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为红军卫生工作的奠基人贺诚补授中将军衔，这是新中国最后一位被授予的开国中将。

之所以时间比别人晚，主要是因为55年时他正因为“犯错”而在“学习”，直到58年才洗去冤屈。

比较尴尬的是，贺诚并未就此远离风波，后来还遭遇过重大打击，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各被扣了不同的帽子。

1972年贺诚终于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看后批示恢复工作，但事情一直没得到落实。这背后，究竟有哪些波折呢？

贺诚1901年出生于四川射洪，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是正经的高材生高技术人才。

1927年的广州起义，他带着第4军军医处参加，并担任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起义失败后他与突围出去的同志一起抵达海陆丰，担任后方医院院长。

从这一年开始，贺诚就一直是人民军队医疗战线的重要人物，历任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军委总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等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贺诚间接救过陈毅元帅的命。红军长征前夕，陈老总由于腿伤住院，没办法跟着大部队行走，就被留在了苏区。

周总理跟陈老总交情很好，出发前特意去看望一次，当得知陈老总腿部有颗子弹没取出来后，立即说：不能让你这样留下！

随后周总理把贺诚叫来，由贺诚来为陈老总做手术，经过一番努力，子弹总算取出，后来陈老总也得以行动自如。

如果没有周总理关心、贺诚相助，一瘸一拐的陈老总肯定无法躲过国民党的疯狂搜捕，那就真的是“此去泉台招旧部”了。

贺诚的医术被所有人信赖，他本人在建国后地位也不低，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但是在1953年，转折来了。

这年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新设立卫生部，原《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过来担任政治部主任。

白学光到岗后，立马想做出点成绩引起上级重视，便到军委卫生部的一些直属单位走马观花跑了一圈。

他看到一些不好的浪费现象，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直接写了份扩大化的报告，指责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底下情况，整个部门存在严重的官僚问题。

客观来讲，国家刚刚成立，很多事情都在摸索阶段，卫生部的确存在问题，但白学光为夺人眼球，把一般形势说得危言耸听，材料中的指责大多严重失真。

毛主席一直在构思如何推动医疗平等，且非常痛恨官僚主义，白学光的报告里，卫生部等于把主席最厌恶的事都占了，因此主席痛批：

从这份材料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当官、做老爷...

贺诚听到风声后，为避免牵连别人，就主动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做了深刻的检讨。1953年7月，贺诚被免去军委卫生部部长一职，送去党校学习。

没想到的是，人离开岗位，风波并未就此停息，55年时贺诚还被扣上“压制中医”、“排斥中医”的帽子，这就导致他无法复出，也错过了当年的授衔。

说起来也是冤枉，红军时期缺少药物，贺诚为救治伤员，学习、改良过很多土方子，他亲手用中药去治疗，怎么可能“压制”、“排斥”中医呢？

此后几年，贺诚不断写信申诉，组织在仔细甄查后，确定他不存在那些问题，所以58年时才为他补授中将军衔。

但平静只是表象，一些人还是没打算放过贺诚，所以往后的时间里，他时不时要被批，69年后还被“疏散令”安置到了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吃了很多苦头。

1971年那架飞机失事后，很多老干部得以被“解放出来”，贺诚迟迟没有收到消息，内心很不安。

1972年6月28日，他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革命历程，驳斥了那些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帽子”。

在信的最后，他情真意切地写道：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是乐观的。我希望我的未来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干休所。

主席收到信后，也想起了跟贺诚相处的点点滴滴，遂批示：贺诚同志来信，望中央处理，我意予以工作。

不久贺诚被接回到北京，组织为他安排了房子，可工作事宜迟迟没有解决。当时的贺诚还被称为“五十年代的头号右派老爷、六十年代的走资派、七十年代的复辟派”，没人敢帮这个忙。

1975年春，贺诚之女贺礼荣决定给已经复出的邓公写封信，但写完后一直很犹豫，担心起不到效果还把一家人给折腾进去。

不过贺礼荣还在念中学的儿子没那么多顾忌，立即说：写我的名字，将来就算有事要枪毙，我还没到年龄。

后来这封信送到邓公手里，邓公看完又转呈毛主席，建议给贺诚安排工作。主席听完汇报很惊讶：贺诚同志的事，我3年前就已经批过，为何还要再议？

他在新的这封信上再做批示：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主席说的“傅”即傅连璋，同样是医疗战线一路走过来的重要人才，可惜已被迫害至死，这是主席非常心痛的事。

有了主席的再次强调，贺诚的工作才得以推动，没多久贺诚担任总后第一副部长，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自此，贺诚终于有了安静的日子。1992年，贺诚因病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