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1950年，毛泽东57岁。
1950年5月24日，毛泽东阅章士钊关于荐用李傥的来信和李傥的自传，批示：
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又在李傥自传上批示：
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这一时期，找毛泽东要工作、要求进京工作的人很多，毛泽东多数婉拒。章士钊一封推荐信，毛泽东却爽快答应了。
毛泽东与章士钊章士钊，字行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19年，经杨昌济介绍，结识毛泽东。从此，两人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友谊。
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共产党的成立、开展湖南革命运动以及援助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银款。资金紧张、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上海，寻求章士钊帮助。
章立即答应，并发动各界名流捐款。章士钊利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筹集2万元，并将这笔钱全部交给毛泽东。
章士钊雪中送炭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1937年，他向美国记者斯诺谈到此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拿出一些帮助我回湖南。”
1963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突然对他的英语老师、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行老（章士钊）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在开玩笑，答道：“父亲从未提及此事，要是主席真欠了父亲的债，父亲必定也不会催还的。”
听了章含之的话，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满怀深情地说：“也许行老忘了，我见到你，想起来了。这笔债，早该还。”“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章士钊第一次收到2000元的“还款”时，心里却忐忑不安，愧疚难当。他通过章含之转告毛泽东：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毛泽东致章士钊的信：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毛泽东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这天，总让秘书按时送2000元到章家。一直到1972年，2万元的“债务”还清。
1973年春节后不久，毛泽东了解到还款停下来时，他急切地对章含之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这时，章士钊因病住在医院。听到毛泽东这番话，他激动得拉着家人的手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息。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直到章士钊去世，毛泽东才停止了“还债”。
毛泽东对章士钊一直袒护。1957年，政协召开了一次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章士钊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以水果做比喻，希望中国共产党不会“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健全核心。
他的讲话遭到了一部分人的误解。那段时间，章士钊每天被勒令写检查。章士钊的检讨书写了一遍又一遍，却总是不能令那些人满意，这让章士钊越想越气，越想越郁闷，终日闷闷不乐，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一天夜里，章士钊被一再返工的检讨书气得跳脚，直接宣布要就此事给毛主席写信，举报下面这些人的乱搞行为。
女儿章含之听到章士钊的话，被吓了一跳，极力劝说他千万别去惊动毛主席，检讨书不过就写到通过。可章士钊已经打定主意，哪里肯听女儿的劝解，提笔就将自己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近日来遭受的不公平写了下来。
毛泽东看到了章士钊的信件后，马上对政协做出了批示，不仅为章士钊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进行了背书，还叮嘱政协好好待他。
1966年，章士钊还将自家遭遇写信上报给了毛泽东，向其详细地陈述了家族近些时日所发生的事情。仅三天后毛泽东就回信说，自己收到信件心中十分挂念，已经让周总理对此事进行处理，希望章士钊切勿担心。毛泽东还让周恩来拟定一份对民主人士实施保护的名单：
毛泽东与章含之章含之（1935年7月14日—2008年1月26日），出生于上海，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
章含之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陈度(陈伯权)，是军阀陈调元之子。
谈陈两人未婚同居，谈有身孕后，陈家只许谈为妾。谈不同意。
陈调元请章士钊出面调解私了，并将谈所生女儿托付给章。
章士钊的二太太没有孩子，于是就收养了谈雪卿生下的女儿。章士钊给她起名章含之。
章含之14岁那年，在一次圣诞舞会上，与燕京大学学生洪君彦相识，从此开启了一段才子佳人的岁月。
18岁那年，章含之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4年后，她与洪君彦得以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殿堂。后来，章含之受邀成为伟人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专门给伟人教授英语。
十年特殊时代，洪君彦受尽各种不公正的批斗，章含之不仅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慰和理解，反而逐渐疏远、冷落了丈夫。
洪君彦感到事业不顺，婚姻不幸，人生无望之际，北大西语系的一个女教师给予了他无限温暖。一来二去，两人越过了道德底线，步入了婚外情的歧途。至此，章含之与洪君彦的婚姻已走向名存实亡的地步。
1971年3月末，章含之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与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合称“外交界五朵金花”。
1972年，以丈夫有外遇为由，离婚。
1973年年底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结婚。
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1990年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
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5分，因肺部并发症于北京朝阳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3岁。章含之生前刚把另一本回忆录底稿撰写完毕，女儿洪晃表示：“她这一走，剩下的包括文稿修改、史料核实、出版事宜都将由我来完成。”
2月1日，章含之葬礼在八宝山举行，并与养父章士钊合葬。
她的女儿洪晃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洪晃，美籍华人，1961年出生，媒体人、博主、作家。前夫是著名导演陈凯歌。
李傥李傥（1884-1965），名文生，字倜君。易俗河元甲塘（今白云乡）人。
清光绪二十年（1894），入长沙求实书院肄业，受主讲黄恕轩赏识，留住内斋，接受传统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思想教育。
光绪二十六年，受聘为杨度之子公庶等启蒙教师，得杨度指授。二十九年，得远亲上海道员袁树勋之助，以湖南官费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
三十一年夏回国，在长沙明德学堂佐理教务兼日语翻译。次年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学，经预科升入政治经济本科。参加杨度等组织的宪政研究会，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
宣统元年（1909）归国，袁树勋又在山东公费留德学生名额内派李傥留学德国，担任中国留德学生会主席。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后入研究班深造。接受阿·瓦格纳的庸俗经济学、财政学理论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讲坛社会主义派”。又受伯恩斯坦思想影响，认为中国改革应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或用温和的办法徐图改进。
民国元年冬回国。次年，胡元锬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委他任校长兼授经济学、财政学、货币论等课程。学校停办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朝阳大学教授，兼任北平政府法制局参事，分管财经法规的起草和审查工作，历时10年。
北伐战争期间，获读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认为切合中国国情。民国1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秘书。19年，农矿部、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留任秘书，旋任渤海化学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时，随孔祥熙出国考察实业，任翻译秘书，历美、英、德、法诸国，对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及各国劳资情况有所认识。22年，任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后任财政部主任秘书，建议设累进所得税、统一征收盐税等事，皆无法推行。民国24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未能参与决策，请求辞职。25年，任国库司司长。因抗日战争财政开支巨大，策划建立国库制度，会商立法院，制订《公库法》，无法实行，屡请辞职，获调关务署长。
他以学者从政，历任高级官吏，廉洁自爱，严于律己。民国33年，在重庆过60寿辰，甘肃财政厅长李某由兰州至渝，送食品一盒祝贺，内装黄金2百两。夫人匿不相告。他苦苦追问，至急得口吐鲜血，挥杖相向。夫人吐实交出后，即着人退回，并批示：“此件不是礼物，是要我命之件。如下属再犯者，必将严肃处分。”旋携全家至市郊一小摊贩处，买些四川土产豆皮花生米以度过生日。民国34年，任财政部常务次长。民国35年，发觉家室在姜畲黄沙冲置买水田，即令夫人回乡退田废约。
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他慨叹为“自杀政策”，拒受主计部副主计长的任命。告老还乡，寄居长沙北门外油铺街，向亲友借钱度日。行政院长张群许拨一笔巨款资助，被谢绝。民国38年8月，参加程潜组织的湖南和平起义。
1950年5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傥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4年，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移居武汉，步行上班，经常只身草鞋去各地考察经济工作。1965年病逝于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