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距离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唐山人民大多住在简易的地震棚中，虽说已经恢复了水电供应，但依然难以弥补人民失去家园的痛楚，灾区重建工作刻不容缓。

这天晚上，迟浩田回到自己的帐篷，刚刚准备洗漱休息，秘书便急匆匆的赶来：“首长，总部发来紧急命令，需要你明天早上立刻回北京。”

迟浩田迟疑了一会，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比灾区重建还重要？他问秘书：“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具体是什么任务。”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您明早去机场，等飞机降落了，自然会有专车来接您。”秘书的脸上出现了几丝不安。

迟浩田也感觉到这件事有点反常：“是好事还是坏事，明天看看接我的是什么车就知道了。”

迟浩田1927年7月出生于山东，迟浩田从小就拥有“山东大汉”的共同特征，喜欢打抱不平，行侠仗义。

父母比较重视迟浩田的教育，因此迟浩田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文化人。然而，中学尚未毕业，自己的家乡便被日军践踏，迟浩田不甘坐看国土沦丧，年仅十五岁就加入了八路军。

最初迟浩田只是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三营八连的一名文书，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一名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在历次战斗中，迟浩田宛如下山猛虎，令敌人闻风丧胆。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深得老领导聂凤智的赏识，于是把他提拔为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书记，之后又成为了某连的文化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迟浩田更是孔夫子挂腰刀——能文能武。淮海战役期间，迟浩田兼任某连的指导员，他所在的部队奉命阻击敌军的溃逃，经历了敌军的无数轮冲击，部队损失惨重，但他仍然与剩余的战士们坚守阵地。

一天清晨，战壕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履带声，迟浩田探出头向外望去，只见几十名敌军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炮兵还有活着的么？赶快开炮！”迟浩田朝着士兵们大喊，士兵们面面相觑，无人作答，因为他们心里清楚，炮兵阵地是敌军重火力的重点关照对象，在前几轮阻击战中，懂炮的人都已经为了革命献身了。

“你，你，还有你！跟我来！”迟浩田随便叫了几个伤势不太重的战士，四人齐心协力，挪动了一门野战炮，迟浩田是文职人员出身，以前从没碰过野战炮，但大敌当前，他别无选择。

“帮我装弹！”迟浩田闭上了一只眼睛，仔细的瞄准了一辆坦克。“砰”的一声，炮弹击中了敌军坦克的履带，虽说坦克失去了动力，但炮塔上的机枪依然在不断喷射火舌，子弹击中避弹板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随着第二发炮弹打出，一辆坦克瞬间燃起了大火，火焰引燃了弹药仓，巨大的炮塔直接被炸飞。迟浩田有条不紊的操纵野战炮，又成功打掉了第二辆坦克。

“指导员！打的好！”见敌人的两辆坦克被击毁，战士们欢呼雀跃，抄起机枪朝着坦克附近的敌军扫射，敌军纷纷落荒而逃。

迟浩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升了连队的士气，帮助连队成功的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该连队被授予了“济南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1949年5月，上海战役爆发，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集结20万大军固守上海，试图坚守待援。由于上海市依然有大量百姓没来得及转移，国民党军将许多民用房屋改建成了碉堡，如果在市区内使用重火力直射国民党军的防御工事，必然会伤及无辜。

所以战士们只能手持轻武器，在各个巷子里灵活穿梭，对敌军碉堡实施爆破。在巷战的过程中，我军遭到了国民党青年军的顽强抵抗。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曾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只可惜，这批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被蒋介石所利用，即将成为蒋家王朝的陪葬品。

青年军战斗力远比国军中那些“老油条”强的多，迟浩田率领的七连在巷战中损失惨重，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减少伤亡的办法。

上海的地下管道网络四通八达，如果能够通过地下管道潜入敌军后方，岂不是事半功倍。于是迟浩田撬开了马路上的一个井盖，带上一支冲锋枪，与两名战士一同进入管道中。

这是一个排污管道，管道内部奇臭无比，但他们依然咬着牙坚持往前走。当他们回到地面上时，刚好撞见了一名国民党巡逻的士兵，迟浩田眼疾手快，一把将其扑倒：“别出声，想活命的话告诉我附近的兵力部署。”

巡逻士兵一五一十的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迟浩田三人原本是想侦查一番，没想到不小心摸到青年军指挥部附近了。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来了，那就不需要大干一场。迟浩田打开冲锋枪的保险，在巡逻士兵的带领下找到了青年军的指挥部。

“不许动！你们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迟浩田一脚踹开指挥部的门，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青年军的指挥官。

敌军指挥官信以为真，纷纷举手投降，迟浩田仅仅带两名士兵便俘获了敌军一千多人，事后聂凤智听闻此事感叹道：“我还以为是三头六臂的哪吒。”

新中国成立后，迟浩田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回国后被授予了少校军衔。回看迟浩田的从军经历，完全看不出他是个文职人员，他在战场上有勇有谋，是个合格的指挥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迟浩田一直在部队中服役，曾进入高级步兵学校、解放军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逐渐成为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

特殊时期，迟浩田和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了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一度被剥夺了军权，直到1975年6月才恢复官职。

当时那个年代，领导干部的撤职与任命非常频繁，迟浩田也并没在意，身边的朋友也安慰他：“你的‘问题’不是问题，总有一天组织会还你一个清白的，你一定要想开。”

恢复官职的迟浩田成为了北京军区的副政委，协助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整顿军队。当时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懒等问题，迟浩田经常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基层部队进行调查，并如实写下调查报告，上交给军区。

邓小平当时一系列举措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迟浩田也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只是迟浩田比较低调，一直没让他们抓到把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四人帮”借机兴风作浪，再次将邓小平“打倒”，迟浩田看出了当前政坛的混乱，他认为，只有低调行事，静静的等待时机，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

1976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无比悲痛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失去了三位革命领袖，唐山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得知大地震的消息后，毛主席无比痛心，由于过度悲伤，不到两个月就病逝了。

迟浩田带着毛主席的遗愿，前往唐山指挥抗震救灾，见到唐山的一片废墟，迟浩田的心中无比心酸，他拒绝当只会插兜指挥的领导，经常带上工具和战士们一起奋战在救灾第一线。

10月6日，当他接到返回北京的命令时，心情无比忐忑，秘书看出了他的心情，于是对他说：“副政委，要不您打电话和军区沟通一下，没准能得到一点消息。”

迟浩田嘴上说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组织让我回去，我回去就是了。”

但等秘书走后，他还是拨通了北京军区的电话，军区司令政委是秦基伟，和自己私交比较深：“老司令，这次把我调回来是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秦基伟并没有多说什么：“你还是先回来吧，有些事不方便在电话里说。”见秦基伟都守口如瓶，迟浩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此次返回北京，要么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要么步邓公之后尘。

第二天一大早，迟浩田便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抵达了机场，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对身边的人说：“如果下飞机后看到的是绿色吉普车，说明是反革命集团召我回京的，以后我可能就不是你们的首长了；如果看到的是黑色轿车，那就说明是中央召我回来的，这场动乱可能就结束了。”

北京到唐山距离不算远，飞行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在飞机上，迟浩田的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飞机还未停稳，迟浩田便看到了跑道旁的一辆黑色轿车，悬着的心马上放了下来。

“迟浩田同志你好，领导们在中南海西楼等你，我们马上出发吧。”警卫员将迟浩田的行李放上了车，然后朝着中南海疾驰而去。

迟浩田刚到西楼，在此等候多时的耿飚便出门相迎：“你就是迟浩田同志吧，以前早就听说过你。”

“首长好！组织有什么任务，只管吩咐吧！”迟浩田向耿飚敬了一个标注的军礼，在过去的十年里，耿飚坚持原则，坚定不移的与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虽说遭受了迫害，但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对于耿飚，迟浩田打心底里佩服。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四人帮’被我们逮捕了，这是人民的胜利。”耿飚激动的对迟浩田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迟浩田非常兴奋，询问耿飚：“接下来中央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同在屋中的纪登奎说道：“现在形势还不稳定，‘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控制住舆论走向，从而让更多的群众声援我们。组织考虑到你有从事宣传工作的经验，于是打算让你去接管《人民日报》。”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听到迟浩田坚定的回答，耿飚和纪登奎无比放心。

这次小规模会议为接下来的舆论战做了充足的准备，除了决定让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之外，还让耿飚接管了新华社，刘西尧接管了《光明日报》，全国几大传媒机构均回到了正义者的手中。

《人民日报》原来的负责人名叫鲁瑛，此人是姚文元的得力干将，虽文采出众，但却心术不正，在过去的十年里，多次编造材料，诬陷清白干部。

迟浩田抵达《人民日报》部后，第一件事便是逮捕了鲁瑛，接管《人民日报》后，迟浩田命令报社所有成员：“这段时间是关键时期，同志们吃住必须在报社内，如果由困难可以直接跟我说。”

报社成员大概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大家提高警惕，尽最大努力不让《人民日报》被反革命分子利用。

第一天晚上，迟浩田几乎一夜未睡，对于《人民日报》的所有稿件进行了审核。迟浩田的以身作则感染了报社的所有成员，大家废寝忘食，共同为了打赢舆论战而努力。

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登出了“四人帮”被粉碎这一消息，文章痛斥他们在过去十年中的罪行，百姓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

迟浩田更是亲自起草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一文，文章言辞犀利，受到了华国锋的表扬。

控制舆论走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媒体一旦被反动势力控制，所带来的后果将会是难以弥补的。

迟浩田不仅仅是真实战场上的一员虎将，更是舆论战线的英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他为特殊时期的社会安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