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法绕过的名字。他出身军阀世家，少年得志，被誉为“民国四公子”，其父张作霖曾制霸东北数十年，只因当日本人的傀儡，被炸死在皇姑屯火车站。
从那一日起，二十几岁的张学良被迫扛起了老爹的大旗，带着三十三万东北军周旋于日军、俄军、军阀以及民国政府之间。
在纷乱大时代的裹挟下，张学良曾做错过一些事，如误判形势，落得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也做对过一些事——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而他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则是1936年联合中共，发动了“西安事变”。
此举，不仅挽救了危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更团结了一切力量，挽救了在日本军国铁蹄下的中国。
因此，当张学良重获自由时，无数史家、学者、记者，都望风而动。此时，世人才知道，这位乱世英雄一辈子最敬佩的人竟然是他。
1936年，风云激荡，苦难的中国在列强的铁蹄下苦苦挣扎。
这一年，日本侵略者继续扩大着他们侵略的版图，刺刀的刀尖已经划向绥远。
进步学生，爱国人士，奔走呼号，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气拔山河，救国家于水火。
然而，手握中国金融、外交、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却无视民族大义，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剿共”事业进行到底，必先除红军而后快。
就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背井离乡，背负国仇家，恨不得伸张的张学良，却在人生的岔路口上，遇见了自己的人生挚友——周恩来。
1935年10月，距离红军结束长征还有一年的时间，蒋介石使出了浑身解数，委派大批军队，对着红军穷追猛打，誓死要将其扼杀于微时。
而在这些“剿共”队伍里，就包括被日本人赶出关的东北军。
当时，意气风发的张学良率领着他三十多万的东北军驻扎西北，本以为是为抗日做准备。不想，却又被蒋介石拉过来“剿共”，这让张学良十分苦闷。
当然，比他更苦闷的还有东北军的将士们。他们眼看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自己却在大西北追着同是中国人的红军跑，这让他们甚是憋屈。
这年10月的一天，担任东北军团长的高福源奉命率领六一九团攻打陕北苏区的榆林桥，交手后才知道红军的厉害。可惜，待他醒悟之时，已经成了红军的俘虏。
在陕北苏区，他被送进了政治学习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又受到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的热情接待。逐渐地，高福源萌生了面谏张学良，劝其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念头。
经过研究，中央高层也认可了他的想法。于是，周恩来提笔写下一封亲笔信，要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驻地后，当面交给担任副司令的张学良。
令人意外的是，正是这封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张学良的一生。
在信中，周恩来真诚地写道：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东北军的枪口应该对准真正的敌人，在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军。
这一席话，直中张学良的命门。因为，他之所以易帜，正是出于这个想法。于是，张学良当即决定，要与红军高层代表谈话，共同商讨抗战大计。
1936年4月9日晚，在延安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里，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他们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抗日救国、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这一次会面，张学良意外地发现，周恩来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竟然如此友好、大度、聪明。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周恩来能够互相理解。他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
所以，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被张学良引为了“老朋友”，给张学良的印象极为深刻。
此后，张学良时刻关注红军的情况，在得知红军遭遇经济困难时，常常施以援手。
据说，在与红军私下交往时，张学良曾捐款七十六万元，对红军的存续给予了很大帮助。
反观周恩来，张学良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回到根据地后，周恩来曾兴奋地对其他人说，没想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和勇气的人。
七个月后，在张学良的精心策划下，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当时，张学良抓住了蒋介石，但对于以何种方式说服他联合抗日却没有下文。
为此，张学良派专机接来了周恩来。两个只见过两次面的“老朋友”为和平善后，朝夕相处了整整八天。
在此期间，张学良热情地接待了周恩来，将相关情况如数告诉周恩来，征询他的意见。
周恩来经过深刻分析，认为蒋介石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很高，并建议张学良，尽力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释放他回去，并且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这些想法与张学良的分析不谋而合，再次让张学良见识了共产党人的大局观，也让张学良对周恩来的深明大义倍感钦佩。
自从张作霖过世后，张学良就很难找到一个能与自己真诚对话的人，但是周恩来却给了他这种感觉。
尽管相处时日尚短，但是张学良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横亘海峡两岸，这份友情也始终没有中断。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不顾承诺，幽禁张学良54年之久。在此期间，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这位好朋友。
据说，当年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时，周恩来就曾追他到机场，可惜晚了一步。目送飞机飞走时，周恩来遗憾良久，觉得张学良过于感情用事，将来会吃大亏。
不想，竟一语成谶，张学良果然没有再回来。
蒋介石被释放后，虽然兑现了抗日承诺，却公然监禁了张学良，杀了杨虎城一家四口。这让周恩来十分担心张学良的安危。
1946年，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说，促成内战停止，团结抗日的最大功臣是张汉卿，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并公开承认张学良是他的朋友。
当年4月19日，被软禁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的张学良也给周恩来捎来亲笔信。
在信中，他感慨自己与周恩来十年未见，说日本人被赶走，真是大快人心。还说自己期盼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取得好结果，让国家能够走上和平统一之路。
此外，他还为当时的“四八惨案”中遇难的王若飞、叶挺等好友感到痛心，为发生在重庆的“校场口事件”感到难过。
仅这两件事就可看出，当时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已然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然而，令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被解禁的时候，竟然被蒋介石送到了台湾岛。
那是1946年10月的一天，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突然告诉张学良，他们要马上离开贵州前往重庆，然后转战南京。这让张学良很是兴奋，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自由了。
岂料，到了机场他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竟是台湾。张学良听后，异常气愤，知道如此一来，自己将插翅难逃。
但是，就算再后悔也为时已晚。他和赵一荻很快就到了台北松山机场，被安排到新竹井上温泉疗养所居住。
那里远离人迹，古树参天，景色壮美，以温泉闻名。但是，对于张学良而言，这里不过是监禁他的一所监狱罢了，打球、泡澡不过是为打发无聊的时间，不至于想不开，自寻短见地娱乐罢了。
自此之后，张学良与周恩来彻底失去了联络。为了以防蒋介石对张学良不利，周恩来曾多次叮嘱相关部门，对张学良的宣传、报道要谨慎。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见到了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两人举杯共饮时，想到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不禁流下热泪。
在此期间，周总理曾多次设法想营救张学良，让他能早日摆脱枷锁。
1958年12月，周恩来听说宋子文要到香港，就找人传话，希望他能兑现当初的承诺，还张学良一个安全与自由。但宋子文却说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后来，周总理又找到定居香港的朱湄筠，让他帮忙转交一封亲笔信给张学良。朱湄筠感念中央政府对他父亲的照顾，欣然答应此事。
只可惜，直到1962年10月，她才有机会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看到张学良。将密信放到一盒糖果的夹层里转交给了张学良。
信中，周恩来只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这些话语让张学良心潮澎湃，难以自持。真正的友谊，莫过于这样的知己。
所以，1991年接受采访时，张学良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而他此生的一大憾事，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周恩来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