亮，真是打鱼的好天气，风会慢慢小下去，空气中有浓浓的咸味，海水冲击着崎岖的岩石。我捡起一块石头，逆着风，扔进海里。
我们抓紧栏杆，踩着颤巍巍的楼梯上了楼，互道了晚安。
房间几乎没有改变。大风吹过，窗户吱吱嘎嘎，未完工的横梁左右摇晃，发出刺耳的声响，房子里尽是声响。没有听到人声，我却走近了窗户，我觉得自己好似那位愚蠢的洛克伍德【洛克伍德和凯瑟琳均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人物。在小说第三章中，洛克伍德在噩梦中看到凯瑟琳的鬼魂要从窗户进入】，走到没有凯瑟琳哭喊的窗边。我一只脚站住，摇摇晃晃地脱了裤子，搭在木椅背上。简朴的木床铺设干净，没有声响，我摸了摸，床垫里填的是干草或褐藻。我还不想睡，便放回沉沉的百衲被，又走到门旁。门上没有把手，只有钉子弯成的门环，转开门环，我走到过道上。过道没有窗户，一片漆黑，黑暗中的房屋好像吱嘎作响得更加厉害。我沿着墙，摸索前进，很容易便找到了那扇门，门锁着，一样的门环，很容易便能打开，但是，门的那一边却没有人在等候。我站着，竖起耳朵，听我儿子睡觉时平静的呼吸声，他的声音却唤起了风中并不存在的喊声。我犹豫了，没去碰门环，担心会惊醒他，打扰他的梦境。如果他醒了，我又该说什么呢？可我想再看看他，看看他熟睡的样子，看看房里安静的小床，看看床边那把用废弃的拖网渔船上的木头做成的木椅。紧闭的屋门后是黑暗的房间，房间里的木椅上再也没有煮好的鸡蛋，没有小食盐罐，也再没有一杯水了。
加拿大偏远的渔村曾有这样的习俗，如果一位姑娘欲求真爱，应该煮一只鸡蛋，剥掉半个蛋壳，放盐进去，把蛋带到床上吃掉，床旁放一杯水，晚上，未来的丈夫或是他的身影便会出现，递水给姑娘。但是，这种做法只能试一次。
十一年前，正是这样的习俗，吸引了年轻聪颖的研究生，让他们为了论文和北美的档案来到此处，当然，也为了自己的声名。学生们也会搜集伊丽莎白时代的歌曲与民谣，歌谣源自凯里郡、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不远万里，跨海而来，歌谣吟唱的是宽广狂暴的大海，闪闪发光的银匕首，还有一去不返、难觅踪影的恋人，从西佛吉尼亚州美丽的群山峡谷，到田纳西州田野中竖起的孤赏石，孤独凄美的旋律四处回荡。
过道的另一头，老夫妻也在安睡。老人的鼾声如同敲打窗户的风声一般，时不时，还会有倒抽气的声音。不出四五个小时，老人便会醒来，会下楼生火。我转过身，轻轻走回房间。
我躺在床上，朗姆酒的甜香沉重而浓烈，黑暗沉沉地压在我身上，却无法让我入睡，黑暗中的声音和阴影并不真实，而在记忆的墙上，想象的火苗不停闪烁。
哦，我想把自己的道路看得更清楚些。我从来不理解雾的神秘，却想捕捉雾的身影，或许，这便如儿时捕于罐中的美丽蝴蝶，即便有钉子孔透气，蝴蝶依然会死，空留下生命与死亡的水汽。或许，有点像不懂事的孩子，从情人幽会的角落捡回灰色潮湿的避孕套，却被大人呵斥丢掉，再去洗手。哦，我收集了许多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
或许，现在我应该起来说，哦，儿子，我情欲学院的最高荣誉，离开孤独的海鸥和银色的鳟鱼吧，我会带你到泰斯特冷饮店【加拿大一家著名的冷饮连锁店】遍布的土地上，任你睡到八点五十分再起床；我会带你看直通十六层公寓楼的电梯，给你看电子门铃，看生锈的铁丝网围起的院落，还有晚上静静跑过那里的杜宾犬。或许我该给你钱，可是，钱是我收获的果实、是我成功生活的象征吗？是否我该在未来某种可知或是不可知的痛苦中等你，如叶芝笔下的库丘林【库丘林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叶芝在多首诗歌中均提到他】，伫立在大风飞扬的海边？或像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是古波斯传说中的一对父子，父亲鲁斯塔姆误杀了自己长久未见的儿子苏赫拉布。英国文人马修·阿诺德曾就此创作有一首长诗】一般，站在未来流淌的河旁？
我还收集梦，因为我不知道多伦多女王大道上的雾的情形，皮卡车的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失去了的爱和给错了的爱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早上，很早我就起了床，老人劈柴生火。天色亮起，风平浪静，约翰扑通扑通地走下楼梯，往脸上泼点水，洗把脸，穿上外套，带着身旁的狗出了屋子。老人抽起烟袋，等水烧开。水烧开后，他往茶壶里倒了一些，把水壶递给我。我把水壶拿到洗脸池旁，给小脸盆里倒些水，准备刮脸。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女人轻声下了楼。
“我想，我今天要回去了。”我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又看看身后的人，我想把“我”说得重一些，“我刚才想可以原路返回，现在，我想把车放在圣约翰，然后直接飞回去。”女人在桌旁走动，摆上白色的圆盘，老人静静地填着烟斗。
门开了，约翰和狗走了进来，他们去了海边，去看看经过一夜的时间，海边有什么变化。“喂，约翰，”老人问，“你们看到了什么？”
约翰摊开手，亮出一颗圆圆的小石子，深绿色，有乌木一般的纹理，经过无休无止的海浪冲刷，又经过沙滩的磨砺擦亮，小石子的棱角已然磨平，光泽几尽完美。
“真漂亮，”我说。
“是的，”他说，“我喜欢收集石子。”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把石头递了过来。“给你，”他说，“你喜欢吗？”
我伸出手，又扭头看看屋里的其他人，他们正从窗户眺望着大海。
“啊，谢谢你！”我说，“非常感谢，我喜欢，谢谢，谢谢。”我从他手里接过小石子，放进衣袋。
我们一言不发，静静地吃了早饭。早饭之后，孩子和狗又出去了。我准备出发。
“嗯，我得走了，”我犹豫地走向门口，“到圣约翰得不少时间。”我向老人伸出手，他伸出强壮的手，坚定地握了握。
“谢谢你，”女人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懂我的意思，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我想我懂的，”我说，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钥匙，“我愿意帮忙，保持联系，不过……”
“但是，这儿没电话，”老人说，“我们两个也不会写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通知你，不过，约翰越来越能帮我们做这些了。”
“再见，”我们又说了一遍，“再见，再见。”
太阳已经闪耀，小渔船在港口中轻轻晃动。我坐上没有上锁的车，发动引擎，砂石在车轮下翻滚起来，我经过房子，和站在院里的老夫妻挥手道别。
远处的悬崖上，孩子们在叫喊，阳光清洗后的空气中回荡着欢快的喊声，狗围着孩子们兴奋地跳跃，他们像是捧了一只瘸腿的海鸥，或许他们想把海鸥治好。我按了按喇叭。“再见！”孩子们一边喊，一边挥手，“再见！再见！”
机场候机楼给人一种奇怪的熟识感，机场象征着世事的无常，而大楼却始终灯火通明，巍然不动，楼外防火板设计得像是要招呼旅客留下来。柜台旁，一个中年男子佯装生气，正对售票的姑娘说，他要去的是纽瓦克，不是纽约。
乘客并不多，没多久，我们便验了票，飞机升空，飞到了太阳照耀下的雾霭之上。午饭装在锡纸和塑料盘子里。我们在云上，看着飞机的翅尖吃了饭。
我边上是一位商人，他是向拉布拉多的资源开发商推销重型设备的，已经离家一星期了，就要回到妻子和孩子身旁。
那一天，后来的时候，飞机在大陆中部降落了。因为时区转换的缘故，刚刚飞过的距离似乎诡异地消失了。跑道闪着光，泛起微微的热浪。推销设备的商人到了终点，而我只是中转换乘，还得飞往大陆的深处。我们戴上太阳镜，走下扶梯，踩着灼热的水泥地，走过机场的电子大门。商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等在最前面，孩子们张开胳膊，喊叫着奔跑过来：“爸爸！爸爸！你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你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
END
「作者简介」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Alistair MacLeod）是当代加拿大最为出色的作家之一。一九三六年，麦克劳德出生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十岁随父母迁回了祖居的新斯科舍省布雷顿海角。二十一岁时，麦克劳德进入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毕业后又相继在新布伦瑞克大学和圣母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六九年，麦克劳德开始在温莎大学任教，教授英语和写作，直至退休。一九七六年，四十岁的麦克劳德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失去的血脉之礼》（The Lost Salt Gift of Blood），十年之后，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儿总会带回太阳和其他故事》（As Birds Bring Forth the Sun and other Stories）。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损失不大》（No Great Mischief）曾获得百合花图书奖（一九九九）、国际英派克都柏林文学奖（二○○一）等国内外奖项，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广泛好评。二○○○年出版的《海岛》（Island）包括前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所有作品，按照发表时间重新排序，又加入了两个新的短篇《海岛》(Island)和《清除》(Clearances)，共计十六篇。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麦克劳德的产出可谓缓慢，但作品的品质却受到了一致公认。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精雕细琢打磨而出的一个个短篇故事，帮助麦克劳德奠定了他的文学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