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76年，一位日本老人出现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表示：我是他的弟弟

引言：

寒风凛冽的一月，西花厅内哀乐低回。在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现场，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静静伫立，泪水不住地从他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滑落。当人们询问他与总理的关系时，这位名叫冈崎嘉平太的老人哽咽着说：＂我是他的弟弟。＂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侧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日本人怎么会自称是周总理的弟弟？这位老人与周总理之间，究竟有着怎样难以为外人道的情谊？而他为何会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不远万里从日本赶来送别他心中的＂兄长＂？

一、战火中的觉醒（1938-1945）

1938年的上海，战火纷飞。冈崎嘉平太作为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到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与其他日本外交官不同，他并非为了推行侵略政策，而是带着对中国的深深歉意与同情。

在上海工作期间，冈崎嘉平太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在虹口区，他看到日军士兵任意殴打中国平民；在南京路，他看到日军强征劳工的场景；在闸北区，他目睹了日军纵火烧毁民房的暴行。这些残酷的画面，让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内心备受煎熬。

1939年春天，冈崎嘉平太冒着巨大风险，用化名＂山田太郎＂在上海《大陆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的真相》的文章。文章以第一手资料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随即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文章作者就是冈崎嘉平太。

消息传回东京后，日本外务省立即下令召回冈崎嘉平太。但他拒绝回国，转而选择留在上海继续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他将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的文字材料，通过瑞典记者约翰逊秘密转交给了国际新闻社。这些材料后来成为日军在华暴行的重要历史证据。

1940年初，日本军部对冈崎嘉平太展开全面追捕。他被迫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逃往瑞士。在苏黎世，他结识了多位国际反战人士，继续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奔走呼号。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冈崎嘉平太在瑞士的处境更加艰难。日本驻瑞士大使馆多次派人威胁他，要求他停止反战活动。但他依然坚持在《苏黎世日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

为了生计，冈崎嘉平太在苏黎世开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白天经营生意，晚上则在当地华侨协会做义工，帮助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并与多位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的冈崎嘉平太已经在瑞士生活了五年，他的贸易公司也有了一定规模。尽管战争结束，但他并未立即返回日本。他认为，作为一个日本人，仅仅是口头上的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二、战后重建的使者（1946-1952）

1946年春，冈崎嘉平太终于回到日本。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经济几近崩溃。然而，他并未被眼前的困境所困扰，而是立即着手组织了＂中日民间友好协会＂，开始了艰难的民间外交工作。

在东京银座区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冈崎嘉平太每天都在接待来自各界的访客。他向日本工商界人士宣讲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向教育界人士倡导中国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在他的努力下，协会成员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数百人。

1947年夏天，冈崎嘉平太组织了第一批日本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上海。这支代表团的成员都是战前在中国有过经商经历的实业家。他们带着诚恳的态度，主动与中方商讨战后赔偿问题。虽然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但这次民间访问为日后的经济往来打下了重要基础。

1948年，冈崎嘉平太创办了《东亚经济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刊登了大量反省战争、呼吁和平的文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言论在日本还是相当少见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冈崎嘉平太立即致电祝贺，并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民间交流活动。他多次往返于东京和香港之间，通过在港的华商建立起与新中国的联系渠道。

1950年初，冈崎嘉平太在东京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周＂活动。他邀请了多位在日华侨艺术家演出京剧、表演中国传统乐器。这场活动吸引了大批日本民众，让普通日本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1951年，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夕，冈崎嘉平太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将台湾问题写入和约。他指出，这样做将严重影响日本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虽然他的意见未能改变最终结果，但这一行动展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远见卓识。

1952年，冈崎嘉平太在大阪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他认为，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他的协调下，第一批日本工业设备运抵天津港，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同年秋天，冈崎嘉平太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访华团。这次访问中，他们不仅考察了北京、天津等地的工厂，还参观了农村合作社。这次实地考察让日本企业界对新中国的发展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打消了许多疑虑。为了确保访问活动的顺利进行，冈崎嘉平太事先在香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多次与中方代表沟通协调，终于使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三、与周总理的五次会面（1953-1972）

1953年4月，冈崎嘉平太首次与周恩来总理会面。这次会见发生在北京中南海。当时，冈崎嘉平太作为日本贸易代表团团长访华，原本预计只能与对外贸易部的官员会谈。然而，周恩来总理破例接见了这位坚持多年为中日友好奔走的日本友人。

会谈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日本战后重建的情况，特别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冈崎嘉平太则汇报了他这些年来推动中日民间交流的工作。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奠定了两人日后长期交往的基础。

1956年秋天，第二次会面在杭州举行。当时冈崎嘉平太正带领一个由企业家和文化界人士组成的访问团在江南考察。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北京赶来，与访问团成员进行了深入交谈。在西湖边的茶室里，两人就如何扩大中日贸易规模、促进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1960年5月，第三次会面发生在上海。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周恩来总理出席完印度尼西亚华侨代表大会返京途中，特意在上海逗留一天，与正在此地考察的冈崎嘉平太见面。在和平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两人就当时日本国内出现的一些反华言论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表示理解日本面临的复杂局面，但希望日本各界能够客观看待新中国。

1964年10月，第四次会面地点选在广州。这次会面的背景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冈崎嘉平太专程来华表达祝贺，同时也带来了日本和平人士的关切。周恩来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防御性质，强调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内容涉及国际形势、军备控制等重大议题。

1972年9月，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会面恰逢中日建交前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已经年逾古稀的冈崎嘉平太作为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代表团成员来华庆贺。周恩来虽然身体欠佳，仍坚持参加了招待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举杯感谢冈崎嘉平太二十多年来为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

这五次会面跨越近二十年时间，见证了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每次会面都不是简单的礼节性拜访，而是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从最初的贸易往来，到后来的文化交流，再到涉及国际政治的重大议题，两人的交谈内容越来越广泛，分析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周恩来称冈崎嘉平太为＂老朋友＂，而冈崎嘉平太则以＂兄长＂相称，这种超越国界的友谊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实属罕见。

四、中日友好使者的持续努力（1973-1975）

1973年初，已届七十高龄的冈崎嘉平太并未因年事已高而停下脚步。在中日建交后的新形势下，他开始致力于深化两国在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这一年，他在东京设立了＂中日青年交流基金会＂，为两国青年学者提供互访机会。

同年4月，冈崎嘉平太组织了首批日本大学教授访华团。这支由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高校教授组成的团队，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访问期间，他们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就地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1974年春，冈崎嘉平太促成了中日医学交流项目。他多次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协调两国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在他的推动下，第一批中国医生赴日进修，同时日本专家也来华传授先进医疗技术。这个项目特别关注农村医疗问题，为中国培训了一批基层医务人员。

6月，冈崎嘉平太在大阪组织了＂中国工业技术展＂。展览展示了新中国在机械制造、轻工业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他特别邀请了多位日本工业界专家前来参观，并组织了技术交流会。这次展览为两国企业建立了直接对话的平台。

9月，冈崎嘉平太率领日本农业考察团访问华北农村。考察团成员包括农业专家和农机制造商。他们实地考察了人民公社的运作模式，并就改善农业生产效率提出建议。期间，他们向河北省的几个公社捐赠了先进的农业机械。

1975年1月，冈崎嘉平太创办了＂中日文化研究所＂。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同时也收集整理两国交流史料。他邀请了多位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担任顾问，系统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3月，冈崎嘉平太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访问活动。他带领一群日本战争遗孤访问中国，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大力支持，成功帮助several个家庭重聚。这次人道主义行动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7月，冈崎嘉平太发起成立了＂中日友好医院筹建委员会＂。他多次与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人士协商，募集资金支持这个项目。这家医院的建设计划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注，被视为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标志。

10月，冈崎嘉平太开始着手编撰《中日交流四十年》一书，系统记录自己参与中日民间外交的经历。他在东京和北京两地收集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力求完整记录这段重要的历史。这本书稿虽然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但留下的资料为后人研究中日关系提供了宝贵素材。

五、最后的日子（1976）

1976年初，冈崎嘉平太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处理中日友好协会的日常事务。1月15日，他在东京主持了最后一次理事会，会上讨论了即将举办的＂中国传统工艺展＂筹备工作。

2月，冈崎嘉平太收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立即起草了一份长达十页的悼文，详细回顾了与周总理交往的点点滴滴。2月10日，他克服身体不适，亲自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写下＂永远怀念周总理＂的话语。

3月，虽然已经无法长时间工作，冈崎嘉平太仍然坚持完成了《中日贸易三十年回顾》的序言。这篇文章是他最后的著作，记录了中日贸易从战后初期的物物交换，发展到70年代的全面贸易往来的历程。

4月初，冈崎嘉平太住进了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在安排5月份即将到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的接待事宜。他详细列出了参观日程，并请助手转达他对代表团的歉意。

5月，病情持续恶化的冈崎嘉平太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国政府寄来的《中日友好医院》设计图纸。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自己倾注心血的项目的相关资料。他在病床上仔细翻看了每一页图纸。

6月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馍子达专程前往医院探望。会面中，冈崎嘉平太提出了三个未竟的心愿：完成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促成更多的青年交流项目、编写一部完整的中日民间交流史。

7月，躺在病床上的冈崎嘉平太依然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口述了最后一份建议书，建议两国政府加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这份建议书后来成为中日环保合作的重要参考文件。

8月15日，冈崎嘉平太交代了他保存的所有与中日交流相关的资料的处理方式。这些资料包括与周恩来总理的通信、历年来的会谈记录、各类协议文本等，数量多达数千件。他要求这些资料必须完整保存，为后人研究中日关系提供史料。

9月10日，已经说不出话的冈崎嘉平太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个字：和。这个字被他的家人装裱保存，象征着他毕生追求的中日和平友好。

9月15日，冈崎嘉平太在东京与世长辞，享年73岁。临终前，他的床头放着一张正在建设中的中日友好医院的照片。他的遗体按照遗嘱火化，骨灰的一半留在日本，另一半撒在了他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在他去世后的一个月里，两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多场追悼会，缅怀这位为中日友好鞠躬尽瘁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