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穷尽一生，只需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就足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兴世，这位原本籍籍无名、出身普通的中级军官，却成为了刘宋王朝众人瞩目的焦点。
军人的使命在于征战沙场，而张兴世则以他那闪耀的智慧，完美地演绎了“出奇制胜”的真谛。他那犹如神来之笔的妙招，使他在同时代的将领中脱颖而出，无人能及。
《宋书》将他的事迹置于第十篇，与那些北伐的著名将领胡藩、刘康祖、垣护之齐名，即使是柳元景、沈庆之这样的将领也只能望其项背。
张兴世用兵之道与东吴的周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一生只做一件事便已足够。遗憾的是，世间再无罗贯中那样的文人来传颂他的传奇。“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国时期的周瑜因赤壁之战而名扬天下，而南北朝的张兴世则是在大江中的那片广袤沙洲上崭露头角，声名远播。
平凡
落霞如绮绚晴空，坐对天门欲下舂。
十里孤峰层汉碧，数村残照半江红。 ——唐·皮日休《天门夕照》
张兴世来自美丽的竟陵郡，那里靠近沔水。荆州楚地的人们大多住在江边，以捕鱼为生。沔水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河道并不宽阔，从襄阳到九江绵延两千多里，江心从未有过岛屿。
在他出生那天，家门前的水面突然出现了一片沙洲，而且逐年变大。当他衣锦还乡时，这片沙洲已扩展到十几顷之广。
张兴世与这片沙洲似乎有着特殊的缘分，仿佛命运早已安排好这一切。
张兴世原名张世，后来宋明帝刘彧将他的名字改为兴世，这背后还有个典故，暂且不提。他幼年家境贫寒，只能到当地大地主宗珍之家做“客”。“客”的地位比奴稍高，至少不用卖身为奴，但生活依然艰辛，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小宝一样辛苦劳作。
在南朝，出身低微意味着很难出人头地。然而，刘裕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平民子弟只要勇敢参军，就有可能凭借战功晋升。刘裕建立刘宋王朝那年，张世刚刚两岁。这个新生王朝依靠北伐成功取代了晋朝，从此开启了连绵不断的征战岁月。
东晋与南朝时期采取世兵制，家族世代从军。而军官往往从普通百姓中选拔，像刘裕就是凭借此制度成为北府军将领的。张世渴望改变命运，便投身军旅，他初入军营就被任命为竟陵郡参军督护。
他能从一个长工晋升为地方军官，背后少不了宗珍之的帮助，这或许是对张世从小辛勤付出的一种回报。但张世并不满足于此，他参军的志向在于建功立业、谋求升迁。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机遇处处可寻。就如荆州将领王玄谟带兵征讨蛮族一样。就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时牛仔们肆意掠夺印第安人土地那般，在南朝，东晋、宋、齐、梁都是北方人的政权，只有陈朝是真正的南方人政权。
王玄谟靠着攻打蛮族部落积累军功，这其中也有张世的一份贡献。当张世遇见王玄谟时，他一无所有，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军官或士兵。然而王玄谟欣赏他的才能，让他以平民身份加入军队成为一名临时军官。
张世作为竟陵本地人，对大洪山和汉水周边的地形十分熟悉，并且自身军事才华出众，他带领的小分队每次战斗都能获胜并抓获俘虏。
伐蛮战争的目的之一是抓奴隶，将领们会互相比较谁抓到的南蛮更多。让王玄谟将军惊讶的是，部下所有将领都比不上年轻的白衣军官张世。由于战争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王玄谟因军功得到了宋文帝刘义隆的认可。
王玄谟是刘宋时期力主北伐中原的重臣，属于朝廷中的鹰派人物。在军事人才的选择上，他极力向皇帝举荐张世，称其胆识过人且智勇双全。因此，张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军职——南中参军督护。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参军”与一般的参军职位有很大差异，并非像竟陵郡参军那样普通。南中参军督护中的“南中”其实是南中郎将的简称。虽然南中郎将并非高官，但担任此职者皆为不凡之人，当时正是刘宋第三皇子、武陵王刘骏担任此职。通常来说，皇子不会出任如此低级别的武官，毕竟中郎将仅为四品官职。
在此之前，刘骏曾是安北将军，在元嘉时期的首次北伐中，他按诏命派遣部队袭击魏军粮草囤积地汝阳，初期获胜后却遭遇失败，因而被贬为镇军将军。
第二次北伐时，面对魏主拓跋焘率军至长江北岸撤退的情景，刘骏因惧敌而未敢阻截，再次降职为北中郎将。之后，他转任江州刺史和南中郎将，负责讨伐南蛮。由于张世在征讨南蛮方面颇有心得并建立了不少军功，成为皇子身边的参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无疑给张世带来了好运。
到了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宋国内政局发生剧变，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刘骏随即起兵平叛。柳元景为主帅，张世则担任前锋。
新亭之战中，讨逆军大获全胜击败了中央军。刘骏登基称帝后，三十四岁的张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将军梦，被授予员外将军之职。尽管这个将军头衔仅处于编制之外，属于最低级别的少将，但对于出身平民的张世而言，已是莫大的荣耀。有真才实学的将领注定会在战场上绽放光芒。
后来，当南郡王刘义宣联合臧质谋反时，王玄谟领军抵抗，带着老部下张世一同出征。在梁山之战中，张世再次立下赫赫战功。
南北朝时期，社会等级森严，门第观念盛行，士族和平民之间界限分明，不仅不通婚，也很少有交往。官员的升迁往往与门第有关，而非完全取决于战功。一些出身平民的将领对此心怀不满，在战争中有时会借机报复那些高门大族。
张世是个善良且实在的人。有一次，中央军战胜了荆州军，许多依附于刘义宣的士族因此失势。南蛮校尉张畅曾被刘义宣强迫参与叛乱，他就是那位曾在彭城外百万军前与北魏名臣李孝伯激烈辩论的张畅。然而在梁山之战失败后，混乱的军队洗劫了他，把他剥得一丝不挂。
后来张畅不知从哪找来一件破衣勉强遮体，当他看到中央军主将王玄谟的战车时，不顾自己身上又脏又臭，就爬上了那辆车，和王玄谟挤在一起。
王玄谟心里很不爽，觉得张畅作为叛将不该如此。虽然当时南朝人注重礼仪风度，王玄谟没当场发作，但等张畅下车后，将领们纷纷议论要杀了张畅。即使张畅以前是朝廷高官、名门之后，甚至与皇帝有过交集，可现在他是叛军，杀他似乎并无不可。王玄谟默不作声，将领们领会了他的意思，便提刀去杀张畅。幸好张世用袍子把张畅盖住，坐在上面，才使张畅逃过一劫，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朝廷委派张世担任皇弟建平王刘宏的参军，但刘宏在那年病逝，张世便转任皇子西平王刘子尚的直卫，成为禁卫队军官。
刘骏把张世视为心腹，他的实际职责是保护皇子并监督皇弟。
有一次，张世做了一件蠢事，在随皇子入宫觐见时，“弃仗游走”。他抛下卫队，四处游玩去了。皇宫乃重地，岂容随意闲逛？好奇心既能成就大事，也能惹出祸端。结果他被“下狱，免官”，遭到革职查办。
然而，幸运的是，张世不久后获释，依旧以“白衣”身份统领“直卫”，继续担任禁卫队军官，从编外人员变回临时工。
显然，张世的人品不错，无人落井下石，刘骏也念及旧情。没有战争，对一位才华横溢的军官而言，只能用“悲哀”来形容。
军人的价值唯有在战争中方能彰显。又是八年平淡无奇的岁月过去了。
孝武帝刘骏临终前安排了张世的最终归宿，让他回到离家乡不远的随郡担任太守。人老了，该回家了！此时张世已四十五岁，大半生已过。
若非刘彧篡位引发天下大乱，张世可能默默无闻地去赴任随郡太守，然后悄然离世，没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但张世不甘心如此，他拖延着没动身，这一等，竟迎来了风云变幻的时代。
最后的机遇
在刘彧除掉刘子业的前一个月，由于刘子业的残暴昏庸，让感念宋孝武帝恩德的江州长史兼行事邓琬，与新上任的雍州刺史袁顗联手，打着废除昏君、拥立明君的旗号，号召各地讨伐建康的刘子业，并打算推举十一岁的江州刺史刘子勋（孝武帝第三子）为君主。
然而，邓琬的讨逆檄文尚未发出，刘彧就已经抢先一步除掉了刘子业，并自立为帝。虽然有一些江州的官员建议邓琬接受刘彧登基的事实，不要轻易对建康用兵，但邓琬坚持认为刘彧是非法篡位，而且他杀害了孝武帝的儿子刘子尚，相比刘子业更容易对付。同时，邓琬还认为这样做能让刘子勋获得正统地位。
于是，邓琬与袁顗于泰始二年（466年）2月7日，共同拥戴刘子勋登上帝位，定年号为义嘉。
刘子勋即位后，果然得到了众多宗王和地方势力的支持效忠，导致刘彧的统治范围仅局限于建康城周围百里之内。更为严峻的是，刘子勋和各地方势力纷纷谴责刘彧篡位，从四面八方发兵讨伐建康。
刘彧篡位后，控制的区域仅仅一座金陵城独自迎战整个天下，这场战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哪怕是个盲人也能预见到刘彧的败局。世间之所以充满魅力，正因奇迹的存在。
擅长军事谋略的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场战役时，不禁惊叹：“这真是一个奇迹。”仅仅四个月便结束战斗，十个月内平定四方，对于一座孤城对抗众多城市的战争而言，无疑堪称奇迹。
要知道，战争不是游戏，而是生死较量。没有人会在这场关乎性命的争斗中弄虚作假，胜利意味着生存，失败则意味着死亡。
战争的核心在于综合国力。建康虽有军队但缺乏粮草，有现役军人却无后备力量。
刘彧深知这一点，若想赢得战争，必须速战速决。他那迅速的反应与笨重肥胖的身躯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全国叛乱的局面，刘彧亲自检阅中央军，派遣大军分头出击平叛。山阳王刘休祜率领刘动、吕安国等将领渡江北上，进攻合肥、寿阳；巴陵王刘休若带领张永、萧道成等人东进江东，直指义兴、吴郡。
刘彧亲自送大军出征，在将士面前郑重承诺：“父子兄弟之间不会互相牵连，无论犯下何种罪过，朕都不会追究。”
京都往昔风雨飘摇，而今却平静异常。中央军的战士们毫无牵挂地奔赴前线。刘彧这一计策让各地诸侯大感意外，没人料到建康的反应如此迅速。分散兵力出击是兵家忌讳之事，力量会被分散。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曾言：“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此话专指快速机动的骑兵而言。南京城无法掩藏，步兵难以灵活调动，唯有以“快”字诀解决战斗。
用兵贵在神速。剑客相争，胜负在于剑速之快。不少将领偏好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像独孤九剑般等待对方破绽。但这需要特定条件，而建康缺乏粮食。
先行动者难免有破绽，中央军匆忙出发，准备不足。江上战船密布，江岸士兵众多且嘈杂混乱地前行。指挥官对战役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南征大军急需挑选水陆两军先锋将官。陆军先锋选定沈攸之，尽管他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连朋友和叔父都不放过，但他带兵打仗确有一套。
刘彧没看错人。那原本杂乱无序的十支队伍组成的前锋军，在他统领下号令统一、军容严整。
然而沈攸之当先锋没多久，就被兖州刺史殷孝祖取代了，因为殷孝祖是唯一支持朝廷的地方势力。他抛妻弃子，率两千勇士保卫京都。作为勤王奖励，先锋职位给了他，沈攸之只能做副手。
水军统帅人选上，王玄谟力荐张世。但刘彧对此举犹豫不决，并非质疑张世的军事才能或家世背景，只因“张世”这名字太过女性化。
年仅二十五岁的刘彧极其迷信，笃信鬼神之事，忌讳颇多。连日常用语和文书里涉及灾祸、失败、丧事等字眼及其谐音都要避讳，否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他这种迷信已深入骨髓。例如，“騧”字因其与“祸”字形似而被改写为“马”加“瓜”。又如借地给张永时说：“暂且借你三百年，到时再说。”因为他觉得“百年”常用于形容死亡，故避而不谈。
白色在他眼中是不祥之色。建康城南门宣阳门俗称为白门，这让刘彧十分反感。
一次江谧无意提及“白门”，平日温和的刘彧顿时大怒道：“白你家门！”
面对张世的名字问题，刘彧虽感为难，但在用人之际，最终采纳了王玄谟的建议，将“张世”改为“张兴世”。这一改动让刘彧觉得顺眼多了，于是张兴世便成了水军先锋。
中央军兵分三路，唯独南征部队拥有主力水师，因此张兴世被任命为水师统帅，刘彧特意授予他龙骧将军的称号。龙骧将军这一名号源于江南的童谣，“不畏陆上兽，只惧水中龙”。
晋武帝司马炎讨伐吴国时，王溶被封为龙骧将军，统领水师。前秦天王苻坚南下之时，其水师首领姚苌也获得了龙骧将军之职。那
年张兴世四十七岁，他能否成为刘彧心中所期望的那种令人胆寒的水中蛟龙呢？机遇很快就降临了。军人对战争的渴望如同商人对财富的渴求一般，张兴世内心激动不已。江水滔滔，波浪翻滚，他站在船头，指挥着水师逆流而上，在虎槛洲（现今安徽繁昌东北的大江之中）与大军会合。
浔阳方面对中央军的行动毫无察觉，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刘彧的东征军已经胜利归来。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东征军就接连攻克了国山、义兴、晋陵、吴郡、会稽等多个城池和郡县，活捉了浔阳王刘子房以及长史孔觊，成功平定了江东地区。
江东地区能够迅速平定，固然得益于刘彧所制定的“快”字当头的战略思想，但同样离不开吴喜、任农夫以及王道隆等将领们的卓越才能。
吴喜原本只是一个负责管理书籍的主书官员，然而他却率领着一百名羽林军，与东征大军并肩作战，一路势不可挡，犹如狂风扫落叶一般，接连取得胜利。
在东征告捷之后，军队随即转向西方，去支援南讨的大军，使得叛军先失一城。浔阳那边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先锋孙冲之带领的一万军队顺流而下，抵达了赭圻（也就是如今繁昌荻港镇）。
陶亮作为二路军的主将，带着两万人马随后出发，在行进途中突然得到消息，得知刘休仁率领中央军主力驻扎在虎槛洲，而且前锋大将是刘宋王朝中威名远扬的勇将殷孝祖。
陶亮性格比较胆小，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军队屯扎在鹊洲，处于观望状态。
古代长江水面十分宽阔，沙洲星罗棋布。鹊洲是长江中的一个大型沙洲，位于现在安徽铜陵到繁昌段的长江之中。鹊洲的鹊头对应的是铜陵西南的鹊头山，鹊尾则是繁昌东北的三山，这些都是江流非常险要的地方。
中央军刚开始的时候处境并不理想。先锋殷孝祖虽然勇敢但是有些自负，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他的仪仗队也紧紧跟随其后。
他冲锋时还带着仪仗队，举着华盖，敲着战鼓，一方面向敌军示威，另一方面也在向自己人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殷孝祖。
《孙子兵法》里提到过“必死，可杀也”。将士们看得很清楚，殷孝祖这种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大家都为他的命运感到担忧。“要是敌人安排十几个神射手一起射箭的话，殷将军想活命都难啊”。
结果将士们的担忧不幸成真。在殷孝祖指挥攻打赭圻岭的时候，陶亮派兵前来支援。
而中央军的大都督刘休仁又派遣将军江方兴前去增援，双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最终殷孝祖被敌军射杀。
前锋军团群龙无首之际，军官们一致推举沈攸之暂代统领之职。沈攸之为一路军副将，而江方兴则是二路军主将，在职位、军衔以及资历方面，二人相差无几。
尤为关键的是，江方兴刚从东征战场归来，他在东线取得的大胜中功不可没，怎肯甘居沈攸之下呢？
在这一紧急关头，沈攸之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他主动率领众将去见江方兴，诚心推荐江方兴担任前锋统帅一职，自己则甘愿充当辅助角色。
沈攸之为人处世极有分寸，懂得轻重缓急，不会像某些人在大敌当前之时还在争权夺利、明争暗斗。
江方兴对此感到十分欣喜，中央军内部团结一心，人心稳定了下来，局势总算得以控制。随后，他们发动反击，成功扭转了战局，转败为胜。
浔阳军被迫撤退至姥山，开始修筑防御工事，并在巢湖口与白湖口建立起水寨，形成了水陆相互支援的防御态势，共同守护赭圻。
中央军的攻势因此受阻。恰在此时，张兴世指挥水军突袭巢湖口和白湖口的两座水寨，一举将其攻克。
一场激烈的水战随之爆发，浔阳军水军主将陈庆向张兴世发起进攻。有趣的是，这两位将领都被称为龙骧将军。孰真孰假，全凭实力说话。最终，张兴世大破浔阳水军，数千人溺水而亡。
浔阳军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陶亮急忙召唤孙冲之从鹊尾撤兵，以防守浓湖。而赭圻城则由薛常宝留守，成为一座孤城，被中央军重重包围。
奇袭钱溪
浔阳主力部队抵达鹊尾，带来了两千铁骑和三万步兵，与陶亮、孙冲之的队伍汇合，水陆共计十余万大军封锁了长江。
浔阳军的统帅刘胡是个狠角色，如同张兴世一样，在平蛮战争中声名远扬。他天生肤色黝黑，名字叫黝胡，黑得像胡须一般。长大后觉得黝胡这个名字拗口，便改名为胡。他在南征蛮族时凶猛无比，成了野兽的象征。小蛮子们一听说“刘胡来了”就吓得直哭。
刘胡到达后，首要任务是给赭圻运送粮食。由于忌惮张兴世水军的勇猛，浔阳军不敢正面进攻。于是刘胡想出一个计策，将米袋绑在浮排或船舱上，假装翻船，让这些装满粮食的浮排顺流而下，为赭圻城送去补给。
然而，沈攸之比刘胡更为狡诈。他站在江边一看便知这是假象，因为沉船不可能吃水这么浅。于是派出船队检查，果然缴获了一批大米。
赭圻城依然饱受饥饿之苦，而中央军却吃得饱饱的。
刘胡不甘心失败，亲自率领一万步兵，趁着夜色开山辟路，试图通过一条隐蔽的小径送粮进城。可惜天不遂人愿，黎明时分，离赭圻城仅隔一条小沟时，被沈攸之发现并率军袭击。浔阳军大败，刘胡负伤逃走，丢下了粮食和装备。
即便赭圻城再坚固，没有粮食也无济于事。最终薛常宝不得不开城突围，城池落入中央军手中，刘休仁的大本营也随之迁至赭圻城。
两军对峙长达两月之久，邓琬见战事迟迟未决，便持续增兵。雍州刺史袁顗率领着千艘楼船以及两万襄阳士兵抵达浓湖，这使得浔阳军的总兵力扩充到了十五万之众。而与之相对的中央军则有十万兵力。
将近三十万的大军，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船密布在大江之上，在鹊尾这个地方相互对峙着。
浔阳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地位，刘胡每次到袁顗的营帐中商议事情时，总是提议发起进攻。然而，袁顗对此既不明确表示同意，也不反对，态度显得十分冷淡。他并非是对刘胡有什么成见，只是东晋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普遍看不起武将出身的人。
身为一军统帅的袁顗，从来不穿军装，也从不谈论军事相关的话题，更不会主动与其他将领进行交流互动，他的日常活动不是吟诗就是作赋。这让刘胡感到极为愤怒，心里想着：“你既然不想打仗，那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于是之后也就不再提起进攻的事情了。
当时刘胡军队里粮食短缺，而后方的补给物资还没有送到，无奈之下，刘胡只好向袁顗借粮。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且也会归还的。
但是袁顗却晃着脑袋，答非所问地说：“我在建康那边还有两处房子没有修建完成呢，现在正急需用钱。”
听到这话，刘胡气得不行，心里面暗自说道：“你家修房子跟军粮有什么关系，要是仗打输了的话，那些房子还有什么用！”
其实刘胡并没有理解袁顗的真实想法，他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细。
潜伏的特务已经向他汇报说：“建康城里的米价非常高，一斗米的价格竟然达到了数百钱。”
京城如今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说明中央军那边缺乏粮食。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打仗，只要浔阳军再坚持一段时间，敌人就会因为内部问题而不攻自破。
袁顗瞧不上像刘胡这样只知道一味猛冲猛打、不懂得运筹帷幄的粗人。他始终保持着士族名士的那种高傲姿态，说话也是拐弯抹角的，需要别人自己去领会其中的意思。他的话包含着多层含义：第一，粮食非常珍贵；第二，中央军即将面临崩溃；第三，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
浔阳的军队可以等待时机，但中央军却不能拖延。这场战役关乎天下的走向，只要击败刘胡，攻入荆州并消灭刘子勋，各地的叛乱就会自行平息。
局势非常危急，中央军的将领们都清楚这一点。进攻的话，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对峙，敌方粮草充足，而己方粮食短缺。
《孙子兵法》提到：“让饱者挨饿。”
出奇制胜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你不是吃得很饱吗？我有办法让你陷入饥饿。
张兴世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军事策略：占据钱溪！
“敌人占据上游，兵力强大且地势优越。我们虽然能与他们相持，但要彻底消灭他们还力有未逮。如果派遣数千奇兵潜入敌军后方，依靠险要地形筑城设防，伺机发动攻击，那么敌军将首尾难顾，进退维谷。我们切断中游地带，敌军的粮草运输自然会变得艰难，这便是克敌制胜的妙计。我已经选好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钱溪！那一带江面狭窄，离我们的大军不远。江中有洄水和漩涡，船只必须紧贴岸边航行，还有横浦可以隐蔽船只。一千人据守险要之处，万人也难以通过，战略要地莫过于此。”
钱溪位于今天的安徽铜陵上游地区。也就是说，我们要插入敌军后方，截断他们的粮道。因为浔阳军的补给线大多经过钱溪的长江水路。这一战术类似于官渡之战中曹操火烧袁绍乌巢屯粮的做法，但更加狠辣，直接切断了敌军的粮道供应。
战略构思固然巧妙，但关键在于执行：如何进？如何守？
七月的长江波光粼粼，张兴世与沈攸之并肩立于船头，眺望浓湖连绵的水寨和密布江面的战船。沈攸之眼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突破防线，站稳脚跟，伺机而动，你有把握吗？我和吴喜在大都督面前为你担保，大都督本想派你支援北路军，是我力主留下你。成败在此一举，就在钱溪。"
张兴世目光坚定，战争充满变数，前路难测。谋士们可以纸上谈兵，决胜千里，但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将士。诸葛亮神机妙算，六出祁山仍无功而返，可见战争难以预料。一旦失误，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
敌军水寨绵延数十里，若贸然穿越，必遭围歼。张兴世决心不损一兵一卒，安全穿过敌控水域。他率七千精锐，乘两百艘快船溯江而上，逼近浔阳军水寨。待敌发觉，即迅速撤退。次日，再次接近敌营，再退，如此反复。
浔阳守军发现敌方张兴世部的异常调动后，将领们开始议论纷纷。刘胡却露出自信的笑容："这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张兴世想偷袭我们的根据地。即便我军兵力占优都不敢轻举妄动，他竟敢有此妄念？"
被人轻视未必是坏事，有时正是让对手掉以轻心的好机会。如果换成韩信在此，或许刘胡就不会如此轻敌了。
张兴世部队连续几次进退，让浔阳军渐渐放松了警惕。第三天深夜，张兴世再次率领船队接近敌营。
浔阳军的哨兵看了一眼江面，便又躺下继续休息。此时东风正劲，张兴世的船队突然扬起风帆，如离弦之箭般直奔钱溪而去。
若三国演义作者在场，想必又要大书特书一场借东风的故事。然而真正的将领应当掌握天气变化，而非依赖神迹。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恐怕更多是文人的想象罢了。
浔阳军被张兴世耍得团团转，刘胡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兴世是要干一票大的。刘胡急忙命令部将胡灵秀率领船队沿着岸边紧追不舍。
两支船队如同在进行一场龙舟竞速，胡灵秀正追得热血沸腾之际，却发现张兴世的船队在距离钱溪不远处的景江浦突然停了下来，摆出一副要决一死战的模样。
胡灵秀到现在也没能参透张兴世的真实意图，他只是奉命监视，身边没有友军支援，也没有十足的胜算。
因此，胡灵秀指挥船队停止前进，两方人马就这么静静地对峙着。然而，张兴世早已暗中派遣部将带领七十艘船驶入钱溪，迅速建立起一个水上营寨。
等水寨建成之后，张兴世才掉转船头，率领自己的船队驶进新建的营寨，只留下胡灵秀在景江浦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解甲浓湖
刘胡终于看穿了张兴世的真正目的，原来他根本不是为了攻打浔阳，而是要切断自己的补给线。刘胡不禁感叹对方的心机，心中暗自佩服。他立即召集麾下二十六支精锐部队，水陆并进直扑钱溪。
尽管刘胡一向以勇猛著称，但在长江上遭遇张兴世，就像李逵遇到了张顺，一身武艺难以施展。张兴世早已料定敌军会拼死反扑，特意选在地势险要的钱溪驻扎。这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漩涡密布。
浔阳方面的船队虽然数量众多，但一拥而上时，前锋船只纷纷被卷入漩涡，阵型大乱。张兴世见状，果断派出猛将寿寂之和任农夫率军出击。陷入混乱的浔阳军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后方船只无法及时支援。最终浔阳军大败，刘胡只得狼狈撤回浓湖。
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刘胡放弃水路，带领一千骑兵和两万步兵从陆路进击钱溪。没了水流的庇护，张兴世还能有何计策？
中央军发现敌军动态，明白张兴世已取得战果，为了减轻钱溪的压力，沈攸之与吴喜率领部队乘坐皮艇猛攻浓湖的敌军。
沈攸之越是猛烈进攻，对张兴世的支援就越强。袁顗这个只会吟诗作词的人，根本无法抵御中央军的攻势，急忙召唤刘胡回援。
刘胡大骂袁顗无能，但清楚若浓湖失守，大家都会完蛋，只能回去救援。然而，刘胡回到浓湖大营时，却敲打着胜利的鼓点，高喊：“钱溪已被平定，敌人全被歼灭。”正在冲锋的中央军将领们大为震惊，有人提议撤退。
沈攸之冷笑一声：“慌什么，这不过是敌人的心理战术罢了。如果张兴世真的战败，他的七千人马至少会有几个逃回来。”沈攸之镇定地指挥船队应对刘胡的反击。
当钱溪的捷报传来，还附带了割下的敌人耳朵鼻子作为战利品。沈攸之把那些战利品当作礼物展示给敌人看。
一支支雕翎箭上串着浔阳军的耳朵、鼻子钉在船板上。
刘胡哑口无言，而沈攸之则得意地划着皮艇返回营地。一夜之间局势逆转。中央军虽然粮食不多，但还能撑一段时间；浔阳军虽粮草充足，却无法享用。从浔阳来的运粮船队只能远远望着钱溪水寨，那模样甚是可怜。
作为军队统帅，刘胡无法容忍部下挨饿。在束手无策之际，他强打精神，重整旗鼓，再次率领四百艘战船向钱溪进发。
航行途中，刘胡站在甲板上，怒气冲冲地踢着桅杆："我自幼生长于山野，擅长陆战，从未经历过水战。陆战时数万人混战，我能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而水战却只能在一艘仅载三十人的小船上指挥，各船各自为战，难以协同，这让我如何调度？这些天在船上摇晃颠簸，还染上了疟疾拉肚子，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何曹操会败给周瑜。身体不适，怎能作战？"
于是刘胡假装生病，将三百艘战船交给龙骧将军陈庆继续前进，并叮嘱道："张兴世这个人我很了解，你不必主动进攻，他自己就会退缩。"
然而，将士们历经艰辛才抵达钱溪，怎会轻易撤退？主帅怯战，下属自然更加胆怯。陈庆本就是张兴世的手下败将，也不敢贸然进攻，只是在靠近钱溪的地方扎营，并派部将王起率领一百艘战船发起攻击，结果可想而知，王起大败而归。
刘胡得知消息后，带着剩余的一百艘战船返回浓湖，向袁顗汇报战绩时振振有词："张兴世的营寨已经稳固，难以攻破。昨天虽小挫一阵，但无妨，因为陈庆和上游部队已经包围了敌军，不足为虑。"
袁顗听后十分生气，不敢进攻就直说，何必找借口？粮草运不进来，包围又有何用？
浔阳的运粮队伍强行突破钱溪防线，结果那三十万斛粮食反倒成了张兴世麾下军队的给养。
在钱溪的水上营寨里，七千勇士被十多万敌军团团围困，却依旧坚挺不倒，张兴世的旗帜始终在钱溪水面上高高飘扬。
袁顗满心悲戚地说道：“敌人已深入腹地，我们怕是难逃一死了。”
浔阳军内部弥漫着恐慌情绪。刘胡又一次踏入袁顗的营帐，豪情万丈地立誓：“把军中的马匹拨给我，我带领两万步兵和骑兵与张兴世决一死战！”
袁顗如同抓住了最后一丝生机，急忙点头应允。马匹被带走后，人却再也没回来，刘胡带着两万将士一去不返。
直到半夜，正在睡梦中的袁顗才得知刘胡逃跑的消息，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把我害惨了！”
他立刻牵来自己心爱的千里马“飞燕”，翻身跃上马背，大喊道：“我去把他追回来！”然而此时此刻，明智的人都知道不会有人回来。
袁顗自然也没有回来，只留下浓湖的十万大军。那些没有马匹的士兵只能选择投降。大都督刘休仁得意洋洋地接收了这些投降的士兵和将领。对于双方的士兵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大局已定，无力回天，就像棋局中盘就宣告失败一样，继续抵抗只会徒增伤亡。
无法逃脱的命运笼罩着刘胡和袁顗，他们的结局注定是死亡。
浔阳的政权如泡沫般瞬间破灭，刘彧派遣沈攸之、吴喜等人使用皮制战船对浓湖发起进攻，斩敌数千。袁顗惊恐万分，放弃浓湖仓皇逃窜，在途中被杀。
刘胡一路奔逃至沔城，部下渐渐散去。当他抵达石城时，身边仅余数名骑马侍从。竟陵郡丞陈怀真为陈宪之子，闻听刘胡将经竟陵，遂率数十人阻断道路以截杀刘胡。
此时刘胡人困马乏，自知难以脱身，便随陈怀真入城。
刘胡称口渴，陈怀真奉酒与他。刘胡饮尽后，拔刀自刎未果，陈怀真遂斩其首送往京师。
张兴世之弟张僧产追捕刘胡，在距离石城数十里处，遇到携刘胡首级进京的使者。张僧产将其带回竟陵，诛杀陈怀真，冒领了这份功劳。
另一个响应刘子勋的叛将庞孟虬，率部抵达弋阳（现今江西弋阳一带），却在蓼潭遭遇吕安国等人的截击，惨败后逃往义阳。
当时王玄谟的儿子王昙善已在义阳起兵响应建康，庞孟虬走投无路，最终逃入蛮荒之地。
刘子勋的将领崔道固遭到当地人的攻击，只能闭门坚守。
刘彧派出使者进行安抚，崔道固请求投降。
寻阳城内，邓琬因忧虑恐惧而无计可施，在内部混乱中被杀。沈攸之的军队攻入寻阳，擒获并处决了年仅十一岁的刘子勋。
不久，司徒刘休仁到达寻阳后，迅速分派将领进攻荆、郢、雍、湘等州，平定了刘子勋的残余势力。至此，二刘争夺帝位的战争宣告结束。
中央军迅速攻占了浔阳、江陵和襄阳等地。各地的诸侯们纷纷向朝廷投降，天下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这场规模宏大的内战以这样一种方式落幕，虽有不幸却也有庆幸之处。张兴世无疑是这场奇迹中的关键人物。他犹如天降神兵，一剑横空出世，宛如仙人降临。
张兴世凭借着那神奇的一剑，在波涛汹涌的大江之上驾驭小舟，穿梭于十几万敌军之中，所向披靡。十万敌军纷纷放下武器，一场大战就此平定天下。
平叛之战顺利得超乎想象，但随后发生的一个小差错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个失误源于宋明帝刘彧的骄傲自满，他只是稍微有些自负，然而这一点点的自负却影响了南北朝的整体局势。
在南北双方的对抗中，南朝开始走向衰落，即便中途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也无法扭转它逐渐下滑的命运。
北疆有雪
宋明帝刘彧一生最遗憾之事，莫过于那场雪中的战役。
狂风暴雪席卷大地，如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灰色的幕布所笼罩。刚刚在浓湖取得大胜的五万宋军，在沈攸之与张永的带领下，乘船沿泗水北上，准备前往彭城迎接归降的徐州刺史薛安都。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的是，彭城竟已聚集了众多魏国的重装骑兵。蔡兴宗之前的预言不幸成真：“倘若朝廷派遣大军前往北方边疆，薛安都将必然叛变，投靠魏国。”
此时的蔡兴宗是刘彧最为倚重的谋士，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他提出的“以静制动、不株连无辜”的政治策略犹如定海神针般稳定了局势。
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刘彧，执意派遣五万精兵北上，意图在淮北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蔡兴宗极力劝说，但薛安都已经选择归顺，这样做岂不是逼人走上绝路？哪有让五万大军来受降的道理。狗急了尚且会跳墙，一旦薛安都投奔魏国，后患无穷。那么多叛乱的诸侯都被赦免了，难道就差薛安都一个？
刘彧却充耳不闻，傲慢地说：“我军将士勇猛，攻无不克！”
他始终记得薛安都说过的话，“无论攻城取胜，自可拍手笑之”。他倒要看看薛安都将如何大笑。
薛安都是一位勇猛善战的将领，在元嘉北伐期间建立了显赫功勋。他与北魏结盟，这一举动如同强力冲击波，令刘宋失去了大片土地。
当宋军进犯彭城时，却发现北魏军队已抢先入驻。
当时正值严冬，风雪肆虐。来自江南地区的士兵难以承受北方的酷寒，不少人在寒冷中丧命，更多人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
若宋军继续作战，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于是沈攸之与张永决定撤退，在夜色掩护下逃走。由于泗水河面结冰，船只无法通行，宋军只能弃船步行。
天亮之际，薛安都联合北魏大将尉元对宋军展开夹击，鲜卑骑兵不断冲击宋军薄弱的防线。那些因冻伤而残缺的士兵根本无力招架，宋军伤亡极其惨重，尸体绵延六十多里。沈攸之与张永仅以身免，淮北四州从此沦陷。
刘宋与北魏之间的那场关键战役以南朝的惨败告终。当刘彧收到战败的消息时，他满怀愧疚地对蔡兴宗说道：“我真是愧对你啊！”
然而实际上，刘彧因一时的自负所犯下的过错，最对不起的并非蔡兴宗，而是山东的百姓们。
随着徐州的失守，刘宋王朝陆上通往山东的道路被切断，北魏的名将慕容白曜率军进入山东，并接连攻占了四座城池。面对山东危急的局面，刘彧急忙命令沈攸之攻打彭城，试图重新打通联系通道。
但沈攸之却以清河和泗水干涸、船只无法通行且粮草供应不足为由，拒绝执行出兵命令。尽管使者多次往返传达指令，刘彧在愤怒之下严令沈攸之必须北进，甚至威胁要临阵换帅。最终，在无奈之中，沈攸之带领军队北伐，但由于缺乏水军支援，宋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慕容白曜则乘胜追击，势如破竹，一路深入。山东地区的最后防线——东阳城（现今的山东青州市），由沈文秀率领守军顽强抵抗。
士兵们日夜奋战，即便铠甲里都生出了虱子，也没有人背叛逃走。然而，三年过去了，他们仍未等到朝廷的援军，最终因粮食耗尽而城破。
至此，山东全境以及淮北四个州、淮西九个州全部落入鲜卑族控制之下，魏国的边境线推进到了淮河一线。
用“对外软弱，对内强硬”来评价刘彧再贴切不过了。
他在处理外部事务时连连失误，于是转而把精力放在内部整顿上。一时间，朝廷内外人心惶惶，众多亲王和大臣相继离奇暴毙。他使用毒药的手段之狠辣，简直堪比传说中的西毒欧阳锋。
湘宫寺
刘彧生得白白胖胖，眉目间透着慈善之气，他并非凶残之人。他热爱读书，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书法也相当出色，是一位举止儒雅的文人。他信奉佛教，性格温和，很少发怒。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鼎盛。菩提达摩从天竺来到江南，用一根芦苇渡过长江到达嵩山少林寺，这发生在南朝梁武帝统治期间。在此之前，大江南北寺庙众多，佛教已经非常兴盛。
当时中国存在着三种文明：中华传统文明、佛教文明和游牧文明（鲜卑本部文化）。佛教深入政治领域，像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昙曜以及支妙音等人都曾担任帝王之师。由于文明间的冲突，发生了太武灭佛事件，但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开始修建云冈石窟，使佛教在北方重新兴起。
献文帝辞去帝位成为太上皇帝，他居住的地方鹿野浮屠甚至可以与天竺的佛教圣地相媲美。佛教之所以未能像西欧基督教那样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汉化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与北方鹿野浮屠相互映衬的，是南朝的湘宫寺。这座寺庙由刘彧出资，在旧时湘东王府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其规模宏大壮丽非凡。将王宫改作寺院，足见刘彧对佛门的虔诚信仰。
在佛教中，建造浮屠被视为积攒功德，也就是建宝塔。有句俗话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刘彧则雄心勃勃地想要建造十级浮屠。或许受限于当时的建筑技艺，他只好分作两座五级宝塔来建造。对此，刘彧心中满是自豪。
有一次，新安太守巢尚之回京述职，刘彧便问：“你可曾去过湘宫寺？那可是我莫大的功德啊，花费了不少钱财呢。”
还没等巢尚之开口，散骑侍郎虞愿却抢着说道：“那是用百姓卖儿卖女换来的钱建造的。若佛祖真的有灵，定会悲悯众生、叹息不已。这般罪孽比那浮屠还要高，何来功德可言！”
此言一出，殿内众人脸色骤变。
刘彧勃然大怒，下令把虞愿赶出去。然而虞愿却不慌不忙，从容地踱步出了大殿。
刘彧对围棋情有独钟，但棋艺实在不敢恭维，只能用“糟糕”来形容，纯粹是个业余爱好者。在南北朝时期，围棋盛行一时，高手众多。越是技艺高超之人，刘彧就越想与之对弈。有一次，他与当时被誉为刘宋王朝围棋界“头把交椅”的国手王抗展开了一局棋。
论棋艺高低，刘彧根本排不上号，若要公正评价，那就是无品级可言。然而众人出于礼貌，还是附和着称他为“第三品”。按如今的说法，“第三品”大致相当于“七段”水平。
下棋时，王抗有意相让。当刘彧落下一子飞攻时，王抗故意说道：“陛下这一招飞攻，臣竟不知该如何应对了！”
刘彧浑然不觉这是对方的谦让之举，还以为自己棋艺非凡，愈发沉迷于围棋之中，爱得不得了。这时虞愿在一旁插话道：“这不过是尧帝哄儿子丹朱玩的小玩意儿罢了，并不适合君主如此痴迷。”
刘彧听后勃然大怒，满脸通红，气得几乎失去理智，不过最终也没对虞愿怎样。
如果刘彧真是个残暴不仁的君主，虞愿就算再大胆也不敢如此放肆。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证据确凿，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十二弟建安王刘休仁，他曾多次搭救刘彧于危难之中，甚至在刘子业疯狂迫害时伸出援手。刘休仁不仅拥护刘彧登基，还率军取得关键胜利。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最终还是难逃被赐死的命运。
剧毒成了刘彧手中的利刃，八弟刘祎、十九弟刘休若、国舅王景文以及大将吴喜，都未能幸免于那杯致命的鸩酒。
为何刘彧要如此行事？从他的言语中可寻得答案。
在刘休仁离世后，刘彧常常因思念而落泪：“我与建安王年龄相仿，年少时便交好亲厚，平暴君、定叛乱，建安王功不可没。只是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除去他，内心悲痛，难以自拔。”
刘彧对将领们阐述杀吴喜的缘由时言道：“吴喜立下大功，但他为人狡黠，虽有先前之功，却可能带来后患。我此举，并非忘其功劳，而是形势所逼。”
刘休仁功勋显赫却未获嘉奖，吴喜生性狡猾。“形势所逼，事情交织”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是指刘彧自知命不久矣，而太子年纪尚幼，根本无法驾驭这些人。
刘彧身体欠佳，三十多岁便疾病缠身，他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太子刘昱，为的是确保政权交接顺利进行。刘彧的病症多半源于富贵人家的不良饮食习惯。
医学专家都清楚，人体的消化系统能力有限。如果过度摄入鱼肉等荤食，以及过量摄取脂肪和糖分，就容易引发消化不良，使胃肠、肝肾等器官承受更大的压力。
若长期如此，可能会患上多种富贵病，像肥胖症、胆结石、肠胃疾病、糖尿病、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等。单一种病症或许并不可怕，但其并发症却相当严重。在古代，医疗条件较差，即便是皇帝患病也难以治愈。所以刘彧身形肥胖，被刘子业戏称为“猪王”，这无疑是自寻死路啊！
果然，三十四岁便去世了，这不是倒霉又是什么？明明可以安稳地当皇帝，却因贪吃而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