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段故事，像是揉皱的纸，怎么抚平都还留着褶皱。

周末的早上，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

手机“叮”的一声，是一条短信转账通知。

八万整，看到转账人的名字，我的心瞬间抽紧了，差点把刚收的衬衫掉在地上。

阿根。

这个名字像一记闷锤，砸得我心口发闷。

他，已经走了整整五年了啊。

每每想起阿根，总能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味道——收音机里传出的样板戏，煤油灯下的麦芽糖，还有阿根身上永远洗不净的泥土气息。

我们是一个村的发小。

那时候，我们最爱去村口的小河摸鱼。阿根穿着打着补丁的裤子，总能抓到最大的鱼。

他家境不好，裤子永远是哥哥的接着穿，但他从不在意这些。

“你看，又抓到一条大鲫鱼！”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晚上去我家，奶奶给咱俩做红烧鱼！”尽管他家连油都舍不得多放，但那鱼的味道，我至今都忘不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偷偷溜去大队部看露天电影。

那时放的都是样板戏，我们趴在土坡上，捧着红薯，看得津津有味。

他家穷，常常饿肚子。我妈知道后，总是多煮一些饭，让他来我家蹭饭。

后来我考上了城里的大学，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

父母死活不愿意来城里住，说是离不开那片土地。

阿根每次下雨刮风，他总是第一个去我家查看；老人生病，他二话不说就往医院送。

“你个臭小子，在城里当了作家，可别忘了咱们这些泥腿子。”他打趣道，露出一口大白牙。

我知道，这话是在给我安心，让我不用总惦记着家里。

那些年，他就像我的影子，替我尽了所有的孝心。

我爸睡得晚，他就经常晚上去陪着下下棋；我妈爱聊天，他总是蹲在门槛上，听她念叨个没完。

直到那年冬天，他查出了胃癌晚期。

可他却瞒着不告诉我，只让我以后有时间多回来看看父母。

我从妈妈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就背着包回了村。

看到他消瘦的脸，我心里一阵抽痛。

我将8万块钱硬塞给他，让他去医院积极治疗，他非要写借条，说是怕自己走了，儿子还不上钱会心里不安。

“你真是个傻子，这些年要不是你照看我爸妈，我哪能在城里安心工作？这钱你拿着看病，借条就别写了。”我红着眼眶说。

但他执意要写，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张，交到我手里。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

他最终还是没熬过那个春天。

临走前，他握着我的手，说：“老弟，对不住了……你爸妈，我以后没法替你照看了……”

我把借条烧了，撒在他坟前。

“阿根，你安心地去吧，来世我们还做兄弟。”

五年过去，我都快要忘了这件事。

我赶紧打电话给阿根的儿子春生。

“叔叔，这是我攒了五年的钱。”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爸走的时候，特定叮嘱我，一定要记得还钱。”

“这些年，我一直记着这件事。谢谢你帮我找了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总算攒够了。”

我听得鼻子发酸：“你爸的借条，我早就烧了。”

“我知道。”春生说。

“但爸临走前跟我说，做人要有良心。他说您就像他亲弟弟一样，这些年没少帮我们家，这份恩情不能忘。”

我沉默了许久，才说：“你把钱收回去。”

“不行！”春生急了，“这是我的心意，也是爸的遗愿。”

后来春生结婚，我又添了两万块钱，作为结婚随礼。

后来，每次我回村，总会去阿根坟前坐坐。

跟他说说城里的新鲜事，说说我又出了新书，说说春生现在都当爸爸了。

夕阳西下，村口的老槐树依旧伫立。

树下，仿佛还能看见两个男孩，一个衣衫褴褛，一个穿得齐整，却快乐地分享着同一个红薯，讨论着将来要去城里买最大的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