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在家里是第五个孩子，他的正式名字叫“刘铁发”。
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再婚后，他被送到奶妈家中，由奶妈照顾长大。
张铁生自幼由奶妈抚养成人。
1973年，高校重新开始招收学生。张铁生也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但由于知识储备不足，他的考试成绩自然不理想。
尽管被称为“白卷先生”，但他并非真的交了白卷，实际上他在多门课程中都取得了成绩。
历史资料显示：
在语文科目中，张铁生分享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心得，最终获得38分。数学成绩勉强过关，拿到了61分。而在理综考试中，他只完成了化学部分的六道小题，因此只得了6分。
张铁生未能达到大学录取标准，但他采取了一种非常规手段，在考试答卷上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领导”的信件。
信中说明，他作为小队长，日常事务繁多，工作任务重，几乎没有空闲进行复习，因此恳请各级领导在评估时给予适当关照。
毛远新在阅读这封信后，迅速将其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随后，张铁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张铁生后来在铁岭农学院担任了核心党组副组长和党委副书记等重要职务。在第四届人大期间，江青还曾邀请他共进晚餐。
1976年10月16日，张铁生因法律程序被拘捕。
1983年3月，张铁生因被指控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策划颠覆政府，被法院判处15年监禁，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监狱期间，张铁生始终否认自己犯下那两项主要指控。他仅表示，自己的行为给中国的教育体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张铁生决定切断所有外部联系，不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此后，他与家人彻底断了联系，既不写信也不与亲人见面。由于长期失去音讯，家人在他服刑的十多年间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
张铁生顽固不化。尽管管教人员多次开导，并列举了溥仪如何转变、国民党战犯如何改过自新的例子，他始终无动于衷，全程保持沉默，就像徐庶进了曹营——一声不吭。
根据监狱的规定，所有囚犯必须理发。然而，当管理人员准备为张铁生剃头时，他厉声拒绝，声称如果他们要强行剃头，就必须先砍下他的头。
由于张铁生拒不悔改，管教部门决定对其采取针对性的强制手段。
管教人员安排张铁生到矿井工作。尽管他曾短暂下乡，但身体素质并不理想。
鉴于他的健康状况，监狱方面决定缩短他的矿下劳动时间，提前释放他。
1991年10月16日，张铁生离开了辽宁凌源监狱。他的兄弟姐妹早已在外等候，接他上车离开。
在车里，张铁生充满歉意地对大家说，由于他的缘故，让所有人都跟着受累了。
他的家人明确表示，并没有发生他担忧的情况。现在这个时代，早就不存在连坐制度了，他们的生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困扰。
十五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截然不同。
张铁生到家后，家人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崭新的房间。面对这全新的环境，他显得十分好奇，目光四处游移，对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新鲜感。
20寸的彩色电视机、厨房里使用的液化气罐、墙上贴的白色瓷砖……
张铁生好奇地询问，这些堆满房间的物品，总共花了多少？家人回答，大概两万多块。
张铁生听后不禁感到惊讶。他在农学院求学时，曾以为毕业后每月能赚到30元就已经很满足了。
张铁生心里满是疑问，搞不清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连续几天，他都待在家里，没敢踏出大门一步。
他原本以为迎接自己的会是震耳欲聋的声讨和拳脚相加的暴力。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他预想中的场景一个都没有出现。
傍晚时分，张铁生鼓起勇气走出家门。街道上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即使被人认出，顶多就是简单点头示意，打个招呼就完事了。
张铁生回到家后，立刻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充满热情地描述了他对新生活的期待。他提到，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每一天，决心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张铁生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至今还是单身。当年他坐牢的时候，原本在农村谈的那个对象，早就和别人结婚了。
张铁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彻底绝望了。他认为自己被打上“反革命”的标签，再也不会有姑娘愿意跟他在一起了。
在一次与家人的随意交谈中，话题转向了他的老同学董礼平，提到她至今未婚。回忆起两人曾经的良好关系，张铁生一时情绪激动，便提笔写了一封信。
张铁生把信寄出后，心里就开始打鼓。董礼平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仅是国家干部，还在大学教书，工作地点还是大城市。
出乎意料的是，董礼平迅速回信了。她在信中表示，张铁生当前正需要一位真正懂他、理解他的人，而作为老同学，她认为自己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通过几轮书信往来，张铁生和董礼平逐渐发展出了感情。
就在那年的十二月，张铁生和他的伴侣正式结为夫妻。组建了家庭后，作为一位尚未找到工作的中年人，张铁生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他该如何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董礼平提到，她每月收入200多元，足够支撑家庭开支。这意味着张铁生在家打理事务也完全可行。
张铁生天生闲不住，他琢磨着回农村开个兽医诊所。要知道，他原本就是学兽医出身的。
在服刑期间，他被指派为其他囚犯提供医疗服务。
这一提议最终遭到了亲属和配偶的一致反对。
张铁生试图向政府申请一份稳定的工作，期望获得体制内的职位。然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刑满释放人员无法被安置在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就业。
张铁生的亲戚们得知他的想法后，纷纷表示他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大家都在忙着打破“三铁”的旧框框，劝他别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他寻找工作期间，尤其是与董礼平的婚事在报纸上公布后，他收到了大量来自各地的信件。
这封信的核心意图是邀请他重新出山，参与重要事务。信中表达了对他能力的认可，并希望他能再度担当重任，贡献自己的才华。
有人建议他们夫妇前往深圳，担任饮料销售代表，月薪定为2000元；还有人推荐他去河南郑州，担任一家农畜饲料公司的副总经理。
张铁生看完这些信件后，态度依然坚定。他坚信，只有通过组织安排的工作才是最稳妥的选择。他始终认为，个人关系或私下推荐都不如正式分配来得可靠。张铁生心里清楚，在这种事情上，组织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依靠。
董礼平看他那股固执劲儿，真是哭笑不得，忍不住说道：“这都改革开放了，你还死守着那些老观念，是不是在牢里待久了，脑子都不灵光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张铁生始终没能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和家人商量，准备自己创业当老板。
张铁生和他的老伴儿到了晚年，日子过得挺舒坦。两人相依为命，生活安稳，没啥大起大落，平淡中透着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