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3.11.00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旷日持久，交战双方为了打破堑壕战僵局也绞尽脑汁，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面对同样的问题，双方作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选择。
19世纪60年代以来，武器装备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用高能炸药代替黑色炸药，这不仅使大炮的射程比以前大得多，而且每一枚炮弹杀伤力也更加大，到1900年，有反冲系统的野战炮已经能在不损失任何精度的情况下实现极高的射速。这种火炮会在几分钟内摧毁整个目标区域，而步兵最紧迫的任务是找到躲避炮击的办法，如分散、伪装、屏蔽和烟雾，最后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工事，工事能使人员伤亡率大大降低。1914年马恩河会战的谢幕，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上唯一一次大规模运动性会战的结束，此后数年间，双方均依靠一条由英吉利海峡延伸至瑞士边境的堑壕战线对峙厮杀，由于武器火力的强横和野战筑垒工事的完善，防御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倒攻击的战争样式。机枪、火炮、铁镐和铁丝网使进攻一方经常尸横遍野而一无所获，许多会战动辄数十万人伤亡所能换来的只是敌军防线的略微后移。到1915年底，西线已经形成一系列的半地下城镇，每一个城镇都有庞大的军队和设施。难怪英军、法军和德军一起在堑壕里哀嚎：“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根本就不是战争！”为了打破战场上的僵局，恢复作战的机动性，战争双方都在冥思苦想，然而经过长期的思考与酝酿，面对同样的僵局，双方用以打破堑壕战僵局的对策却迥然有异。
缘起：堑壕僵局的苦恼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时间的消逝已经麻木，进攻、防御、反击交替，尸体在堑壕间如山丘般隆起。”这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西线无战事》中的片段，它再现了吞噬无数生命的堑壕战景象。然而，在大战刚启的马恩河战役时，事情还不是这个样子——最初的战斗仍是依托地道进行的运动战和进攻战（对交战双方都是如此）。当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六强中的五个强国（法、英、俄、德和奥匈帝国）都把他们长期准备的作战动员计划付诸实施（意大利保持中立，这是钻了同盟国条约的空子，拒绝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否则必须对英 国宣战）。这些计划没有任何一个是基于长期消耗战的设想，而 都将克敌制胜的法宝押在了速战速决的进攻－运动战上。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在1897年提出了“施里芬计划”，假设大战爆发后，法国联合俄国东西夹击德国，但俄国完成军队动员至少需要40天，德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快速投入重兵（97个师，占全部军力的九成）展开对法作战，其中79个师（约120万人） 组成右翼集团，沿海岸线经比利时直插法国北部，占领巴黎，继而迂回东北，与左翼集团（9个师）和 中路集团（9个师）夹击歼灭法军主力于法德边境地带。“施里芬计划”的核心是通过极端削弱德军左翼集团，使右翼获得最大可用兵力，发动最大强度的攻击，在俄国正式出兵参战前覆灭法国。
与雄心勃勃的“施里芬计划”相比，法国的“17号计划”显得更加一厢情愿。法军统帅霞飞毫无根据地认为法军实力已经强于德军，一门心思地把主力摆在东北国境线上，妄想迅速东进，一路打到柏林。所以1914年，“8月炮火”响起时，各方都乐观地认为，决定性的西线战争在圣诞节前就会结束，德军与英、法满心希望通过大规模机动迂回取得决定性胜利，结果两个自信满满的对手，就这样在互相进攻中剧烈地撞到了一起。
1914年9月4日，法军侦察机发现克鲁格的部队从巴黎东北擦过，由西向东移动，巴黎城防司令加利埃尼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绕开巴黎的德国人把自己的侧翼送给了我们”，他决定尽快对德军暴露的右翼展开侧击。加利埃尼将自己的部署电告霞飞，并建议在德国第1集团军必经的巴黎东郊马恩河进行一次会战。9月5日，克鲁格的德国第1集团军在向第2集团军靠拢的过程中遭到法国第6集团军的阻击，双方发生激烈的交战。就在德国第1集团军和法国第6集团军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法国第5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的6个师突然于9月6日凌晨在马恩河北岸发起全线反攻——几万名法国士兵推着上千门1897年型75毫米速射野战炮向德国人反扑过来。在如注的弹雨中，德国第1、2集团军先后崩溃，德军战前制定的速胜计划被粉碎，法国人则保住了巴黎，避免了军事上的全面崩溃，重新组织起了一条新的防线。
在马恩河会战后，英、法联军的反攻也在德军埃纳河仓促构筑的堑壕防线前趋于停止。此后，双方都力图通过“奔向大海”迂回包围对手，结果是双方都开始大挖堑壕阻击对手。恩里克·福尔金汉在9月份接替小毛奇，出任德军总参谋长。此人上任伊始就命令把堑壕一直挖到北海边，防备英军在弗兰德地区实施迂回。而盟军则朝着另一个方向，把堑壕挖到了瑞士边界，比利时人把守北海段防线，法国防守索姆河至瑞士边界，中段由英军担纲主力。由此，横贯西线战场965千米的巨型堑壕体系成了困扰交战各方4年的噩梦。从结构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体系基本沿袭了美国内战时期的堑壕体系结构，其主要由3种堑壕构成：前沿为火力堑壕，其后为掩护堑壕，连接两道主壕的是“之”字形交通堑壕。对峙堑壕之间的地带则被称为无人区，通常宽度为91~270米，但在对峙激烈地区，两军相距不过27米（如维米岭地区臭名昭著的“昆宁哨位”，这个死亡距离仅15米），在无人区内布满了绵密的铁丝网，这些障碍物通常高0.9米，宽3米。 为了有效对抗火炮，堑壕内还有厚达2.7~3.9米的护墙，将堑壕分隔成5.4~9.1米宽的隔离区，壕沟里布满了各种防炮掩体。
总体上，协约国的堑壕阵地较为简单，法国军方高层公开表示，如果把堑壕搞得太过“舒适”，士兵们就不情愿冲锋了。而人数处于劣势的德国人显然更愿意在法国人的领土上坚守下去，他们的堑壕较为坚固、宽敞，内部设施完善。有些防炮掩体四壁贴着墙纸，挂着镜子，少数甚至还有地毯。尽管如此，任何一条堑壕中的生活都没有浪漫色彩可言——绝大部分时候，双方士兵缺食少穿，蜷身在泥浆之中。老鼠、跳蚤、虱子似乎无处不在，寒冷、疾病，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成了敌人，然而对此却又无可奈何。随着双方堑壕体系的不断完善，火炮也只能勉强骚扰壕沟中敌军的好梦，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强攻只能占领少量前沿堑壕，而且筋疲力尽的进攻者很快就会被对手强大的预备队赶回去，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就这样暂告一段落，然后又在不久后故技重施，如此周而复始。一场场打击敌人士气的有控制的战役变成了一场场失控的超常较量，胜负不决、毫无目的，给双方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巨大伤亡。
制造坦克——英法的选择
战术上的僵持或许可以被利用来服务于消耗战略，而该战略不仅使军队，也使整个国家的人力和士气经受考验，因此当凡尔登战役变成了一台不折不扣的绞肉机后，交战的双方都意识到变革是必须的。作为资源相对充沛的一方，协约国试图以机械的力量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是合乎情理的——“坦克”的精确概念最早是由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军官斯温顿提出来的，尽管其构想有其单一而特殊的目的，即为步兵在前沿向战壕和铁丝网后的步枪、机枪冲击时开辟道路，但仍然受到了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的热情支持。
在丘吉尔的牵头下，英国陆军部与海军部于1915年2月20日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陆上战舰委员会”的组织，英国最早的坦克便是由该委员会设计的。出于保密起见，英国军方不但将其命名为“水柜”（Tank），而且对外吹风说这些“设备”是一种专门用来向处于崎岖地形上的东线俄军供给的机动式水箱，并将交由一家专门从事生产供应前线官兵饮用水的水箱公司进行生产。为了继续掩人耳目，首批出厂的“产品”甚至都在外包装上印上了俄文“小心搬运”的字样。事实证明，英军的欺敌措施是成功的，当这些活动“水箱”在1916年9月索姆河会战中第一次出现时，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从此以后，“水柜”即成为这类陆上铁甲巨兽的正式名称。
不过坦克的处女战实际上并不理想，以索姆河会战为例，当时英国派到法国的有2个坦克连的60辆坦克，但这2个连的官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战斗，坦克被分散配置在9个师4.8千米长的战线上。60辆坦克中开出车场的49辆，其中36辆到达了进攻出发线，与步兵一起发起了冲击，局部战绩很好，但只有9辆依靠自己的能力又开了回来。总之，由于机械故障和战场泥泞等原因，只有少量的坦克真正参加了战斗，对于战局的影响也并不明显，尤其在步兵看来，这些机械大棺材没什么大用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技术上的不成熟，早期的坦克时速只能勉强达到5~6千米，作战半径小、故障率高，加之数量少，又没有集中使用，因而初出茅庐的坦克没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这些缺点却并没有掩盖坦克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若干战例显示，坦克在协同步兵攻坚上有着显著的效果，英军在1917年11月康布雷战役中发动的攻势堪称装甲兵战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坦克一直都是零星地在战场被消耗掉，而这一次，英军集中了9个坦克营共378辆坦克。此次攻势的作战计划是由日后名声大噪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富勒上校所拟定，为了达成奇袭的效果，英军指挥官甚至决定在攻击之前不做任何的炮火准备。结果由坦克打头阵的康布雷攻势在最初取得了很大成功，英军步兵在坦克的协助下非常顺利地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在首次达成突破后，英军收集剩下的少量坦克，集中起来又进行了一天的战斗。第二天攻占了宽度低于19千米的突出部，当时坦克已突入德国领土9.6千米，这是从1914年以来在西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而这次突破又是在不可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在进攻中除了有担当攻击主力的坦克以外，英军还动用了无线电通信车和其他运输车辆协同坦克冲锋，这些机动车辆的价值在作战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然而好景不长，英军的攻势最终由于作战计划实施不当而功亏一篑。富勒原计划是对德军后方的指挥部发动突然袭击以瘫痪德军指挥系统为目的，可前线英军被初期的顺利冲昏了头脑，将之前的有限目标扩大为对德军兴登堡防线的全面进攻。然而，英军赖以维持攻势的矛头却已严重磨损，经过最初12个小时的战斗，参战的378坦克已有一大半伤残毁损，所剩坦克大部分不是因机械故障而未能坚持到24小时结束，就是因驾驶员精疲力竭而无法开动，在经历了第二天的二次突破后，可用的坦克降到了30辆以内。目标脱离现实，后续计划又不完善，使得初期坦克部队取得的战果因为缺乏预备队而无法扩张。德军于是得以有机会将缺口封住，让英军的攻势功败垂成。
康布雷会战之后，英法联军又将坦克投入了若干会战，其中尤以亚眠会战最具代表性。1918年8月8日，英国第4集团军的3个军在462辆坦克的掩护下对德军防线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中冲在最前面的是散兵群，接着就是坦克，后面跟着呈纵队行进的步兵，再后面则是步炮混合战斗群。在坦克的冲击下，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突破，步兵纷纷溃逃。对于这次会战，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这样记载：“当8月8日的太阳在战场上落下时，德国陆军已经遭到了自开战以来的最大失败！”鲁登道夫将军也宣称：“8月8日对德国陆军来说是黑暗的一天！”然而，尽管英法联军最初在突破后前进了20千米，这次会战又是以无法扩张战果而告终，而且在战斗打到第4天时，联军的坦克已经损失了72%，人员也是疲惫不堪，战场攻势已经无以为继了。
之所以会屡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技术上的不成熟，这也是坦克诞生初期的最大弱点。受限于当时的工业水平，一战时期的坦克比步兵的徒步步行快不了多少，而且机械性能又极不可靠，故障率之高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此外，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坦克乘员无法执行长期的作战任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坦克在突破敌军防线后无法迅速扩张战果而贻误战机。在当时有坦克参加的会战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虽然坦克每一次都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但每一次都因为其缓慢的速度和短小的作战半径而无法扩张战果，因而总是给德军留有喘息之机来集结预备队组织一条新的防线，于是英法联军不得不再进行一次突破，如此周而复始，直至攻势失去锐气而不了了之。对此，当时的一种对策是先利用坦克实施突破，然后由骑兵进行追击，但在实践过程当中两者之间的配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鉴于骑兵在机枪和速射火炮面前的高度脆弱性，两者在协同进攻时必须由坦克打头阵，但突破后，骑兵速度又比坦克快，将其抛在了后面，等遭遇到敌军的下一个坚固据点时又得等坦克赶到才能继续发动进攻。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贻误战机，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而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一个问题便是补给的困难，即便坦克能够向敌后挺进，它也需要一种能够越野的运输工具来提供后勤补给。然而，诚如富勒自己指出的，在1918年这样的工具还不存在，这就使得以坦克来打开僵局的企图最终化为了泡影。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要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为时尚早。
尽管如此，富勒本人起草的一份绝密文件还是为恢复战争的机动性留下了一线曙光，那就是著名的“1919年计划”。1918年5月，时任英国坦克军团总参谋长的富勒以“战略性瘫痪为目标的决定性攻击”为题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将坦克部队大规模作战承担独立战役任务的概念第一次以完整的书面记录形式被提出来。“1919年计划”便是在这份备忘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被呈递给协约国总司令福熙元帅参阅，福熙认可了这份计划，准备将其作为1919年春季攻势作战计划的基础。在这份计划中，坦克部队不再被单纯用以支援步兵，而将在作战行动中发挥更为关键性的作用。在富勒看来，战争从本质上来看即是两个军队组织之间的斗争，如果己方能消灭敌方的组织，便可毁灭其作战力量，从而达到己方的目的。而要毁灭一个组织，其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消耗它，另一种便是使它无法行动，让它脱节。在战争中，前者包括使敌方军人遭到杀伤、俘虏和解除武装等手段，后者则意味着使敌军指挥系统丧失作用。富勒认为，后一种手段更为经济，流血也更少，因而也就更为可取。他在对德军的防御体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德军的集团军司令部距离前线平均约为30千米，军部和师部更近，这段距离对于当时坦克的行程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如果能用坦克对德军的司令部发动奇袭，那么很有可能会产生奇效。为此，“1919年计划”的核心理念就是要集中使用坦克对德军的指挥和后勤系统进行打击，其具体做法是首先用坦克从德军防线上选定的数点实施突破，然后直接打击敌方的各级司令部和后勤补给据点，以造成瘫痪现象。此后步兵再向正面敌军发动进攻，一旦达成突破，就立即发动追击扩张战果。富勒要求一切参与突破的部队都应予以机械化，步兵乘坐履带车，火炮则由牵引车拖曳。此外，富勒还对空军要担负的任务作了极富远见的描述。
“1919年计划”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项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创新理念，也是对新兴军事技术的一项大胆尝试。只不过富勒还未来得及将其付诸实施，德国就已经停战投降了。这份“1919年计划”于是只好被存进档案馆里。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1919年计划”如果真的得以实施会取得什么战果，但是如果计划中规定的几乎所有条件都能如富勒所期待的那样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或许它真的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当时的技术装备可能还是无法达到“1919年计划”的要求。但不论如何，该文献在20世纪装甲兵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战后，几乎所有准备发展装甲兵的军事强国无不将此计划内容视为必读的参考资料。
暴风突击队——战术至上的德国人
英、法试图以机械化手段打破堑壕战僵局的尝试，对战线对面的德国人并非没有触动。风格独特的A7V坦克就很能说明问题。但到战争结束前，德军在西线坦克兵力的最高峰也只有9个营共45辆坦克。相比之下，英法联军在一次会战中出动的坦克动辄数百辆。为了节省原料，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决定生产一种轻型坦克，以取代35吨重的A7V。这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LKI/II轻型坦克，原计划生产600辆，不过此时的德国已经在战略上山穷水尽，只完工了几辆便投降了。1918年12月，最后一个德军坦克营在停战时撤回德境威斯巴登，并在那里被解除武装。纵观德国一战坦克部队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起到了点缀的作用而已。9个营共45辆坦克的兵力根本无力对战争进程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这么一点兵力充其量不过是向协约国显示德国也有自己的坦克罢了。不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在坦克制造上投入资源极为有限，并不是因为缺乏工业能力（请注意工业能力与工业实力的区别），真实的原因在于德国人寄希望打破堑壕战僵局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与坦克毫无关系的“战术性兵力重组”。
1914年以前，德国的军事著作家和规划者一直设想，如果一场欧洲战争不能速决，它就会变成一个妖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吞噬民众和资源，而且到时候吞掉军方领导人本身，不仅如此，它还会深刻地影响整个德国的社会结构。谁料竟一语成谶，对于在一战期间指挥西线作战的德国将领来说，西线的僵局无疑是他们军事生涯上最大的噩梦。一旦无法速决，德国的军事规划者们便不知所措，不明白如何使用被交给他们处置的巨量人力和毁伤性物质手段。在现代武器的可怕火力面前，这些将军苦心策划、寄予厚望的一次次攻势都以伤亡惨重、收效甚微而收场，而他们却对此无计可施，只能徒然地浪费生命和资源。这对于任何职业军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挫折，对于一向视机动作战为圭臬的德军将领就更是如此。西线的战争实际上意味着德军引以为豪的机动战略的破产。
在无可奈何之下，德国人不得不采取东攻西守的战略——东线由于空间广大还有实施机动战的可能，但在西线，纵观从1914年8月攻势到1918年春季大攻势这段时间里的战局，德国人除了在1916年对法国凡尔登要塞发动过一次进攻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是采取守势。而凡尔登攻势失败以后，西线的僵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仍没有被打破的迹象。虽然协约国与同盟国军队都发动了数次大型攻势，但每一次的结果都大同小异：大量的流血和资源浪费，与所获得的战果根本不成比例。这个时候，双方都在追求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革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线的战事。如前文所述，资源充沛的协约国发明了坦克并且依赖于它，而资源匮乏的德国人却不能如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三个国家都从事了一场拼物资的战争。事实上，在克服了起初的军火危机后，英法两大协约国在这方面取得并保持了对德国的明显优势。它们能比德国向战场投入更多物资。不过，我们在此关注的，并非每个国家能向前线运送的武器弹药的数量和质量，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工业化战争手段的使用方式。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抵制形成新型的战术和兵力组织，他们以欧洲陆战的传统模式进行工业化战争，并且鼓励维持这个传统，其代价对于他们的士兵和国家十分高昂。相反，德国领导人积极探索契合工业化战争手段的使用武力的新方式。在一种较为思辨的层面上，或许可以大胆地尝试解释这种区别。看来最重要的是，英法两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打一场“富裕”的战争，即便这富裕越来越多地借自海外。相反，在经过多次试图以军火产量和杀敌数量压倒对手的会战失败后，德国打的是一场越来越“拮据”的战争。这就注定了德国人对这种形势的回应只能在于手段的最优化利用，即通过武力使用方式的战术性而非技术性重组来达到高效。也就是说，靠的是军队在作战方式上的改革，而不是军需采办革命。为此，在精明的鲁登道夫的支持下，德军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步兵战术——“突击群战术”而非昂贵的坦克，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
突击群战术又称“胡蒂尔战术”和“渗透战术”，是德国人在一战时面对堑壕战僵局所想出的应对之法。该战术最早出现于1915年的东线，当时德军总参谋长法尔肯海因为减轻俄军施予奥军身上的压力，乃下令在波兰戈利策地区发动一次攻势。此次攻势由冯·马肯森负责，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德奥联军顺利撕开了自嗜尔巴阡山至维斯杜拉河的俄军防线，两军一共前进了将近200千米。在这次攻势当中，德军首次将战术预备队投放在一个狭窄的正面上发动进攻，并准备了深度渗透时所必需的后勤补给。
1916年，突击群战术正式开始发展，当时位于西线的第5集团军成立了一个教导营突击第3营来发展和演练这种新战术。德军准备以该营为基础，建立更多这样的示范部队来推广突击群战术，并为陆军建立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1917年和1918年冬，德军在西线开办了参谋讲习班，专门用来向军官们讲授“突击群战术”的要点，以便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年纪尚轻的古德里安也是其中的一员。于是，突击群战术逐渐成为德军进攻时采取的标准战术，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的军事思想。
首先是部队的重组。德军组建了“诸兵种混编突击队”，企图使用这种富有弹性、兼具火力和机动性的小型战术单位来对狭窄的正面进行突破，并在“火力与机动”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这种小型突击队特别强调各队员间的合作与各种武器间的协作，而指挥官则必须凭借其自身对于战况的判断来灵活指挥其手下队员。突击小组的编成与运用原则是军事史上第一个“战斗群”的雏形与范例。
其次，德国人采取了一种一反常态的新战术。当时一方部队在发动进攻前都会对敌军阵前进行长达数星期的火力准备，这在一方面虽然有助于破坏敌军的防御工事，但在另一方面也给敌军提前发出了警告，告诉他们攻势即将开始。步兵则在炮击结束之后对敌军防线发起攻击。这种“炮兵摧毁，步兵占领”的战法是当时西线上的标准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根本无法达成突破，但人们一时也想不出其他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只好在炮轰的密度和时间上做文章。
而突击群战术相对于当时西线通行的战法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其要点在于达成“奇袭”。首先，预备发起突击的突击队一般利用夜幕隐蔽前进至攻击发起位置，攻击前的火力准备一改以往双方在大攻势前实施的那种动辄连续数星期的大规模炮击，变为短促猛烈、协调良好的精确打击，并交替使用烟幕和毒气，以造成奇袭和震撼效果。接着，德军抛弃了以往那种宽广正面、一线平推式的密集步兵攻击，而改为用装备了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等步兵重武器的突击小组。由突击队对敌军防线进行试探性攻击，以找出防线的薄弱点，绕开敌人坚强防守的据点，将之留给后来的部队来扫荡。预备队将主要被用来扩张战果而非充当攻击失败后的补救措施。突击队趁着猛烈的炮火在狭窄的正面上对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同时，后方的“炮兵则依据步兵前进的速度，相应地逐步延伸射程”。突破成功后，突击部队不管大小，应径直向前强攻。跟随突击队的部队应向突破地区两翼施加压力，以扩大突破口，进而包围其翼侧。团、师扩大突破口间隙时，与最初攻击时一样使用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
突击群战术不强调对敌人坚固据点的占领，而是要求向敌军防线的脆弱部分实施渗透，绕开那些无法一次清除的据点而向敌深远后方前进，全力以赴进行新的突破。渗入敌军战线后方的部队将领无需担心侧翼的安全，也不必竭力保持与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系以维持一条连续不断的战线，而应该继续前进直到无法推进为止。至于身后那些被绕开的据点则留待后续部队跟上后再进行扫荡，其基本精神就是要获得机动的再生，强调不停地向前运动。虽然突击群战术中的许多做法都违反了当时被普遍认可的一般观念和准则，但在打破纵深的壁壤防御体系上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运用不断完善的突击群战术，德军在东线和意大利战场上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这大大鼓舞了德军对这种战术的信心。鲁登道夫深信他已掌握战术上致胜的秘诀，他和参谋部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战术在1918年赢得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断定在萨温谷地的英、法军接合部是协约国一方最薄弱部分。英国第5集团军兵员不足，配置稀疏，在该处突破，对巴黎和英国远征军所倚重的海峡港将构成威胁，这直接导致了鲁登道夫策划的1918年春季大攻势，德军方面称之为“皇帝会战”。
1918年3月21日拂晓，德军的西线大攻势“皇帝会战”在猛烈而急促的炮击下全面展开。“突击群战术”发挥了作用。德军很快就在英军防线上打开了缺口，英军的抵抗被迅速地粉碎。英第5集团军已经被击溃。鲁登道夫见状后并没有把后续力量用以增援进攻受阻的部队，而是抓住机会将德军后续部队都投入到攻势发展顺利的点上，加强德军深入推进的能力，从而维持了德军的突进速度。于是，德国人在4天里前进了22千米，这可以说是德军自1914年开战以来所突破的最远距离。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德军的追击，甚至还发生了西线上许久未有的遭遇战！德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向前推进，给英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大批英军后方部队向西逃窜。
结语
“突击群战术”在战役层面上一方崇尚“机械的力量”，另一方则推崇“战术至上”。客观地说，为了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采取的对策尽管在思路上完全不同，但也都的确初见成效。只可惜，两种手段取得的成效却均很不“尽兴”。对于倚重坦克的协约国来讲，由于设计粗糙和机械性能的不可靠，如发动机出力不够，装甲钢板质量低劣和行动装置的寿命过短等原因，致使它们在执行突破任务的过程中故障频发，战场价值大打折扣，以至于从一种“物质性武器”沦为了一种“心理性武器”。如富勒在评论康布雷地区的坦克作战时就曾说：“坦克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士气的影响，装备部队的真正目的是威慑而不是摧毁敌人。”这确实是一条深刻的教训，虽然不免失之过窄。
而对于德国人的“突击群战术”来讲，同样是好景不长。“皇帝会战”初期的攻势虽然成功地突破了敌军阵地，使其出现了大面积的溃败迹象，但突破的深度却还是没有一处达到了能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地步，换句话说，德国人还是无法达成一贯追求的决定性歼灭会战，而部队却已经开始产生疲劳，无法继续前进了。鲁登道夫接着在4月和5月又连续发动了两次差不多规模的攻势，但这两次攻势还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第三次攻势中，德军甚至已经进至马恩河畔，距离巴黎不到80千米，但最后还是因后勤问题而功败垂成。
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他们为打破堑壕战僵局而采取的对策都是片面、有缺陷和不完善的。然而，看似南辕北辙的思维，实则却暗含颠倒的因果。事实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策都可以在彼此身上找到解决之道，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德国人，率先将机械化战争手段用于充填“突击群战术”，由此产生的“闪电战”划破了西欧的天空。而对此反应迟钝的英、法方面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历史的吊诡在这里尽显，世界的格局也因此被深刻地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