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说：要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是去实现抽象的善。

可在当下的舆论场，不少患了选择性视障的人，习惯了将抽象的善划为重点，对具体的恶却避而不谈。

这反映在了方方面面，包括这几天引发社会热议的保安刺死外卖员事件上。

留学生，出身打工家庭，就业不理想、创业未成功，跑外卖的第6天被刺死……这起无法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海归外卖员之死”的悲剧，因个体的命与运跌落在那道名叫“不幸”的深坑里，看得很多人百爪挠心、心酸不已。

艾略特的那句“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俨然成了受害者李越凯命运的尾注。

回到该案上，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其核心事实就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残忍杀害”。联想起加害者对受害者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连刺数刀，在其倒地后再刺数刀的骇人情节，许多人脑海中不免勾陈起某些犯罪片中的画面，不敢看，不忍看。

▲事发时的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哀受害者之不幸、怒加害者之不仁，本该是人们自然而然的情感反应。

可在网上，有些声音却是用二次伤害的方式对受害者李越凯进行“补刀”——他们或是在“反向声讨”中将鞭挞箭头对准受害者，或是在抽象反思中迂回地完成了“归因转移”。特别是嘲讽“海归回来依旧送外卖”，最是乖谬荒唐。

这里面很多对于受害者李越凯的嘲讽、很多“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归因，都是假反思之名。但现在看，有些所谓的“反思”恰恰是更值得反思的。

每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事情发生，很多人都会想起“底层互害”四个字。这起悲剧也不例外。

但细究起来，此事中并不存在什么“底层互害”：“互”并不存在，从现场画面可知，受害者被刺时连手都没还一下；说行凶者是“底层”也不尽恰当，“微权力”的自我膨胀，让部分保安在自我角色认知上褪去了“底层”底色，这点在他们面对外卖或快递小哥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友人邹思聪说得挺对，那位行凶的保安不该有被笼统称作底层继而获得道德上保护，他的保安身份是寄附在“暴力外包服务”基础上的。

面对手无寸铁之人持刀相向，反映的正是暴力的脱缰与越界——当保安身怀利刃时，他就不是在“保”谁的安了，他自己就是安全隐患。

无论是外卖员还是保安，他们首先都是“人”。剥离涉事双方的职业身份，从“人”的视角去看这事，我们很难不惊愕于行凶者的极端——从发生争执到持刀杀人之间，本隔着人性的广阔跨度，但凡有点人性，都不至于做出这么残忍的举动来。

很显然，行凶者掏出凶器的那刻，就已泯灭了基本人性。

跟他的残忍形成对照的，是受害者李越凯的心性善良。报道中提到，他很努力，做木工活时一干就是一整天，跑外卖一天能跑100单；他很善良，会照顾残障人士，过斑马线时会等到绿灯亮起再过，并劝阻亲戚闯红绿灯；他还很有教养，性格内向，很少流露情绪……正是这种鲜明对照，让人愈发惋惜。

越是这样，加害者的恶越不能被原谅。

善与恶在此事上并没有呈现出复杂难辨的面目，可将其归为极端个案，似乎很难满足部分网民的“深刻癖”。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在著作《含糊的历史遗产》中讲了个“段子”：警察在街上碰到了个酗酒肇事的司机，但深刻的他没有去抓司机本人，而是去抓店铺老板、抓酿酒厂家，还要抓1000多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在保安刺死外卖员事件上，很多网民也不是抓住行凶者，而是抓住真正的受害者和所谓的深层原因不放，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失焦。

最浅层次的舆论失焦，是嘲讽受害者留错了学、较错了真。

不少人拿李越凯的家境状况（父母打工，借债供其读书）、留学成本（留学花了上百万）、职业成就（此前工作不顺）说事，嘲笑他没那个条件就别留那个学，嘲讽他留了学还是得干苦力活。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的这处细节，成了某些网民嘲笑受害者李越凯的理由。

平心而论，在舆论惯于简单地用“投入产出比”衡量出国留学好与坏的当下，李越凯的留学经历与生活遭遇很难不引人置喙。为他的不幸遭际唏嘘很正常，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中审视也很正常，即便是讨论该不该举债百万去留学也是人之常情。

不正常的是嘲笑他及其家庭的选择，是该聚焦的不聚焦、不该聚焦的过分聚焦的关注点跑偏。

更深层次的舆论失焦，是从建设性方案探讨中逆推出“行凶者也是受害者”的意思。

按某些人的逻辑，涉事保安行凶固然有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规则，杀死外卖员的与其说是保安，不如说是规则与规则的冲突。

不得不说，这类“向内深挖一层”的归因思路颇为流行。

你光说保安残忍杀人是戾气，那我问你：这戾气是怎么来的？

你只说保安举刀相向很残忍，那我问你：要不是“私放骑手进入一次罚50元”的规则，他又至于去为难那个外卖员？

这是很多人“土壤决定论”的生成逻辑。

这些反问，确实连着某些真问题。

比如，到底该不该让外卖员快递员进小区，说白了，就是本地生活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如何解决。

这是这起悲剧发生的直接由头，也是关乎多方权益的现实议题：它既关乎居民获取民生服务的便利度，也关乎物业管理成本的增减。

报道中提到，事发地很多小区都不让骑手骑车进入，只不过，涉事小区管得格外严，外卖员递烟、递水、递槟榔给保安都不管用。

小区该不该让骑手骑进来，居民、物业、骑手可能各有各的想法，这需要居民、物业、平台等多方共商，尽可能求公约数、取最优解。

之前有些社区就跟平台探索出了部分解决办法，如让骑手实名认证“进门”或在合适地点放置取餐柜。

事实上，呼吁小区物业对保安、骑手实行更柔性的管理，呼吁外卖平台在送餐时限设置上充分考虑“最后一公里”的行进难度，呼吁多方探讨既能保障小区秩序又能增加取餐便利的解决方案，都不无讨论价值。

但若是在规则仍待完善跟保安“无奈行凶”之间画等号，无疑是对极端暴力的姑息。

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残忍杀害一个无辜外卖员的“正当理由”，我们要警惕对极端暴力背景和动机的解释无形中充当“豁免牌”的效果。

行凶者就算有一万个理由去守紧小区大门，也没一个理由支撑他去残忍杀人。

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悲剧归因时，非得跳出“就事论事”原则，向上走找出万物一源的“本源”，以此佐证具体个案发生的必然性。

按照时下有些人的形而上思维和归因思路，被杀的外卖员跟行凶的保安都是规则的“受害者”。

循此逻辑，保安这次残忍刺杀无辜的外卖小哥，根子在规则冲突，下次他向晚归业主挥刀，根子就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了。

忽略极端暴力中“具体的恶”，却过多地聚焦受害者毫不相关的“过错”，过度地渲染泛化的因素，很容易把具体问题变成概念堆叠。最终结果就是尼采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或布罗茨基说的“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与分析习惯所累”。

套用学者朱学勤的话说：追究一个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该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就越远……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件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悉尼·胡克说得更简洁：“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小区不让骑手骑进去，是保安阻止骑手进入的原因，但不是保安实施极端暴力的原因。他残忍杀害外卖员，首先是自己没了人性，其次都是其次。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的这处细节，成了某些网民嘲笑受害者李越凯的理由。

我们不是不能反思由悲剧延伸出的命题，但这种反思当止于应止之处，绝不能轻易在保安的“苦衷”跟行凶的残暴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那样只会变相地为其极端举动提供“合理性基础”。

说起来，社会学家孙立平2018年曾提出过“短链条正义”的概念，意思是：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正义，先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相关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判断。

打个比方，街头有人昏倒，我们在决定伸出援手前，该考虑的是“他昏倒了，需要帮助”，而不是“他是个什么人，昏倒前干了什么事”等。

看待保安刺死外卖员这起悲剧，我们也该有“短链条正义”思维，而不是搞泛化归因：这是个恶性案件，行凶者已失去基本底线，是此事的基本面向。他为什么会持刀上岗，该是我们的第一追问。

在事件里的是与非在“受害/加害”二分结构中倍显清晰的情况下，没必要在归因时用更宏大的是非框架对其进行“重置”。

回到此事上，受害者李越凯的不幸该被同情。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性格善良的他，本值得更好的命途。

对于他遭遇的一切，我们可以有思考、有共情，但不能以反思为“刃”继续去刺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