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杨勇出任解放副军总长后，曾有一段时间活跃于外事之中，几番代表中国出访国外。

其中有一次，杨勇作为团长，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却发生了尴尬的一幕。

或是因为南斯拉夫方面，认为杨勇的职位作为副总参谋长，地位不够，当时铁托却没有出面会见。

直到1978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率团回访中国，期间得知了杨勇实际的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长时，认为当初仅以参谋部负责接待，规格不够，对杨勇表示了歉意。

而此事过去不久后，邓小平就找到杨勇，准备拟定将他升任为总参谋长。

这背后的考量到底是基于何？回顾杨勇的一生，或许会找到答案。

杨勇，191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与大多数共和国将领一样，贫困并非绊脚石而是他们的垫脚石。

在苦难的磨砺下，杨勇锻就了钢铁般的意志，里仁学校则让杨勇萌生了救民于水火的思想。

那间有点破败的教室，虽不大，却是不少少年思想启蒙之地。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陈世乔在这里教学，在青少年心里播撒革命的种子，而杨勇便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有一次，陈世乔在为同学们讲解革命时，提到了“勇”字的含义，表示一个人应当忠诚、勇敢、刚强不屈，这才不愧为一个好儿男。

这给杨勇很大的触动，他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了一名为国为民的勇士。为了激励自己，他把原名杨世俊改为杨勇。

而名字里的“勇”，自其1927年加入革命以来，几乎贯穿了他的戎马生涯。“虎将”于杨勇而言，无疑是一个贴切的美誉。

回首杨勇的一生，可谓是身经百战，以“勇”冠绝三军。

而最能体现“勇”字精神，那就是印在杨勇头顶、右大腿部、腮部、左臂肘部、左肩五处的伤疤。每处伤疤代表着一场恶战和一段传奇经历。

1933年10月，杨勇已是红三军十四团团政治处主任。当时红军正面临国民党的围剿，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遭遇敌军。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杨勇一身虎胆，身先士卒，带队冲杀。战至正酣时，一颗流弹直接从他头顶头皮“嗖”地穿过，很快血流满面。

换作寻常人，或许早已吓破了胆，然而杨勇却全然不顾，继续厮杀，直至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方才罢休。

此战，其头顶留下了一条两公分的疤痕，获得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被授予三等红星勋章。

次年10月，国民党40万大军据守湘江天险，阻击红军。

红四师十团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敌众我寡，可想而知战斗有多残酷，团长沈述清、戴团长杜中美相继中弹牺牲。

最后掩护任务，落在了时任十四团政委的杨勇身上，面对上级命令，从不打折扣。为顺利完成任务，杨勇以身作则，率部血战两昼夜，最终顺利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在作战过程中，杨勇总是一马当先，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伤，再度烙下一块“功勋章”。

同样的，在之后的土城战役中，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在激战时，一颗子弹贯穿腮部，打掉了他6颗牙。

说不出来话，杨勇便用笔下达命令，坚持战斗，最后昏倒在血泊中，在脸上留下了一个弹窝......

第四次受伤则是在平型关战斗中，当时八路军115师制定周全计划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

可在战斗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当时日军及时反应了过来，迅速占据了老爷岭制高点。

就在此时，李天佑和杨勇发现了这一情况，根据既定计划，日军占据老爷岭势必会对我军的进攻造成威胁，影响到伏击战果。

为此，杨勇和李天佑为扩大战果，冒着生命危险，带队迂回到老爷岭抗击日军。

战斗一度白热化，战至最后，杨勇直接带着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奋战的时候，左肩中弹，血再次染红了戎装。

换来的是之后平型关大捷，此次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

而杨勇最后一次负伤，是在1938年汾离公路西公岭附近，几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左肩受伤。

杨勇在战斗中，屡战屡捷，勇挫敌军，未再受伤。

这五处“纪念勋章”无不寓意着杨勇的“勇”，然而就如《杨勇将军传》评价的那样：

“没有‘勇’字，不称为杨勇；不言‘谋’字，也不是真正的杨勇。”

如果杨勇，有勇无谋的邓公定然也不在选择总参谋长的时候考虑到他了。

我们说，有勇无谋不能称之为“将”，为将者，必当有勇有谋。

而杨勇的谋略，在抗战时期的“吕梁三捷”里，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颇有些“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传奇色彩。

1938年9月，日军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杨勇对这支部队时刻关注，经过查探，发现他们的弹药、物资均要从汾阳城内运出。

经过一番盘算，杨勇决定在沿途伏击日军。

为确保万无一失，杨勇带着各营干部秘密沿着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寻找追击阻击地点。

可经过一番勘察，发现最佳的阻击地点，已被日军设置了碉堡。这该如何是好呢？

如果提前拔出，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事先不拔除，伏击必然损失惨重。

左思右想下，杨勇决定拔除碉堡和打阻击同时进行。这样一来既能达到伏击日军物资队伍的目的，又能避免出现大的伤亡。

计划制定好后，杨勇安排好了一切，就等日军进入伏击圈了。

果然不出意外，就在几天后，日军物资车队从汾阳出发，杨勇大喜。按计划提前做好了布置，等满载鬼子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后。杨勇一声令下，几发炮弹直接拔掉了鬼子的碉堡。

随后，埋伏在周边的战士发起了冲锋，鬼子猝不及防，还没来得及反应，200多日军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

杨勇带队打扫战场后，迅速撤离。次日日军出动大部队，拉走了5车尸体。

日军物资被我军拦截，在前线的日军苦不堪言，只得杀马充饥。

眼看，马也被杀光了，日军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再次计划运输。

然而，日军吃了一次亏，这次便多了个心眼。只是让100多名鬼子兵乘坐几辆汽车，只押运了一车的粮食，其实就是为了试探。

杨勇得知后，一眼就识破了日军的诡计，这分明是“投石问路”，于是命令战士放他们过去。因为他料想日军大部队会在后头。

果不其然，试路成功的日军，放松了警惕，次日，再出出动了18辆物资车。

结果可想而知，杨勇带着部队再次进行了伏击，全歼了这股日军，缴获大量辎重物资。

而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此刻已是惊弓之鸟，没了物资，战斗没有保障，为此日军开始准备后撤。

杨勇知道经历这两次后，日军在此前的伏击地区，定然会有所准备了。于是他心生一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为此杨勇直接带队冒险潜伏到日军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地区，准备在这里，再来一场伏击战。

果不其然，日军带着物资和炮车撤退时，途径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通过后以为就此安全了。

结果，刚松了一口气，潜伏在王家池的“神兵”，突然杀出。

日军犹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300百日军当场殒命，山口少将也被击毙。此后日军只得龟缩在汾阳城内，不敢妄动。

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吕梁三捷，可以说生动具体的刻画出了一个足智多谋的杨勇。

而有勇有谋，必然是邓公考虑让他出任总参谋长的一个因素，然而这并非充要条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杨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这得益于杨勇在抗美援朝的出色表现。

抗美援朝时期，金城反击战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战。

1953年夏，美联合国军被志愿军打到了谈判桌上，不久后双方就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也都达成了协议，司令员彭德怀正要从北京回到朝鲜，准备参加签字仪式。

没想到，半路出了个“搅屎棍”，南朝鲜集团的李承晚一意孤行，放出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

为此，还用武力劫走了27万中朝被俘人员，将这些人补充到到了集团军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眼看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要黄了，此举当时就激怒了中朝两军。

时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的杨勇，当即上报，决心再打上一大仗，从根本上摧毁敌人的斗志。

在接到应允后，1953年7月13日深夜，杨勇带队打响了战斗。

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在大火中燃烧起来。紧接着，20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向李承晚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击。

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被全面突破，竟一个晚上，军事高地黑云吐岭就到了志愿军手里。几天的时间，战线大片南移，再往前，就是平原了，一马平川，毫无险阻。

面对此情，几天之内损失了5万余人的李承晚这下彻底见识到了志愿军的厉害，心里是真的害怕了，一反先前强硬态度，慌忙重新坐到谈判桌上签字。

据说，当时许世友得知后，还打趣地给杨勇打来电话，说:“怎么要停了？我还想上去摸摸李承晚的骨头有多硬呢。”

此战后，抗美援朝基本尘埃落定。而我们都知道，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我国的军威国威，让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到了中国。

抗美援朝中表现出色的将领，自然也是威震四方，196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可看出。

这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就曾提出过一个要求，就是想见一见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著名的金城反击战的中国将军。

他本人只是得知了金城反击战，对其很是钦佩，但并不知道那位将军的名字，而我们都知道，这位将军就是杨勇。

当时消息传出后，毛主席得知后，一语双关，打趣道：“杨勇上将，上将扬勇！这一扬勇，都扬到非洲去了！”

可见，杨勇当时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自然也是邓公想到让杨勇担任总参谋长一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那一次南斯拉夫的访问，更让邓公有了让他担任总长的念头。

在70年代末，杨勇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曾几次出访国外。

1978年，出访南斯拉夫，却被认为杨勇的职位作为副总参谋长，地位不够，没有得到铁托的会见。

在不久，恰逢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邓公便想到了让杨勇升任总参谋长。

而原本调度是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牵头，并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

事实上，聂荣臻元帅起初考虑的是杨成武，因为杨成武有长期总参谋部领导的工作经验，但因军内还有人对杨成武存有不少异议。

最终邓小平经广泛征求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左思右想决定让杨勇升任总参谋长。

无疑是基于上述方面的综合考虑，邓小平认为杨勇有勇有谋，而且能够团结同志，在担任副总参谋时，工作也是认真负责。

故而拟由杨勇接任总参谋长，并明确把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

可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由于比较坚持原则，引起了部分人不满，于是关于杨勇的流言蜚语又多起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最终邓公从大局出发，决定变更总参谋长人选，在和党内领导人反复磋商后，最终让杨得志接任了总参谋长一职。

而杨勇继续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事实就在杨勇病逝前4个月，杨勇被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而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可以说这个职务也是邓小平等等中央领导对杨勇一生的充分肯定。

然而可惜的是，在不久后，杨勇因罹患癌症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