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能成功离不开5人，李世民即位后，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世人皆知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却不知这场改写大唐历史的惊天之变，若没有这五人的鼎力相助，恐怕难以成功。他们有的是谋臣智士，有的是勇将悍卒，各自发挥所长，为太宗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当中，有人原是隋朝旧臣，有人是太宗的结义兄弟，更有人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他们或是在玄武门外指挥调度，或是在宫中控制局势，或是亲自参与厮杀，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政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自古以来，功高震主往往是大忌。这五位功臣在李世民即位之后，又是何种结局？他们是否能善始善终，得到应有的善报？太宗对这些开国功臣，又是采取了怎样的态度？
一、五位功臣的出身与际遇
说起长孙无忌，谁能想到这位后来的开国功臣，年少时竟是个纨绔子弟。生于隋朝显赫的长安世家，少年时的长孙无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整日与狐朋狗友厮混。直到隋末天下大乱，长安城内流言四起，这位贵公子才猛然惊醒。
那一年，长孙无忌正在与友人饮酒，忽闻城外喊杀震天。他登上城楼，只见烽火遍野，难民如潮。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当即收拾行装，投奔了李渊幕下。
房玄龄的际遇却与长孙无忌大不相同。他出身寒门，靠着过人的才学在隋朝当上了一名小吏。有一次，他在批阅文书时发现了一件冤案，冒着杀头的风险力争上诉。这件事传到了太原留守李渊的耳中，李渊便将他招至帐下。
提起尉迟敬德，不得不说他与李世民的初次相遇。当时李世民率军征战河北，尉迟敬德还在瓦岗军中任职。一次偶然的战场相遇，两军阵前，尉迟敬德见李世民年纪轻轻却指挥若定，当即下马请降。
杜如晦则是因一场大病改变了命运。他本在河南为官，身染重疾卧床不起。一位游方道士送他一剂药，不仅治好了病，还教会了他许多兵法谋略。后来他听闻李渊起兵，便携带着这些谋略投奔而去。
至于侯君集，他的故事更是传奇。年轻时因为不忍朝廷苛政，带领乡亲造反，却因寡不敌众而败。逃亡途中，他遇到了正在征募兵马的李世民，一番长谈后，两人意气相投。
这五人聚在李世民麾下，各有所长。长孙无忌善于察言观色，了解朝中各派动向；房玄龄长于谋划，常能提出妙策；尉迟敬德勇武过人，是难得的猛将；杜如晦深谙兵法，往往能提供关键建议；侯君集则是既懂谋略又善战阵的全才。
他们或是在李世民帐下任职，或是在朝中为官，渐渐成为了李世民最信任的心腹。每当李世民议事，必定召集这五人共同商议。在玄武门事变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五人更是频繁在李世民府中秘密集会，为后来的大事做着周密准备。
便是这样五个各怀绝技的人物，最终成就了那场改变大唐命运的玄武门之变。他们或是出身显赫，或是白手起家，却都在乱世中选择了同一个主公，为即将到来的惊天巨变埋下了伏笔。
二、玄武门之变中的关键作用
玄武门之变前夕，长孙无忌频繁出入各大臣府邸，表面上是拜访故友，实则暗中观察朝中局势。他将打探到的消息汇总整理，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连宫中守卫轮换的时间都一一标注。
这份计划经过反复推敲，将每个人的任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长孙无忌亲自带人守在玄武门外，负责截断各方援军；房玄龄和杜如晦则分别在东西两侧布置心腹，确保消息传递迅速准确。
事变当日凌晨，长孙无忌派人向李世民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正在玄武门外布置伏兵。这个消息让李世民当即决定先发制人。其实这是长孙无忌事先安排好的计谋，为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动手时机。
房玄龄和杜如晦早就在玄武门内外安排了眼线。他们发现李建成和李元吉果然带着亲信前来，立刻派人通报李世民。两人一个负责监视敌人动向，一个负责调度己方人马，配合天衣无缝。
尉迟敬德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他的勇猛。当李元吉的亲兵围上来时，尉迟敬德纵马冲入敌阵，一枪刺死了李元吉的贴身护卫，打乱了对方阵型。这个举动为李世民部下赢得了宝贵的突击时间。
侯君集则带领精锐士兵控制了皇宫要道。他事先已经摸清了禁军调度规律，知道什么时候守备最为薄弱。一声令下，他的部下立即占据了皇宫各个关键位置，切断了李建成可能的退路。
玄武门外战事正酣之际，房玄龄派出的斥候发现远处有援军赶来。他立即让杜如晦带人接应，同时命令长孙无忌部下改变阵型，布下了一个口袋阵。援军刚一靠近，就被这个口袋阵截住，无法靠近玄武门半步。
事变结束后，五人立即分头行动。长孙无忌带人控制朝堂，安抚文武百官；房玄龄负责起草诏书，解释事变缘由；杜如晦组织人手清理现场，销毁不利证据；尉迟敬德率军把守城门，防止动乱；侯君集则继续监视宫中动静，以防不测。
整个玄武门之变，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半个时辰。五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这样一场足以改变王朝命运的大事，竟然被他们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
事后有人分析，若不是长孙无忌的统筹安排，房杜二人的谋略配合，尉迟敬德的勇猛出击，以及侯君集的稳健把控，这场政变绝不可能如此顺利。正是这五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通力合作，才让李世民得以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局势。
三、李世民登基后的权力平衡
登基伊始，李世民就开始了一场精妙的权力平衡术。他先是下令重新安排朝廷官职，将五位功臣分散到朝廷各个部门。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司徒，但并未授予宰相之职；房玄龄和杜如晦虽同为宰相，却分掌不同事务；尉迟敬德和侯君集则分别被派往边疆。
贞观元年春，朝中发生了一件令人侧目的事。当时有人弹劾长孙无忌专权，李世民不但没有震怒，反而将奏章交给长孙无忌过目。此举表面看是信任，实则是在提醒这位开国功臣——即便位居高位，也要时刻谨言慎行。
同年秋，李世民又在朝会上宣布了一项新制度：凡是宰相议事，必须有三人以上同时在场。这一规定表面上是为了集思广益，实则是为了防止功臣擅权。房玄龄和杜如晦从此再也不能单独决断朝政。
贞观二年，后宫中的长孙皇后开始参与政事。她不但是长孙无忌的堂妹，更是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李世民让长孙皇后参政，既可以借助她来监督功臣，又能让功臣感受到皇家的亲近。
贞观三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边疆战事，让李世民有了调动军权的契机。他先是派尉迟敬德赴边疆平叛，随后又让侯君集率军增援。两位功臣远在边疆，军权自然不会威胁到朝廷。
朝中大臣们渐渐发现，李世民任用新人的步伐在加快。魏征、褚遂良等人相继被提拔为要职，与功臣们形成了新的制衡之势。魏征负责监察百官，褚遂良主管文书，两人都不偏不倚，既不得罪功臣，也不结党营私。
贞观五年，李世民颁布了《贞观律》，重新规定了官员的职责和权限。这部法典看似是为了规范朝政，实则是在用制度约束功臣。从此以后，就连宰相也要按律而行，不得逾越雷池。
为了进一步分散功臣的势力，李世民还在朝中设立了政事堂。这个机构表面上是议政场所，实际上成了监督大臣的眼目。功臣们每次议事，都要在政事堂留下记录，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
这场权力的博弈持续了数年，李世民始终掌握着主动。他既不偏废功臣，又不让他们权势过盛；既给予信任，又适时敲打；既允许参政，又不让独揽大权。就这样，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四、功臣们的人生轨迹
世人只知长孙无忌位极人臣，却不知他晚年时的一段轶事。那是在贞观十五年的一个夏日，长孙无忌正在家中纳凉，忽然收到一封密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太子李承乾派人送来的，邀他参与谋反。长孙无忌当即将密信呈交李世民，并主动请辞所有职务。李世民不但没有准奏，反而加封他为凉国公。
房玄龄的辅政生涯可谓荣辱不惊。每逢朝会，他总是坐在大殿左侧第一位，为群臣之首。可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家中从不谈论朝政。一次，他的儿子房遗直问起朝中大事，房玄龄只说了一句：＂为臣之道，慎言谨行。＂便不再多言。
杜如晦的归隐生涯颇有几分传奇。贞观十二年，他以病重为由告老还乡。临行前，李世民赐他一柄宝剑，说是留作防身之用。杜如晦回到家乡后，将这柄剑挂在书房正中，每日对剑诵经。乡里之人都说他是在感念皇恩，其实这柄剑是李世民给他的警示——莫要参与朝堂之事。
尉迟敬德的晚年生活倒是逍遥自在。他虽然位居开府仪同三司，却没有实权在手。每日里，他或是在家中练武，或是下乡打猎。有一次，李世民微服私访来到他家，见他正在教村童射箭，便笑着说：＂敬德教的是箭术，还是忠义？＂
侯君集的结局最为悲凉。贞观十八年，他因谋反事发，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对行刑官说：＂请转告陛下，臣死不足惜，只望陛下善待臣之子孙。＂李世民得知此言后，叹息良久，下令免除侯氏家族的株连之罪。
这五位功臣中，有的善始善终，有的身败名裂；有的归隐山林，有的战死沙场。贞观二十年，当年玄武门外的五条好汉，只剩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还在朝中任职。房玄龄已经告老还乡，杜如晦早已辞世，侯君集则成了千古话题。
李世民对这些旧部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他不再让长孙无忌参与朝政机密，对尉迟敬德的言行也多加防范。每当遇到国家大事，他更愿意听取新进大臣的意见，而不是这些功高盖主的老臣。
贞观二十二年冬，长孙无忌以年迈为由，再次上书请辞。这一次，李世民准了他的奏请。送别时，李世民赐了他一坛美酒，说是犒劳功臣。长孙无忌回家后，将这坛酒密封起来，直到临终前才打开。酒坛中除了美酒，还有一枚金印，上书＂功成身退＂四字。
五、历史给出的深刻启示
贞观年间有一件趣事，说是李世民在批阅奏折时，看到了一本名为《帝王镜鉴》的著作。这本书中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处置开国功臣的经验。李世民看罢，将此书锁入宫中密室，从此再未示人。
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个规律：凡是开国功臣，往往难逃三种结局。一是被猜忌而身死，二是被贬谪而失势，三是功成身退而归隐。李世民对待五大功臣的态度，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贞观十年，朝中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当时有大臣上书，说是功臣们权势太重，应当加以限制。李世民不但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反而将这位大臣贬官外放。表面看是在维护功臣，实则是在告诉群臣：功臣的去留，只能由皇帝来定夺。
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在凌烟阁设宴，宴请群臣。席间，他对着功臣们的画像说了一番话：＂古人云，食其禄，忠其事。诸位皆是社稷之臣，望能永保忠心。＂这番话看似是在褒奖功臣，实则是在告诫他们：莫要恃功而骄。
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在东宫设立了＂帝王学堂＂，亲自教导太子李治。在讲到用人之道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为君者，当知人善任，更当知人善防。功臣之事，尤须谨慎。＂这番话后来被太子李治奉为圭臬，直接影响了唐朝百余年的君臣关系。
从长孙无忌的显赫到谨慎，从房玄龄的辅政到归隐，从杜如晦的隐退到早逝，从尉迟敬德的勇武到闲散，从侯君集的得志到身死，五位功臣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却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功高震主者，鲜有善终。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在临终前召见太子李治，说了这样一番话：＂古之人言，任人唯贤。然贤者易得，知人者难求。你要记住，用人之道，重在防微杜渐。＂这番话被后人称为＂贞观遗训＂，成为历代帝王处置功臣的重要参考。
唐朝之后，历代王朝对待功臣的态度也大致相仿。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明太祖朱元璋的＂三大案＂，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狱＂，无不显示出帝王对功臣的态度：既要用，又要防；既要信，又要疑；既要赏，又要罚。
贞观年间这五位功臣的遭遇，后来被编入了《资治通鉴》，成为历代君王必读的典籍。他们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一段历史，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