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段苏权被授予少将，不少人认为，这位曾担任过东野12个主力纵队司令员之一的将军，被授少将有些委屈了，起码应该是中将。
该说法，也并非无的放矢，要知道，东野12个主力纵队的司令员中，上将出了五位（李天佑、刘震、韩先楚、黄永胜、邓华），中将出了4位（吴克华、万毅、詹才芳、梁兴初），剩下三位，则被授予少将军衔。
而段苏权，就是这三位之一。
那么，段苏权被授少将真的委屈吗？事实上，他被授予少将，既事出有因，且不是最委屈的，比他委屈的还有另外两位。
因伤离队，还被开过追悼会段苏权生于1916年，曾读过六年高小，因此，在他16岁参加红军时，就成了当时红军队伍里少有的知识分子。
因为有知识，所以段苏权在参军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就负责宣传工作，19岁时就出任了湘赣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一职。
到了1934年8月，段苏权已是红六军团骨干，两个月后，即当年10月，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考虑，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开始向湘西转移发展。
也正是这次转移发展，段苏权展现出了极强的军事能力。
当时为保证主力顺利转移，需要黔东独立师留下断后，以吸引敌人注意力，黔东独立师的整体战斗力自不必说，这支从黔东大地生长起来的红军部队，是由红六军团和地方游击队组成，战斗力上均身经百战，完全可以担负断后的任务。
但正所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么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也肯定得有个能扛起大任的领导才行，不然对部队整体战斗力的发挥是有很大影响的。
经过斟酌和考虑，任弼时、贺龙两位首长最终决定，以时任红六军团53团团长的王光泽为黔东独立师师长，以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宣传部部长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
有人就说了，这段苏权当独立师政委，怎么会有机会展现出军事能力？
实际上，至少在红军时期，政委对部队的军事行动是有最后决断权的，只不过进入抗战后期，这一规定才慢慢被改变。
因此，黔东独立师能不能完成此次任务，不仅要看师长王光泽的指挥，也要看段苏权的决断。
而在此之后，王光泽与段苏权带领黔东独立师的800余人，与敌人周旋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成功的牵制住了敌人，圆满的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掩护主力、牵制敌人的任务。
从这段经历中就能看出，段苏权并非是那种不通军事的文职干部，而是一位文武双全之人。
但在完成牵制任务之后，段苏权却意外在一次战斗中受伤，由于伤情严重，且当时部队正在突围寻找主力，所以根本无法带着一名重伤员行动。
无奈之下，师长王光泽只得把段苏权暂时安置在当地一个老乡的家里，自己带着黔东独立师继续突围。
当时两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由于敌人加大了“围剿”力度，导致黔东独立师被打散，而师长王光泽也在不久后的一次突围作战中弹尽粮绝。
最终，部下尽数牺牲后，只身一人的王光泽几经辗转，还是被敌人抓获，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光泽凛然不屈，而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将他杀害。
王光泽牺牲时，被捆在一张椅子上，脚上也钉上死镣，敌人就这么抬着他在一座荒山里将他加害。
1982年，王光泽的遗骨被找到，段苏权得知后，不顾身体老迈，在次年来到王光泽墓前，沉默许久。
说回当年，在段苏权伤情稳定后，他开始寻找部队，但当时黔东独立师早已损失殆尽，所以找来找去，他始终找不到队伍。
没办法，段苏权只能一路乞讨，辗转回到了茶陵的老家。
到了1937年9月，段苏权得知了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这令他极为高兴，在妻子和父亲的帮助下，段苏权赶往山西，并在太原见到了他的老上级也就是任弼时。
当任弼时看到段苏权的那一刻，也是大吃一惊，他拉着段苏权的手说，“没想到你还活着，我们都给你开过追悼会了”，就这样，段苏权重新归队。
任职八纵，却遭四野首长猛批段苏权归队之后，先是在延安待了数年，期间除了在抗大学习之外，还曾担任过抗大教员，另外还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任教育科长。
一直到1940年，段苏权才得以返回前线。
返回前线之初，段苏权是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工作，到了抗战胜利后，段苏权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这段时间，段苏权的进步极大，本身就是能文能武之人，又有在延安学习的加持，因此表现相当优异。
也正是因为如此，段苏权被程子华看中。
抗战胜利后，程子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而后来的东野八纵，正是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13旅、独立16旅以及独立18旅为基础组建的部队。
所以说，东野八纵算是程子华从手底下走出的兵。
而在八纵组建后，东总直接指定了司令员的人选，也就是黄永胜，之所以指定他，主要是黄永胜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东野首长，是东野首长一手栽培出来的虎将，把这么一位知根知底也能打敢拼的虎将放在主力纵队位置上，确实十分合适。
黄永胜上任后，确实带领八纵打出了不少胜仗，但在打仗之外，一些问题就让程子华十分看不惯。
比如他的霸道，再比如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让程子华始终担心他会不会把八纵带到沟里去。
严格来讲，程子华这么想并非是出于其他目的，单纯是为了部队良好的发展，作为一名党性极强且资历极深的大军区司令员，程子华确实是基于部队发展才会有这种担心。
担心之余，程子华就去找了东野首长，提出换掉黄永胜。
与此同时，程子华提出，让工作踏实，且军事能力不弱的段苏权出任八纵司令员，对此，东野首长开始并未同意，表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黄永胜虽说有问题，但毕竟打起仗来不含糊。
不过最终，考虑到部队的整体团结，东野首长还是答应了程子华的请求。
就这样，段苏权得以出任八纵司令，但出任不久，段苏权就在不久后的辽沈战役中出现失误，并遭到了东野首长的严厉批评。
其实这次失误，责任并不完全在于段苏权，当时东总下达指令，要求八纵攻占锦州的外围机场，以阻止国军向锦州增援。
接到指令后，段苏权却犯了难，因为当时锦州外围有两个机场，一个废弃一个在用，按理说直接打在用的就行了，但问题是九纵就在当时在用的机场附近。
所以，本着兵贵神速的原则，理应让九纵去才对，而这也是段苏权犯难的原因所在。
因为无法确定指令是否正确，段苏权无奈之下，就让参谋给东总致电，询问究竟是封锁哪一个机场？
而接电话的，恰好是东野有名的“雷公爷”刘亚楼，一听八纵这会儿还在问打哪个机场，当时就火了，在电话里好一通骂，骂的相当难听。
同时，也正是因为请示导致延误了战机，国军趁此机会又调来了两个团的援兵。
所以在事后，八纵因为此事挨了板子，当然就事情本身来看，段苏权虽说有一定责任，但东总也有责任，可不管怎么说，八纵没有很好领会上级意图，并延误战机是事实。
并且，这件事也被汇报给了西柏坡，西柏坡的态度很简单，那就是“大军作战，军纪要严，八纵耽误两天封锁机场，应予批评”。
这么一来，八纵的板子更是挨定了，而在此事之后，黄永胜重新回归，而段苏权则被调离了八纵。
授少将并不委屈有不少说法认为，封锁机场一事，是导致段苏权仅被授少将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就段苏权的情况而言，他被授少将，其实并不算委屈，就算没有封锁机场这件事，他的军衔差不多也会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正是因为段苏权当初离队造成的。
前文讲过，从1934年到1937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段苏权曾因伤离开了队伍，当然这并非是他主观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是离队了。
虽说在归队之后，段苏权曾把这段时间的情况向组织上做了详细汇报，但问题就在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组织上无法核实。
所以，这个问题就被“遗留”了下来。
问题被“遗留”，倒不是说段苏权就一定真的有问题，而是说，无法证明他真的没有问题，这一点区别很重要。
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审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说不定有叛变者借此来混淆视听，从而混进革命队伍，再伺机形成破坏。
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一个两个人了。
因此，对于中间离队后重新归队的，组织上都会进行详细的审查，一旦无法证实离队期间的所作所为，就自然影响到了后期的任用。
而段苏权就属于无法被证明的一员，但对他组织上还是选择了重用。
不然得话，他也不会在后来出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以及八纵司令员这些重要职位，而这些职务就说明，组织上还是愿意相信他的。
并且，在归队之后，段苏权也没有因为“遗留问题”而被追究，且能在一线担任指挥，这已经是组织上的特别照顾了。
所以，段苏权在授衔时被授少将，真的不算委屈，若是当初对他进行严格审查，那他有可能连去一线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被授少将了。
除此之外，要说委屈，那东野另外两位少将，可比他委屈的多。
这两位正是贺晋年和钟伟两位将军，这两位将军中，贺晋年资历可要比段苏权高不少，红军时期他曾任红27军军长，而段苏权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也只不过黔东独立师政委。
此外，钟伟将军与段苏权相比，虽说谈不上超越，但也算是平起平坐的级别，并且两人都负责过宣传工作。
所以论资历，贺晋年将军和钟伟将军，并不比段苏权差。
而论战功，那贺、钟两位将军就要超出段苏权很多了，先说贺晋年将军，他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是他率部取得了锦西阻击战的重大胜利。
再说钟伟将军，别的不说，仅说靠山屯战斗，在错综复杂的战斗局势下，他能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准确把握住战机，为促成东野消灭敌87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让钟伟将军名声大振。
因此，就算论军功，贺、二位将军与段苏权相比，同样不遑多让，甚至还略胜一筹。
而这二位将军，与段苏权一样都是被授予少将军衔，所以，若段苏权觉得委屈，那贺、钟二位将军岂不是更委屈？
实际上，段将军对于授衔并没有过多计较，有说法称他当时“愤怒不已”，甚至还说他“扯掉将星”，这种说法其实毫无依据，那一代的战将，个个都经历过九死一生，大部分对名誉看的都很淡，因此对于军衔，可能内心会有意见，但绝不至于会去“扯掉将星”。
若段将军真的是这种格局之人，也不会有后来包括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的重用了，所以，此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