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抓捕江青、姚文元等人，结束动荡的行动看似简单又顺利，实则充满凶险，前期的布局与谋划步步惊心，走错一步，都有可能酿成大祸。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除了叶帅与华国锋同志外，还有李先念同志。

李先念17岁时参加革命，因为作战勇敢屡次获得升迁，至1934年，他已是4方面军30军政委。1934年，他在徐帅的指挥下率部西进川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蜀地的军阀部队不愿红军来自己的地盘，派出20个团于巴中一带设防，妄图将人民武装驱走。对方看似兵强马壮，实则尽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李先念率军打了两个冲锋，对方就垮了，蜂拥向后逃窜。徐帅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于是命令李带着30军迂回抄敌人的后路，果然大获全胜，歼敌近1.5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以及财物。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南，因为连日的作战加急行军，整个部队疲惫不堪，官兵们开始对前途充满了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就在此时，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收到了一封电报，是4方面军发来的。紧接着，李先念又率30军一部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为大家带来了不少的补给品。

中央红军顿时士气大振，军心也重新凝聚了起来。毛主席大喜过望，急忙将李先念迎进指挥部里，直言他“来得巧，来的妙”。李先念随后向主席详细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和地形特点，并建议红军沿着川西向北行军，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躲避敌袭，保存实力。毛主席听了他的分析之后，盛赞他战略眼光出色，可谓是“英雄出少年”。

解放战争时，李先念所在的解放区遭到敌人的重兵包围，他沉着冷静应对，率部有序突围，一举打破了敌人的既定战略，同时又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缓解了其他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可谓是一举多得。建国后，他离开部队，转入行政部门工作，先后任武汉市长、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他受到腐坏分子的无端针对，处境陡然变得艰难起来。次年中旬，他被革去职务，下放到基层某工厂改造，直至1971年方才重返国务院任职。

时间来到1976年，毛主席因病去世，国内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腐坏分子开始暗地里勾连搞阴谋，妄图窃取人民政权。华国锋同志意识到情况已经万分危急，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恐怕要出大事，于是便在9月中旬某天突然登门拜访李先念，和他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李先念其实早就有收拾江青、王洪文等人的想法了，因此很支持华国锋采取强硬手段。10分钟之后，华国锋起身告辞，临走时请李先念去找叶帅“通通气”，问问意见。

当时的政治态势十分敏感，腐坏分子的爪牙到处都是，李先念不能直接去找叶帅，这样容易引起怀疑。他先是对秘书表示自己心情不好，想去香山转一转，排解烦闷。秘书马上联系司机，驱车将他带往香山。等车子走到半路的时候，李先念突然让司机掉头去叶帅家里。叶帅得知李先念来了，当即就猜到有大事要发生，连忙将他迎进书房里，并遣退身边的随从，以防隔墙有耳。

叶帅试探着问李先念突然造访是为公还是为私，李先念回答说两者都有。叶帅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起身将收音机打开，以免被窃听，后来又觉得不保险，干脆笔谈。李先念向叶帅转达了自己和华国锋的想法，叶帅表示同意，政治较量已经无可避免了，必须来个痛快的！

不久之后，李先念又与华国锋及其他同志秘密开了碰面会，商议如何处理江青等人，大家的普遍意见是直接抓捕，只要将“贼首”擒住，其他乌合之众自然就会做鸟兽散，动荡很快就会平息下来。10月，华国锋与叶帅、李先念连同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一道对江、姚等四人采取了强制手段，很快便稳定了国家，使人民政权重回正途。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十分凶险，当时腐坏分子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国家的角角落落，这些家伙甚至密谋要武力与党中央对抗，如果继续放任其胡来，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帅、李先念等人站了出来，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一锤定音结束了动荡，让人民政权浴火重生，走向了新明天，这份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