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籍星科其人和他的土匪武装
籍星科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起家的呢？他是铜山北部人，最初不过是个打家劫舍的一般土匪，以后慢慢成为一个拥有两千多人队伍的土匪司令，他与附近的土匪头子、当地土豪劣绅及一些上层人物都有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投降了日寇，成立伪军，称做苏北反共救国军，或山东救国军第一军第一支队。
这支土匪力量，最早活动在微山湖湖滩里。微山湖的湖边，慢慢出现一条边沟，这条边沟开到湖里叫滩里，沟的外面叫边外。微山湖东西向较窄，最宽的地方不过四五十里，一般都是一二十里，但南北向则很长，大概有好几百里，经过沛县、鱼台、金乡、济宁，直到东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依托此湖与两岸农民来往。湖边没有界，湖水涨上来时，整个边沟被淹，水落下去时，沟里的滩上可以种庄稼，收成很好，当地人都争着种，谁势力大，谁就种得多。籍星科的活动地区多在滩里，滩外则是铜山与沛县人活动。滩里、滩外因争夺地盘，形成世仇，滩里与滩外人甚至都不通婚。滩里的人不出边外，边外的人不进滩里。如有进出，生命没有保证。一旦打起架来，就是大规模械斗，打死人不偿命。这是几不管的地方，有的地方属江苏，有的地方又属山东，也没有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谁也不管这个湖。籍星科的土匪武装拉起来之后，开始主要是吃滩里，他的口号是保家护院。但人多起来了，光靠滩里不行，不仅吃饭成问题，还需要衣服鞋袜、枪支弹药，只靠滩里供应不上，就逐渐从边外抢，但一出来抢，国民党的势力就联合起来打击他。投日后，有日本鬼子撑腰，也常常向外扩张。1938年底时，他的队伍曾打到沛县以北。
这年年底，苏支把王献臣打垮后，就剩下籍星科，对这支武装如何办？特委在研究过程中，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打，用武力消灭他；一种意见主张争取。争取他反正，既可减少我们的损失，又可补充发展实力，同时又有争取的可能。多数同志同意争取。
湖西特委确定了对籍星科实行争取的方针后，决定派我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考虑我是铜山人，又长期在沛县活动，情况较为熟悉，也有一定影响，籍星科不敢轻易对我如何；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我曾在动委会工作过，有与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斗争的经验，又有文化、有谋略，善于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就我个人来说，当时，也确实是浑身是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大敌当前，只知道抗日爱国，只要是党组织的决定，只要有利于抗日爱国，就是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所以，对特委的指派，二话没说，决心身入虎穴，尽力争取籍星科反正。
我在赴籍星科部之前，对籍星科其人及其部队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对面临的任务进行了一些分析。我感到客观上存在着争取籍星科反正的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党有实力，有声威大震的苏鲁豫支队和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做后盾，附近几个县的国民党与我们又有统战关系，群众也支持我们。这种政治上、武力上的强大实力，对籍星科心理上造成很大威慑。
第二，从籍星科本人的发迹史看，他与国民党势力有矛盾。接受日军的番号，主要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不是想死心塌地地为日本效劳。而且王献臣被消灭之后，他失去了同盟和依托，内心增长了恐惧和矛盾，正在考虑何去何从，正是争取他的有利时机。
第三，籍星科队伍中的一些班、排长和绝大多数士兵，都是铜山、沛县当地人，与我们的干部、战士有一定的乡邻、亲戚、朋友关系，相互间有一定联系，而且，我们这方面的一些同志，如李华民、杨海天、赵庆栋等，已做过一定的工作，有一定的策反基础。
第四，籍星科的团以上的干部虽有军阀、国民党旧军官、地痞流氓，但也有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进步人士，如第三团长何玉祥就主张积极抗日。况且该团有一千多人，占籍星科队伍的一半，他的态度对籍星科有重要影响。
我想依据上述有利条件，依靠党和群众这一强大后盾，调动籍部内在的积极性，从民族大义角度，对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自己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勇敢坚定、随机应变，完全有可能争取籍反正，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二）身入虎穴开展谈判斗争
当我决定去籍星科部队前，通过联系先与籍星科、何玉祥等打了招呼，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他们表示可以谈谈，但需要我们到他们司令部去，只能去两三个人，不能随身携带武器。
1939年春节之前，我带了两名警卫（都是熟悉籍部情况的当地人）前往籍星科司令部。当时籍的司令部设在沛县郝寨郝中士同志家中。中士同志出身地主家庭，家中有些房子，被籍星科占用做了司令部。籍星科故作威风和镇静，当我进入司令部院落时，从大门口沿院内夹道直到籍星科司令部办公室，密密麻麻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卫队。
当我进入司令部办公室后，虽已有人通报："八路军郭政委到！"但籍仍躺在床上抽大烟，若无其事地连头都没抬。他旁边坐着冯子固的参谋长张朴民以及何玉祥等团以上干部。大概是何玉祥又报了一声："司令，客人到了！"但籍星科只是略微动了动身子，用眼斜视了一下。我见他如此举动，就十分镇定自若地坐下来，一语不发，看他们如何对待。片刻后，那个张朴民先开了腔："郭先生，你是不是来做说客。"我不客气地说："我是应籍司令之约，来共商抗日大计，不知张参谋长在此有何公干？"这几句话一下把张朴民置于尴尬处境。这时，籍星科才开了腔说："话不能这样说，他也是我请来的客人！"我却不以为然地说："籍司令你有言在先，只是你我商谈，并未说还有第三者参加，走漏风声，对司令未必有利！"籍星科连忙解释说："不妨事，不妨事，朴民和我是一家人，我信得过。"这时我已会意，张朴民与籍星科私交甚深，原来是特意请来的高参。经过以上简短交锋后，籍星科也抽完了那阵鸦片，他郑重其事地向我发问："你们共产党有力量打日本吗？"我看出籍星科虽然表面镇定，但内心则矛盾重重，他一怕共产党没有力量消灭日本，二怕失去日军支持会受到国民党夹击，自己被消灭。根据这种心理状态我向他介绍了整个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及湖西人民抗日武装的实力，着重向他指出，在中国的国土上，日寇最后必然被消灭，中国共产党有抗日到底的决心。还说，凡是有民族心的中国人，都应置身抗日行列，投靠日本是没有出路的。接着我又向他指出，王献臣投靠日本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被人民群众及八路军抗日武装所消灭，日本人并没有救他的命。王献臣的结局对籍星科很有刺激，我这番话使他的思想有些震动。他逐渐摆出要谈判的架势，进而问我："我们的联合不知郭政委有什么具体打算？"我说："具体打算可以商量，大的目标是一致抗日。抗日是前提，只要共同抗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但籍星科却反复说："我也想抗日，但日本人能打倒吗？别把我这两三千人都搭进去，弄个鸡飞蛋打。我考虑最主要的是保存实力。"我又反复指出："只有抗日才有出路，不抗日就灭亡，国家如此，人人如此，王歪鼻子就是个例子。只要抗日，我们就是一家，对籍司令的过去，我们决不计前嫌。共产党说话算数！"籍星科一直下不了决心。他又想脚踩两只船，和日寇与我们八路军都保持联系。他问我："我们对你们、对日本都中立如何？"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不仅实际上做不到，而且我们八路军的战士与抗日群众也不同意这样做！"我还告诉他："多数八路军战士都要求我们和籍司令的队伍兵械相见。我们觉得如果兵械相见，对共同抗日不利，对籍司令也不利！"籍星科最害怕我们在打垮王献臣之后转来打他，但在表面上又不示弱，听到我这些话之后，内荏外厉、暴跳如雷地说："郭某你不要仗势欺人，以武力相见，我籍星科也不是好惹的，我可以和你们比试比试，分个高低上下。"说着，他旁边那些兵痞流氓出身的军官，也一个个剑拔弩张、跃跃欲试，甚至对我横眉怒视口出不逊。何玉祥看到这种情景，急忙出来调停说："司令，郭政委可是您请来的客人！"我看透了籍星科的暴跳不过是在做样子，问题在于他手下确有一些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需要提防。因而，对他的动怒我不予理会，随即哈哈大笑地对籍星科说："籍司令，不必动怒，我们还是坐下来慢慢谈。我应约到你的司令部来，一则是为了共商抗日大计，再则也是为了司令的出路和前途。还是请司令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更不要为目光短浅的人所左右。我们共产党是讲信义的，我们对于做过好事的人、做过对人民有利的事的人是不会忘记的！"这时，何玉祥也明确向籍星科表态："我们是中国人，理应抗日，既然郭政委前来协商抗日，还是请司令不要错过时机。"在何玉祥的劝说下，籍星科只好顺势摆了摆手说："坐下！坐下！再谈！再谈！"又对他手下那帮人说："各位有何高见，也请说说，咱们要来个文谈，不搞武打，你们说如何？"那个张朴民乘机代籍星科提出了一些条件。如什么"籍司令不能失去兵权，他的队伍应有相对独立性，不愿反正的人可以听便"等等。就这样翻来覆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一直谈了一夜。最后，终于说服了籍星科，以接受党的统一指挥为条件，保持其队伍的相对独立，编为独立大队，由他继续任队长，把他的武力纳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系统。
大的原则谈妥之后，又商定了具体的起义时间。籍表示在1939年春节后，他要在沛县与日军打一仗，作点抗日表现，再将队伍拉出去，作为正式起义。然而到了春节，虽然沛县县城只住了十几个日军，伪军也不多，但籍星科并没有敢去打，而是绕过县城把队伍往西拉到十八地，到我们的驻地边沿准备起义。整个籍星科部，只有一个参谋长坚决不反正，因为他和日军勾结密切，与国民党也有较多联系，籍星科只好由他而去，其余两千多人宣布全体起义。
籍星科这支土匪武装策反成功，当然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从此驻在湖西地区的大股敌对势力被我们消灭和争取反正了。籍星科这支武装，后来又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改造工作，才逐渐成为人民的军队。
（三）艰难的改造过程
对旧军队的改造谈何容易。要把一支土匪武装改造成人民军队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弄得不好，土匪队伍的旧病复发，仍会引起哗然的事变。在改造籍星科部队的过程中，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籍星科的队伍整编为独立大队后，组织上委派我担任独立大队政委。我带了五六个干部走马上任，这几个干部是特派员徐元文、组织干事彭涛、青年干事潘雨章，还有两个指导员，一个叫张庆林、一个叫王香圃。
这支队伍反正初期，他们很不习惯。原来可以随便抢老百姓的东西，现在当了八路军不能随便抢东西，受到了严格的革命纪律的约束。加之，当时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不少人吃不了苦，结果纷纷逃跑。因为多数士兵都是本地人，离家乡不远，少则十里、二十里，多则百把里，跑回家比较容易。有时一天竟跑二十多人。跑得大家都没有办法，不仅我们不希望这样跑下去，就是籍星科、何玉祥他们原来的官长也不愿意让这样继续跑下去，因为兵跑完了，官也就难当了。因此，我们决定将这支队伍换防转移，离家乡远一点，使士兵逃跑困难些。正好在1939年三四月间，苏支要向陇海路以南转移，独立大队决定转到陇海路以南的肖宿永地区的方城集，准备在那里驻扎，进行整训。从出发到驻防地要走很长的路，而这支队伍原来就在家边上转来转去，没有长行军的锻炼，前面的人走过去，后面的人就走不动了。大概离陇海路有七八里，有些人就不想走了，怎么说就不走，甚至躺在路上不动。当时，天已经快黎明了，天一亮，日本鬼子发现有队伍，就会打仗，部队就更难转移了。这时，何玉祥急了，他命令警卫员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枪，对躺着不走的一个个地叫，如果谁再不走便就地枪毙。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劝止说，不能随便杀人，而且团部也无权杀人。以后不经支队部批准，任何人不能擅自杀人。还是要说服动员，真正不愿意走的，表明他不愿意继续革命，也就只好随他去，不必强迫。经过再次耐心说服，大部分人继续往前走，也有少数人决心不走，便决定将其除名离队。
到了铁路以南驻军时，照例司令员与政委应住在一起。但籍星科抽大烟，还有些人伺候着他抽，刚刚改编过来，他这个恶习一时又改不了。我如和他住在一起，不叫他抽行不通，看着他抽更不好。因此，每到驻地后，我们都分开住，有时他住后院，我住前院，或他住东屋，我住西屋。有次驻防，我住在前院，听到后院籍星科的住处传来乞求声："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接着又是一阵皮鞭抽打声。我让特派员到后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籍星科在审问一个犯了错误的士兵。一边审问，一边抽鞭子、打棍子，打得那个士兵惨叫"老爷饶命！"我想当时去制止他，可能会使他下不了台，或者激起对立情绪，只好决定事后对他进行教育。事情过后，我诚意地对他说："部队规定有纪律，上下都应该按纪律办事。对犯错误的战士，小则批评，大则记过，再重者开除军籍，或交军法处审问，不能采取个人坐堂审问的方式。"还有一次，他的警卫连长偷卖了他的一匹马。籍星科知道后，让警卫员把那个警卫连长叫来，该警卫连长在他面前站有三五分钟，他什么话也不说，最后哼着鼻子冷笑了一声说："你走吧！"那个连长只好小心翼翼地向他的驻地走去。籍星科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我想看着他要干什么，也在后面尾随着。只见刚走出村头，籍星科就从腰里拔出驳壳枪向那个连长瞄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拽住他的手说："你这是干什么？"他咬着牙说："我崩了他这狗日的！"我说："干部犯了错误应该惩处，但不能不加研究，不经请示就枪毙。一个支队司令也不能这样做！"籍星科虽然气得跺脚，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枪放下了。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上驻防，有一个妇女在街上大叫大嚷地哭喊，说是一个战士侮辱了她。经过询问，她说正在和面为战士做饭，一个战士从身后跑来，强行将她奸污了。还说，在纠缠中那个战士身上还沾满了面。因此，她气得疯了似的在街上大吵大闹，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我们按那位妇女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侮辱妇女的战士，随即将其扣押起来。为严明军纪、挽回影响，经报支队部批准，决定以奸污妇女论处，依照军法执行枪毙。经与籍星科商量，他也同意这样处理。在召开公审大会时，我们让籍星科讲几句话，开始他一再推脱不肯讲话，后来勉强答应了。但到会场上，只重复地讲了三句："弟兄们（一拍手）你们看还有这样的！"停顿了一会，又一拍手说："弟兄们，你们看还有这样的！"接着又重复地说了这句话，挥了挥手，意思是按军法枪毙吧。不管如何，他总算对此事当着全军和群众公开表了态。对这个人的依法严惩，对整顿部队纪律，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没有引起异常的反响。因为土匪部队，反复无常，有时一件事处理不当，就可能翻脸不认人，甚至于哗变倒戈。从对许多事件处理的过程中，我感到籍星科对我们一般还比较尊重，能接受党的领导，努力进行自我改造。
但这次事件不久，籍星科突然对我说，他母亲病了，想回家看着。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他回家就可能不回来了。因为他没有大烟抽了，又不能随便称王称霸，很可能是过不惯这种严格的生活。对于一个过惯了土匪头子生活的人说来，要适应革命军队的生活的确不容易，可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为此，我们请示了支队部。支队部决定，不仅要让他回去，而且给他拨二十匹好马和骑兵，二十条好枪，并给他二百块银元。因为从我们驻地回铜山，要经过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给他带些人马枪支，以防沿途发生意外，而且拨给他的人都是他原来的亲信和随从。我们作了两方面的思想准备，他回来最好，不回来也罢。但十多天之后，他与所带的人马又全部回来了。一路往返，行程需要七八天，说明他在家没有停留几天。通过这件事，我们进一步感到籍星科完全可以改造。这一次，他本来有机会离开，但他自觉自愿地归队，说明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抗日。
籍星科回来时，我们正在进行围歼战斗。一天夜里，我们根据命令要撤退到铁路西，但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还没撤到隐蔽的地方，如不快撤就有可能发生新的遭遇战，这对撤退的部队来说是很不利的。但不巧的是找来带路的群众偏偏又把路带错，多走了不少弯路，部队在徘徊不前，整个部队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我看到籍星科的脸气得发青，沉着半天不说话，他周围的几个亲信随从几次与他交头接耳，似乎在酝酿什么事情。说着籍星科拔出枪支，要枪毙那个带路的向导，我感到当时的气氛很危险，顷刻之间不定会发生什么变化，能镇得住就镇住，镇不住，他把人打死，就有可能把队伍拉走或引起分裂。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与籍星科直接冲突，就授意何玉祥对他说："这个地方离铁路很近，千万不能开枪，开了枪，招来鬼子，我们就走不了啦！"籍星科领会了何玉祥讲话的意图，把枪收了起来。说明他没有意思引起事变，只是为部队着急。
改造土匪部队的整个过程，瞬息之间都有可能发生急骤变化，一定要因势利导，既不能生硬对立，操之过急，也不能随意迁就，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抗战开始以来，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对土匪部队的改造没有成功，派去进行改造的同志惨遭杀害，就是没掌握住这"火候"。我们对籍星科这支土匪武装的改造，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该部有个何玉祥，他倾向进步抗日，与籍星科的关系又较好，而且掌握实力，因此使诸多危机转危为安，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围歼战斗结束后，部队又集中在方城集整训，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要把农民变成革命战士，总要经过反复的教育和训练。在整训中，我们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独立大队中表现进步的干部如何玉祥、好的战士如九连通讯员汪萍等都被吸收为新党员。从一个土匪队伍中的团长进步发展为共产主义战士，说明革命战争的确造就锻炼了革命者。籍星科则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组织上授予他烈士称号。
1939年7月1日，在进行整训的基础上，部队进行了改编。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到了方城集，宣布改编令：将三大队、肖宿永大队和独立大队，合编成第三大队，共有三千五六百人，四四制编制，力量很充实。改编后，耿云斋任大队长，籍星科任副大队长，我仍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是田文扬，仍在肖宿永一带活动。不久，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