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一封从河南开封寄出的信，送到毛主席的案头。看到寄信人“戴季英”的名字，毛主席脸色阴沉若有所思，待看过信的内容后更是勃然大怒。
主席立即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随后这封信转给中央办公厅，戴季英也就被一撸到底了。
说起来戴季英参加革命时间很早，曾与两位开国大将搭档，地位也很高，为何最终会落得这般待遇？他又说了什么让毛主席如此愤怒呢？
这些问题，从戴季英的经历中就找到答案，最后的结果，很大程度也是他自找的。
戴季英190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红安）七里坪，这里称得上红四方面军的源头，革命气息非常浓郁。
1926年，戴季英在武汉参加共青团，从此开始为组织工作，一年后奉命返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接连发起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开始筹划武装反抗。
鄂豫皖地区打响第一枪的是黄麻起义，而戴季英是总指挥部成员兼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属于主要领导人。
由于此时反动派还是势大，起义失败了，有一些人因此心灰意冷离开革命队伍，戴季英却随着黄安县委撤入柴山保地区，秘密发展，建立小型根据地。
1928年，红色种子不断生根发芽，鄂豫皖苏区适时宣告成立，并且还整编出一支红7军。戴季英这时是鄂豫皖省委委员、军委委员，为党政军发展都做出很大贡献。
他初心很纯粹，为了革命还毁家纡难，他有四个兄弟都是早期共产党员，二哥戴季伦曾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也很高。但除了戴季英外，其他四人都为革命牺牲了。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被国民党抓捕后当街烧死，母亲吴氏被黄安的反动地主抓住严刑拷打致死，完全是满门忠烈。
本来是一首可歌可泣的革命赞歌，但1931年张国焘空降至鄂豫皖后，一切都变了。
老张是个野心和权利欲望都很强烈的人，为掌权疯狂排除异己，戴季英后来就做了老张的追随者。
不过最开始戴季英差点都成老张清理的对象，戴季英是知识分子，被调往保卫局，名为工作调动，实则排查监视。
在此背景下，戴季英决定用行动消除老张的戒心，他摇身一变成“肃反”急先锋，打击迫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由于众多红军精英被“肃”掉，敌人又疯狂“围剿”，鄂豫皖被搞得一团糟，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出走川陕。
戴季英作为老张的亲信，本来可以跟着一起走，但他是本土高级干部，就被留下来重整队伍。
后来留守人员继续发展，又组成了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下辖74师、75师），戴季英身兼省委常委、红25军兼74师政委等职。
比较尴尬的是，25军的高级干部除戴季英外，军长吴焕先、75师政委高敬亭也都是“肃反”的积极人员。
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说话最管用的干部皆是此道中人。当时戴季英有多狠呢？时任74师师长的徐海东记载过几件事：
有一次徐海东实在看不下去，质问道：政委，很多人既没证据又没口供，为什么要抓？
戴季英连解释都没有，只说：你不懂肃反，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肃反是我的事，你不要过问。
还有1933年5月的七里坪之战，红25军正在以劣势兵力攻城，打得特别艰难。可戴季英却搞起火线“肃反”，74师220团有49位干部无辜被害，徐海东急得直流眼泪又无可奈何。
75师高敬亭更狠，连他的搭档师长姚家芳都死得不明不白，这样搞下去，红25军自然在鄂豫皖也撑不住了，被迫进行小长征。
出发之前，部队进行一定调整，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郑位三任参谋长，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
客观来讲，此行戴季英功劳还是蛮大的，路途中吴焕先牺牲、程子华和徐海东都重伤躺在担架上，戴季英就在重大决策上提供很多意见，帮助部队成功抵达陕北。
然而，好不容易有安身之地，戴季英又开始搞“肃反”，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等大批陕北红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
有一位被捕的人后来回忆：如果毛主席的命令晚到4天，就没有我们了。
当时真的万分危急，中央抵达陕北后，毛主席立即叫停“肃反”，要求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但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主席只能率部去一线作战，就委托张闻天解决“肃反”事宜。
张闻天进驻瓦窑堡后，成立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第一个动作就是让时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去接管西北保卫局的工作。
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记述：“我们一到瓦窑堡，他（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
在王首道等人提出质询后，戴季英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可见戴季英当时的顽固。
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从前线返回后，批评了戴季英，但戴季英不服反驳，坚持认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周总理听后大怒：
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你这样的“真革命”，但是一个都没有才好。
中央遂撤销戴季英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些“肃反”的经历，的确是戴季英履历的污点，不过中央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想法，后来还是重用了他。
国共两党合作后，南方八省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戴季英的老朋友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兵力是整个新四军之最。
但由于长期独立发展，高敬亭也不是那么听中央的话，老领导郑位三过去担任副支队长（实际为政委），因批评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遭到排挤。
高敬亭给延安打报告，坚决不同意郑位三到第四支队任职，中央为了团结选择妥协，改派戴季英去第四支队。
戴季英还是心向中央的，到了第四支队驻地，也批评高敬亭，要求他按照命令带部队东进。
此时的高敬亭决不允许有人挑衅自己的权威，被戴季英面斥，他内心非常愤怒，马上准备对戴动手。
高敬亭发现第四支队的江腾蛟跟戴季英走得很近（江红军时是戴的部下），就下令把江腾蛟抓起来严刑拷打。
江腾蛟后来回忆，在一个晚上，他听到护卫说准备后半夜处决，于是找准机会偷偷翻墙跑了出去，后来转到新四军第五支队任职。
这件事深深刺激到了戴季英，毕竟他自己就是从残酷的斗争环境里走出来的，已经猜到高敬亭想做什么，便连忙跟中央派来的干部一起出走，是为“新开岭”事件。
后来在1939年6月，高敬亭身死，原四支队改编为四、五两个支队，戴季英担任新的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还作为新四军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
结果七大延期了，新四军这边重要职务又已经有人，戴季英只好转而在1944年跟王树声一起到河南，历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爆发后，戴季英跟王树声一路进行中原突围，到安全地带后创立鄂西北军区。军区司令员是王树声，政委是戴季英。
这么算起来，戴季英就跟徐海东、王树声两位大将搭档过。
可惜鄂西北军区无法在大别山立足，1947年王树声下令撤出，戴季英就回到后方，建国初期担任过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对其他人来说，市委书记是很高的职务，但戴季英却觉得不满，他瞧不起一些资历浅的河南省委干部，经常起冲突。
为能压别人一头，戴季英写信给中央和毛主席伸手要官，想当省委书记。同时他还大肆攻击河南省委相关人员。
毛主席看过后很生气，直接做出如本文开头般的批示。戴季英由此被撤销所有职务、开除党籍，淡出政治舞台。
之后的几十年里戴季英几乎就是透明人，看不到什么消息。直到1984年组织为他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生活才好过些。晚年的他主要生活在郑州，1992年病逝。
不过后来有些人对他评价也不低，像开国上将陈再道在纪念黄麻起义65周年的文章中就称戴季英为同志。
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里，戴季英的词条也有一个评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综合来看，这些描述也不算错，至少在鄂豫皖苏区创立早期以及红25军长征时，戴季英还是有功劳的。人啊，太过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