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7年兵,1979年冻结战士提干后,我没能被选进师教导队培训,彻底与提干无缘。在我1982年退伍回乡前,指导员送我一个布包,叮嘱我回家后才能打开看。
我按捺住心里的好奇,到家后打开布包,看到里面的东西,热泪盈眶,哭得不能自已。
我叫曹林,别人都称呼为大林。1958年生人,我这一辈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老大。
1976年冬天,征兵通知下来后,我第一时间就去报了名。
在公社体检时,我遇到了后来的指导员-徐文海,一个对我影响了一辈子的人。
虽然我获得了体检的资格,但我的心里是十分忐忑的。
按照当时地方上的做法,一个征兵名额对应三个候选人,也就是1:3的比例。
哪怕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也不一定被选上。
当时我太激动,没有坐大队拖拉机到公社,而是一大早就步行前往。
徐文海来征兵,被安排在公社大院里。我到的时候太早,体检还没开始,干事们正在搭桌子,挂条幅,我也没事干,就上前去帮忙。
这样,我认识了徐文海,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只不过能看出来他不简单。
徐文海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做事果决干脆,但并不是那种很严厉的风格。跟他交流了几句后,我就被他折服了。
徐文海对我的印象也不错,等到体检的大部队陆续到来,我们也终止了谈话。
徐文海拍着我的肩膀鼓励道:放轻松,没事的,只要你体检过了,其他事我帮你想办法!
他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也放宽了心。
体检一切顺利,最为关键的定兵环节,我也成功入选。其中,徐文海肯定起了莫大的作用,但他却从不表功,只说是我条件符合,各方面表现优秀。
但实际上,通过体检的人员中,有生产队队长的儿子,大队书记的族侄,能跻身其中,出乎大多人的预料。
1976年底,我抵达了位于甘肃定西的新兵团。我所在的新兵连指导员,正好就是徐文海。
成为他的麾下,我十分激动,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给他丢脸。
我的表现得到了上级认可,出营汇报时,拿到了优秀嘉奖,算是争了一分光。分连队时,我也自然而然被分到了徐文海所在的炮兵连。
徐文海此时是炮兵连的副指导员,因为我是他带入军营的,所以便额外多了一份关照。
虽然有这份香火情,但我不敢仗着他的关系肆意妄为,反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对得起他的这份期许。
徐副指导员对我的识趣懂事也很欣慰,给我讲了不少部队里的事和做人的道理。在他的教导下,我进步很快,1977年底,被提拔为副班长。
1978年,对我而言,收获满满。这一年,我不但入了党,荣获了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三等功,在年底的时候也提成了班长。
1979年初,南疆边境战事爆发,大家群情激动,纷纷写了请战书。
但中央有中央的安排,我们未能捞到上战场的机会,终究没能实现亲手给“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一个狠狠教训的夙愿。
1979年年中,上级突然发了文件,宣布冻结战士提干。通知下来后,许多老同志都怨声载道。大家辛辛苦苦当了多年兵,提干已成为一个深深的执念。如今希望破灭,许多人都萌生了退伍的想法。
但没过多久,又出来一份文件,上面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部队基层军官严重缺乏,排长代理了多年都未能转正,所以允许开设师一级教导队。相当于给一些表现优秀的连队骨干一次机会,只要能入选教导队,参加完培训,回来就能顺利提干。
这让之前还有些低落的士气,一下子振奋起来。战友们纷纷开始算谁有这个资格,我内心对此也充满了向往。
但我知道自己的可能性不大,虽然有荣誉,是党员,但资历浅是硬伤。
事实也确实如我所料,徐文海此时已经是连队的指导员,他亲自找我谈话,满脸歉意地说:“小曹,这次的教导队你恐怕没机会了。上面也跟我们通了气,让尽量照顾一些老同志……”
我打断了徐指导员的话,坚定地说道:“首长,您不用解释了。要说我之前心里没想法,那肯定是说假话。但我能理解,首长们的难处。名额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其实,当年您将我带出来,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没有您的帮助,我现在还窝在生产队挣工分呢,家里也不可能因为我的津贴收入,有所好转。所以我这边,你不用担心,我不会给连队添乱的。”
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有缘由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关键一跳,再大度的人,内心也不可能古井无波。
所以自从去教导队的名单定下来后,就有许多落选的人明里暗里表达不满。我听说甚至还有人写举报信到营部、团部,说连部领导在这件事情上处事不公,走人情。
对于我而言,虽然有点失落,但心态还是很平和。正如对徐指导员所说的那样,要不是他,我还在老家务农。入党、提干这些事,更是想都不要想。
因为我的理解,徐指导员对我更加高看一眼。他鼓励我不要气馁,现在开始转志愿兵了,提不了干,以后可以谋求转志愿兵。
1979年底,我拿到了团部“优秀班长”的嘉奖,为自己的荣誉又添上了一笔。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1982年军委发文裁撤基建工程兵,拉开了裁军的序幕,一直到85年达到顶峰的百万大裁军。
徐指导员审时度势,知道未来几年情况不会太好,建议我不要超期服役谋求转志愿兵了。趁现在还没到大规模裁军,在地方就业相对容易点,赶忙在年底退伍。
我们不是技术部队,转不成志愿兵,退伍回乡后得自谋出路,手里没技术,年纪再一大,以后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对于徐指导员的建议,我没有任何怀疑。这些年在连队,他对我照顾颇多。
去年我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家里的积蓄花的七七八八,连二弟读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愁的没办法,徐指导员看我愁眉不展,问明白情况后批评我为什么不找他。
他二话没说,拿出了80元钱给了我,还拦着我不让写欠条,以后有了慢慢再还。哪怕是到现在,我也才还了一半。
1982年底,我选择了退伍返乡,离开了这个待了整整六年的军营。
领取了退伍费后,我将欠徐指导员的40元钱强行还给了他。徐指导员送我去了火车站,一路上他一直表达着歉意。
他当年去家访时,跟我父亲承诺,在部队我一定能干出名堂。但六年过去,我身无长技,两手空空,他觉得自己食言了。
上车前,徐指导员往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个布袋。我有些疑惑,想要打开。
他警告我:路上不准打开,必须到家以后才能看。
我估摸着可能是钱,可当我回家,打开布包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一时间泪如雨下。
钱确实有,除了我还给他的40元,另外还有60元,正好凑成了100元。
除了钱,还有两封信。
一封信是给我的,他在里面解释道:知道家里情况不太好,这些钱是拿来应急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写给我们公社武装部长的。
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是他以前的老领导,关系很不错。于是他写了这封信向武装部长推荐了我,希望能帮上我,让我有一个可靠一点的工作。
我拿着他写的推荐信,拜访了武装部黄部长。黄部长看完信后,又问了我在部队的情况,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工。
徐指导员得知我被安排进公社工作后,很是欣慰。他写信叮嘱我,干工作的事他很放心,知道我肯定会兢兢业业,但一定要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现在各地公社已经改制为乡镇,人事变动会比较大,到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成为正式公职人员。
我牢记着他的话,从二弟那里拿来了高中的教材,开始埋头看书,提升自己。
1984年,我们老家公社改制为乡镇,我也抓住机会考试过关,顺利从临时工转变成了正式的公务员。
40年时间一晃而过,我在地方上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以副处级身份退休。
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到如今幸福的晚年生活,徐指导员一手缔造了我的人生。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大哥,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贵人。
徐指导员一直在部队发展,最后在团政委任上退休,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都献给了国防事业。
如今通讯交通发达,每年我也会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人生苦短,能遇到一个这样真心帮助自己的人不容易,需要一辈子去守候、珍惜。
撰文:曹林; 图/来源于网络侵权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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