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其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以深沉的笔触勾勒出元嘉年间的那次仓促北伐的情景，警示着南宋朝廷应当审慎行事。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他借古喻今，意在提醒执政者韩侂胄，在筹划北伐时必须周密计划，不可轻率冒进。这首词流传甚广，使得“元嘉草草”这一典故深入人心，常被后人提及与开禧年间南宋对金的北伐相比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辛弃疾所引用的这段历史并非仅仅为了批判，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政见。
实际上，刘义隆对于此次北伐筹备良久，历经二十年之久，这是一场关乎南北朝势力争夺中原霸权的关键战役。面对的对手——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并非如某些人误解的那样是一个处于衰败边缘的统治者；
相反，当时的北魏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其军事力量横扫北方草原乃至西域，展现了强大的帝国实力。
尽管如此，刘义隆依然勇敢地发起了挑战，尽管初期遭遇挫折，但最终通过顽强抵抗，不仅收复了失地，还让拓跋焘陷入困境，最终客死异乡。此后的百余年间，北方政权再未敢轻易南下侵扰，这与宋宁宗赵扩对待韩侂胄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北魏持续的军事压力下，柔然人逐渐失去了战斗意志。他们的领袖敕连可汗不幸去世后，他的儿子郁久闾吐贺真继承了王位，并自称为处罗可汗，寓意为举世无双的君主。
然而，这位处罗可汗仅仅与魏军的前锋部队有过一次交锋，随后便仓皇逃离了九天九夜，从此不再愿意与魏军正面交战。即便魏军骑兵深入漠北数千里，也未能找到这位自称独一无二的大汗的身影。
与此同时，柔然人的盟友夏国已被消灭，柔然部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是魏军还是刘义隆都无法再找到他们的踪迹。
趁着关中的混乱局势，宋朝试图吸引魏国南部边疆的民众迁居南方，并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包括发放永久居住证和七年内免除所有赋税的优待政策。因此，大量河南地区的百姓以及关中的难民纷纷携家带口南迁至江南地区。
对此，拓跋焘亲自致信刘义隆，指责他不仅对关中地区的战争袖手旁观，还趁机采取不光彩手段诱使北方居民背离故土。
另外，卢水胡匈奴族的盖吴在关中地区发起了反抗北魏的大规模起义，并向宋朝表示臣服，恳请宋朝派遣援军。然而，刘义隆仅授予盖吴一系列委任状，却未派遣任何军队支援——他认为盖吴的成功几率不大。尽管如此，凭借着一些小聪明，刘义隆依旧积累了财富。
当今社会，推动科技进步和改进生产工具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生产力变革的重要阶段，当时人口增长促进了财富的创造。
由于长期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各国纷纷争夺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北魏帝国，通过迁移高车人至漠南、汉人及匈奴人至平城等手段来增加人口。据史书记载，这些迁徙活动频繁且规模庞大。
郭茂倩在其《乐府诗集》中收录的《陇头歌辞》，生动描绘了被迫迁徙者们离开家园后的悲惨生活：
朝发欣城，暮宿陇城。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他们日夜兼程，在风尘仆仆中饱受饥渴之苦，寒冷使他们几乎无法开口说话，思念故乡的心情令人心碎。这种情景真实反映了从关中迁往平城的移民们的艰辛经历。相比之下，刘义隆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用物质奖励吸引人们参与建设，这体现了强制性政策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差异——前者缺乏积极性，后者则能激发人们的努力劳动。
然而，对于南方土著民族（即所谓的“南蛮”），刘宋朝廷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起初，“南蛮”一词用于贬低南方原住民，后来也用来指代北方少数民族眼中的南方原住民。随着汉人进入江南地区，许多土著居民被迫退居深山老林之中，尤其是在雍州一带，如武当山、桐柏山等地聚集了大量的土著人群。尽管如此，刘义隆仍然下令对其进行镇压。在此背景下，襄阳战区涌现出了一批杰出将领，包括建威将军沈庆之、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以及随郡太守宗悫等人。
沈庆之已经年届六十，属于大器晚成的那种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加入了乡兵与孙恩义军作战；三十岁时，他在家乡默默无闻地耕种土地；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开始跟随到彦之北伐，随后又随檀道济北上。由于檀道济的赏识，他被推荐给了刘义隆，并负责守卫皇宫东掖门，成为了一名禁卫军官。
沈庆之因缘际会得到了机会。当时，宋军在剿匪行动中进展不顺，于是刘义隆任命其第三子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史，前往襄阳进行剿匪工作，而沈庆之则成为了刘骏的参军。从此，沈庆之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现。
柳元景是江南地区著名的将领，宗悫也是一位非常了得的人物，从他小时候立下的志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三人联手，敌方势力根本无法匹敌。
首战告捷，俘虏人数达到十几万；第二次战斗后，又俘获了五六万人；到了第三次战斗，敌人全部选择投降。
沈庆之患有头风病，因此常常戴着狐皮帽，敌人称他为“苍头公”。每当看到沈庆之率领的军队时，敌人都会惊恐地说：“苍头公又来了！”那些投降的敌人都被迁移到南京成为营户，营户即为军营户口，他们从事耕作和手工艺，以此来供养军队。关于掳掠人口的做法，南北朝时期的情况基本相似，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当崔浩国史案爆发后，北方四大贵族遭到灭族，超过一千名汉人豪强官员被处决，这使得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北魏国内部动荡不安的局面让刘义隆看到了收复中原的希望。
自从元嘉七年（430年）首次北伐失败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这期间，刘义隆励精图治，使宋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被称为元嘉盛世。
刘义隆一生怀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收复河南的失地。河南作为中原的核心地带，洛阳更是晋朝的都城所在，对于宋朝人而言，其文化价值如同巴勒斯坦之于阿拉伯人，科索沃之于塞尔维亚人。
为了迎合刘义隆的心愿，众臣纷纷上书请求筹划中原事务。其中，最积极倡导北伐的三人分别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和彭城太守王玄谟。丹阳尹相当于今日北京市市长的角色，吏部尚书则类似于组织部长，而彭城太守可视为徐州市委书记。徐州地处边疆，与河南接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尽管王玄谟官职不高，但他对发动战争最为热心。
王玄谟出生于太原，性格刚正不阿，自认为是东汉司徒王允的后裔，其祖父曾在慕容燕国担任官职。在刘裕平定南燕之时，年仅二十岁的王玄谟前往军营拜访，并纵论天下大事，深得刘裕赏识，被任命为从事（地方官员的助手）。王家对其寄予厚望，称赞他气宇轩昂，期望他能重振家族辉煌。
王玄谟确实胸怀壮志，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关于北伐的战略建议，分析了元嘉首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他认为，实现霸业不能依赖天时，而应依靠谋略。虎牢、滑台两座要塞的沦陷，并非守将无能，而是因为根基不稳。这两处关键地点距离边境过远，补给线过长，士兵们厌倦长途跋涉，民夫也疲惫不堪。
以江东之兵攻打虎牢关和洛阳，路程遥远。因此，他提议调动襄阳和寿阳的军队，分两路进军洛阳。这样一来，行军距离缩短，将士不会感到疲惫，后勤供应也能得到保障。
然而，王玄谟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仅凭地方部队能否战胜北魏的强大军队？如果将江东地区的中央军调至上述两地进行攻击，则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无论怎样调动，江东的士兵都将面临长途征战的挑战，王玄谟的想法显得有些天真。
王玄谟不断上书，言辞激昂，激发了刘义隆的雄心壮志。
刘义隆手持奏章，对群臣说：“听闻王玄谟所述，令人有封狼居胥之志。”
封狼居胥指的是西汉时期，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深入漠北，击败匈奴，并在狼居胥山（现今位于蒙古境内）举行祭天仪式的历史事件。刘义隆自视为汉武帝的继承者，认为发动战争已是势在必行，而徐湛之、江湛等大臣理解并支持皇帝的意图，纷纷唱赞歌，主张北伐。
通常情况下，国家决定开战时，往往是武将们倾向于出兵，而文官们则较为谨慎。然而，在刘宋朝廷中，情况却恰恰相反：文官们积极支持北伐，而太子刘劭及将领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人则表示反对。
刘康祖从军事角度分析，指出当前是六月，等到准备完毕并进军至河南已是秋季，河流水位下降，不利于水陆联合行动。
刘义隆则用言辞说服反对出兵的将领们，他认为北魏国内部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各地义军不断起义，这为南朝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如果今年不出兵，不仅会错失良机，还会削弱北方人民对南朝的信任和支持。
沈庆之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以步兵为主，敌人则是骑兵，平原作战对我们不利。元嘉年间的第一次北伐，到彦之战败而归，檀道济两次出征也未能取胜。王玄谟等人的才能并不比前两位将领高，且军队的实力也不如从前，恐怕此次出兵只会再次失败。”
刘义隆一听到檀道济和到彦之的名字就感到愤怒：“上次的失利另有原因。到彦之中途生病，不得不撤退；檀道济则故意保留敌军以获取更多资源，他并非真的打不过。索虏依赖的是马匹，但今年雨水充沛，河道畅通无阻，我军可以乘船北上，守敌必然逃窜。滑台这样的小据点容易攻占，一旦攻克这两座城池，我们就可以在当地获取补给，安抚百姓，进而占领虎牢、洛阳等地。初冬时节，防线稳固，敌人的骑兵过河时正好可以一举擒获。”
尽管沈庆之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刘义隆听后感到厌烦，挥手示意他去找徐湛之和江湛讨论。沈庆之瞥了一眼那两位看似柔弱的书生，心中不满但只能强忍：“治理国家如同管理家庭，耕种应咨询农民，纺织应询问女工。陛下如今要发动战争，却只与一群文人商议大事，怎能成功？”刘义隆听罢大笑，但他坚持北伐的决心并未改变。
因崔浩事件而心烦意乱的拓跋焘听闻老友即将再度北伐，便提笔写信调侃道：“我们两国友好相处已久，但你却贪得无厌，诱使我边境百姓。如今听说你打算亲自前来，那真是太好了！如果你能抵达中山城或桑干川，请随意前来。来时我不迎接，走时也不相送。若你对所居之地感到厌倦，不妨我们互换住所，你可以到平城来住，我可以去扬州。你已年过半百，从未出过远门。即便你能到来，也不过如同三岁孩童，如何与我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鲜卑人相比？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赠予你，现送上猎马十二匹及毛毡、草药等物。路途遥远，马力不足，可用我送的马；水土不服，可服用我送的药物，千万别走到半路病倒了。”
刘义隆看完信后，微微一笑，将之搁置一旁。他知道，真正的较量不在口舌之争，而是要动真格的。为了这次北伐，他已经准备了整整二十年。宋国正值元嘉年间的盛世，国家上下安定，兵强马壮，物资充足，远非第一次北伐时可比。刘义隆精心安排了后勤保障，发动全国总动员，招募各地有武功的勇士，并征召江北六州的青壮年入伍。
为确保战争经费充足，刘义隆下令，所有官员工资一律削减三分之一。富裕阶层必须捐款，财产超过一定数额者需在当地借款。从王公、王妃、公主到朝廷官员、牧守，乃至普通富户，纷纷献出金帛和各类物资以支援国家用度。
扬州、南徐州、南兖州、江州四州的富户，凡家产超过五十万钱者，僧侣尼姑积蓄满二十万钱者，均需借出四分之一供军队急用，待战事结束后归还。
秋季的凉风轻拂，天空湛蓝而云朵稀薄，清澈的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一眼望去，无尽的战船载满了装备精良、武器闪耀的宋朝士兵，正向北方进发。
站在船头的是前锋军团水军主将王玄谟，他显得意气风发，身旁站着副将苍头公沈庆之和参军申坦。尽管从资历和军事经验上看，沈庆之更适合担任前锋指挥官，但实际的指挥权却不在他手中。
王玄谟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信心，而沈庆之则常常持不同意见。一个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果敢的将领，做个副将已经足够了。这支前锋兵团由青州和冀州刺史萧斌统领，萧斌是皇室外戚，属于刘裕继母萧文寿家族的一员。
此次北伐行动分为东西两路。东线由萧斌率领主力部队乘坐战舰顺黄河东下；臧质与王方回则带领步兵向许昌和洛阳进军；武陵王刘骏负责徐州方向；南平王刘铄则从寿阳出发。
西线方面，随王刘诞统率柳元景、薛安都及庞法起等将领自襄阳出征，目标直指弘农；梁州刺史刘季之也从汉中出兵策应。
江夏王刘义恭被任命为东线北伐军总指挥，坐镇彭城。从小聪明伶俐且容貌出众的他深受父亲刘裕的喜爱，甚至在饮食上得到了特别优待，可以尽情享用美食，这在节俭的刘裕家庭中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其他皇子如庐陵王刘义真甚至连请求食物都不敢。
十二岁时，刘义恭就已担任大都督并镇守历阳。刘义隆即位后，他被封为江夏王，并在各地担任要职。到了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他升任太尉兼司徒，成为刘宋王朝的宰相。
然而，在如此溺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刘义恭，读书只求大概了解，生活奢侈放纵，显然并非一位出色的将领。不过不用担心，作为西线总指挥的他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军队指挥权。
东晋时期的多次北伐行动中，多数由高门士族领导，如桓温、谢安和谢玄等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刘裕，他通过北伐建立了巨大的声望，并最终取代了东晋自立为帝。
刘义隆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学到了教训，为了防止将领因战功过高而威胁到皇权，他决定将军事指挥权交给皇族成员，比如刘义恭，但实际上，真正的幕后指挥者是皇帝本人。
在刘义隆发起的两次北伐中，他的军事策略几乎完全模仿了刘裕攻打后秦的战术。虽然表面上看两者相似，但实质上却大相径庭。刘裕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集结各路兵力攻入关中与敌军进行决战。然而，刘义隆关注的重点在于领土扩张而非击败敌军。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北伐，宋军都没有能够迅速与敌军交战并决出胜负。这种战略上的失误预示着宋军将面临失败的命运，这也表明刘义隆并非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
此外，刘义隆还设立了一种特殊的诏令制度，即“中诏”，以此来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确保所有部队都听从其个人命令。这种方法理论上有助于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但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刘义隆远在南京进行指挥，距离前线数千公里，即使是最快的马匹也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传达命令，这无疑会延误战机。显然，这样的指挥方式更适合现代战争环境，那时已经有了电报、电话以及卫星通讯系统等先进的指挥工具。
在北魏时期，其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河北地区以及都城平城周边。而大量的物资则储存在黄河两岸的关键据点，如碥礅（一个古老的黄河渡口，位于现今山东茌平）和滑台。
因此，攻占这两个地方并切断黄河南北的联系成为了战略上的首要任务。
刘义隆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委派萧斌率领六万水军沿黄河向碥礅和滑台发起攻击，同时与其他方向的部队协同行动，意图包围并消灭黄河以南的敌军，这种战术可以形容为“关门打狗”。
萧斌所率领的军队逼近碥礅时，守城的北魏军队选择了撤离。萧斌与沈庆之决定留守此地，派遣前锋王玄谟继续西进，围困滑台。
与此同时，刘铄麾下的先锋刘康祖成功占领了长社（现河南长葛），并向虎牢关推进，使得宋朝军队再次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区域。此外，柳元景、薛安都等将领带领的襄阳军团也翻越熊耳山脉，深入关中地区。
实际上，宋朝各路军队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进展，是因为北魏采取了主动的战略撤退策略。在宋军开始进攻之前，北魏的一些将领曾建议拓跋焘增派援军以保护黄河沿线储存的重要物资。
然而，拓跋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对大臣们表示：“当前马匹尚未完全恢复体力，天气依旧炎热，此时发动反击必定徒劳无功。如果宋军持续深入，我们可以暂时撤至阴山避其锋芒。我们鲜卑族人穿着羊皮裤即可生存，无需依赖锦缎。只要等到十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拓跋焘在作战时总是展现出一种宏大的气魄，他的战术大开大阖，从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无论是千里奔袭还是千里撤退，他都能从容应对。他对刘义隆的能力有所高估，认为宋军有可能越过黄河进攻河北，并直指平城，为此他还做好了撤退至阴山草原的心理准备。
尽管并非开国之君且少年即位，拓跋焘并未沉溺于奢华的生活，而是始终保持了鲜卑族固有的质朴与勇敢，这一点尤为难得。
相比之下，南朝皇帝刘义隆缺乏这种宏大的气魄，尽管他曾豪言壮语要封狼居胥，但这仅停留在口头上。滑台是此次北伐的关键目标，刘义隆的战略是攻占碥礅和滑台，从而对河南的魏军形成包围态势，就地获取粮草，安抚百姓，修筑黄河防线，直至初冬。
王玄谟率领的进攻滑台的部队有两到三万人，士气高昂，装备精良，堪称各支军队中的精锐。宋军沿河逆流而上，弃舟登岸，迅速包围了滑台城。
北魏守军措手不及，城内尚有许多茅屋未拆除。将士们建议使用火攻，但王玄谟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违背了战前皇帝钦定的作战计划——利用滑台的粮食解决军需问题。
如果烧毁了怎么办？王玄谟严厉批评了提出火攻建议的将士：“滑台迟早是我们的，怎能焚烧自家财物？”然而，对方很快将茅屋拆除了。
正如刘义隆所预料的那样，北魏因诛杀崔浩引发了境内汉人的恐慌。
北方的汉人纷纷前来支援宋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武器投奔。王玄谟一律收编他们进入自己的队伍，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豪门士族的不满。这些士族原本拥有自己的部曲和佃户，如今这些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兵户，成为了王玄谟的私人部曲，这让士族们感到十分不满。
在江南地区，南方人的头脑灵活且擅长经商。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原本不谙商道的王玄谟，在江南待了一段时间后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当时，河南一带盛产一种珍贵的大梨，于是他便用军队里的布匹去换取百姓手中的大梨，起初是以一匹布换八百个大梨的比例进行交易，若有人不愿意，他就强行征收。此举让北方汉人对宋军极为失望，这也间接导致滑台两个月都无法被攻下。
王玄谟的行为引发了其他将领们的不满，中央军步兵的主要将领臧质向刘义隆上书请求骑驿马前往滑台代替王玄谟指挥作战。这实际上是在说：我所率领的步兵虽然行进速度较慢，但我可以单独乘坐驿站提供的快马迅速抵达滑台取代王玄谟负责攻城任务。
尽管臧质当时只是以平民身份担任将领，但他却如此大胆地提出要求，这背后是有原因的。臧质字含文，他的父亲臧熹是刘裕原配夫人臧爱亲的弟弟。
臧质曾因在讨伐南蛮时私自占有俘虏的人口和牲畜而被免职，其中那些长相俊美的男子则被他据为男宠。此次北伐，他希望能戴罪立功，以平民的身份领导一支军队。臧质心比天高，急于建功立业，因此才要求替代王玄谟。然而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所以刘义隆并未批准这一请求。
如果真的换成臧质指挥，宋军或许也不至于遭受如此迅速的溃败。凛冽的西北风中，传来尖锐的胡笳声，只见一群群胡人的马匹如同翻滚的乌云般从北方席卷而来。
王玄谟长时间未能攻克滑台，结果却迎来了北魏军队的战略性大规模反击。太武帝拓跋焘集结了帝国的数十万骑兵，并派遣太子拓跋晃驻守漠南以抵御柔然的入侵，同时留下吴王拓跋余镇守平城。随后，这数十万铁骑如汹涌澎湃的潮水般向着黄河重镇滑台进发。
为了阻止魏军渡河，王玄谟派遣部将垣护之率领一百艘战船提前占据了距离滑台西南方向一百二十里的石济津口。垣护之最先获得了北魏即将反攻的情报，他迅速将此消息传递给王玄谟，并劝说王玄谟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拿下滑台。
若无法攻下滑台，则宋军在黄河一带的防线将形同虚设。众将领听闻魏军即将到来，纷纷提议将战车连接起来构建防御工事，但王玄谟并未采纳这些建议。实际上，他也想攻下滑台，然而他为将严苛且吝啬赏赐，因此不得人心。在宋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做五年囚犯，也不愿追随王玄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王玄谟不得人心的程度，士兵们自然也不会全力以赴。
王玄谟自视甚高，轻视魏军，一心想着像霍去病一样建立封狼居胥般的辉煌战绩，又怎会通过构筑防御工事来显示自己的弱势呢！
在黄河北岸，北魏的军队安营扎寨。拓跋焘派遣了侦察兵秘密潜入滑台城内，以鼓舞守军士气。这些侦察兵登上城墙，绘制出宋军营地的详细地图，并将其带回大营。由于对滑台宋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拓跋焘果断命令全军发起进攻。数十万北魏骑兵如同狂风般席卷而来，旌旗遮天蔽日，他们斗志昂扬地渡过了黄河，战鼓与号角声震耳欲聋。
面对号称百万、气势汹汹的魏军，骄傲的王玄谟顿时傻眼了，他完全没料到魏军竟拥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区区三万疲惫不堪的士兵如何能抵挡得住？他的心情瞬间从云端跌入谷底，急忙下令撤退。
宋军丢弃了所有的船只和营帐，仓促向东撤退。魏国的骑兵紧追不舍，导致宋军阵亡超过一万人，其余士兵四散而逃，遗弃的军用物资和武器堆积如山。魏军将缴获的战舰用铁链重重锁住，切断了黄河上的通道，企图封锁垣护之率领的水军退路。
王玄谟撤离得过于匆忙，没有通知石济的水军。当垣护之沿着黄河东撤时，发现江面已被铁索封锁。黄河水流湍急，垣护之指挥宋军顺流而下，利用长柄大斧砍断铁索，成功突破了封锁线。
兵团指挥官萧斌收到滑台受袭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沈庆之带领五千士兵前往支援。然而，沈庆之拒绝了这个命令，并直言不讳地表示：“王玄谟长时间未能攻克滑台，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而敌方士气正旺，几万大军压境，只给我这么少的兵力，无异于送死！”
面对沈庆之的固执，萧斌十分愤怒，他指出自己手下总共只有三万兵力，如果全部调去救援滑台，其他地方如碥礅和山东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尽管如此，沈庆之依然坚持不去。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之际，王玄谟却在此时返回营地。
萧斌见状勃然大怒，将满腔怒火转向王玄谟，认为他撤退得太快，简直是丢脸至极！于是下令将其绑起来关进监狱，计划次日处决以示警戒。
王玄谟在狱中惊恐万分，只能闭目默念《观音经》，连续背诵了一千遍。这反映了当时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已经在南朝广为流传。
幸好沈庆之出面调解，说道：“佛狸威名远扬，拥有百万雄兵，岂是王玄谟能够抗衡的？况且，处决将领只会削弱自身力量，绝非明智之举。”因此，王玄谟得以保住性命。
滑台失守后，关于如何处理碥礅的问题，大家的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坚守，因为撤军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就像之前的彦之那样，一旦撤回就会被关进大牢。
然而，沈庆之持有不同意见：“山东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我们仅仅固守这座孤城，一旦敌人越过我们向东进攻，那么清水以东的土地将不再属于我们，这将重蹈朱修之困守滑台的覆辙。”
萧斌对此犹豫不决，这时恰好接到了朝廷的命令，皇帝刘义隆坚决要求死守碥礅。于是，萧斌召集众人商议对策。
沈庆之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外作战时，将领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遵从君主的命令。朝廷的命令是基于远距离的信息发出的，并不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将军您身边有像范增那样的谋士却不用，还讨论什么呢？” 范增是秦末著名的智者和政治家，他七十岁才出山辅佐项梁、项羽叔侄，以其非凡的智慧和策略赢得了“亚父”的称号。刘邦曾说：“项羽虽有一范增却不能善用，这就是他最终被我击败的原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范增的重要性。
萧斌和其他官员听后哄堂大笑，“谁是范增？哈哈！沈公您的学识真是进步不少啊！您现在年纪倒是跟范增差不多！”
沈庆之出身农民，凭借军事才能成名，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因此经常被人取笑。
听到这些嘲笑，沈庆之猛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严厉地说：“尽管诸位饱读诗书，但有时候实践经验和直觉比书本知识更有价值！”
萧斌意识到沈庆之的话有一定道理，决定谨慎行事。考虑到河南地区已经难以挽救，他决定不让山东地区陷入同样的困境。于是，他安排王玄谟留守碥礅，申坦和垣护之率领水军驻守清口（古汶水汇入济水之处），自己则与沈庆之等人返回历城（今天的济南）。
沈庆之的预料十分准确，拓跋焘并未理会碥礅和历城。面对宋军分兵进攻的局面，他放弃了关中地区，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东线，展开了五路攻势。
永昌王拓跋仁从洛阳出发直指寿阳，长孙真则攻打马头（现今的淮阴一带），楚王拓跋建直接进攻钟离，高凉王拓跋那则向徐州方向进军，目标是下邳。
而拓跋焘亲自率领一支军队从东平进发，直取邹山（今天的山东邹县东南）。
到达邹山后，拓跋焘推倒了象征秦始皇军事统治的石刻，并下令祭祀孔子。这表明尽管拓跋焘处决了崔浩，但他仍然尊崇儒学，对汉人的态度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毕竟，拓跋焘深知即使在战乱时期，文化建设也不可或缺。
由于战线过长且兵力有限，宋军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步兵对抗骑兵本就不占上风，再加上失去了水军的支持，东线的宋军节节败退。驻守彭城并担任总指挥的江夏王刘义恭与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各自派遣两支部队北上增援。尽管双方互有胜负，但宋军野战部队的失败已成定局，各部被魏军压制在彭城和寿阳一线。
在宋军的战略从进攻转向防守的过程中，西线的柳元景等将领虽成功攻入潼关，但东线的战局却急转直下。面对不利局面，刘义隆决定撤退至襄阳，并命令正在虎牢关作战的刘康祖部返回以增强寿阳地区的防御力量。
尽管如此，刘康祖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尤其擅长结交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也因此屡次触犯法律。每当官府前来抓捕，他总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逃脱追捕，令执法者束手无策。尽管有过违法记录，但鉴于他是忠臣之后，刘义隆特地下诏赦免了他的罪行，并安排他在长沙王刘义欣麾下担任参军一职。在这次北伐行动中，刘康祖表现英勇，率领豫州军队攻克了虎牢关，一路挺进至黄河北岸。
随着魏军发动大规模反攻，刘义隆下令全军撤退。此时，刘康祖带领着八千名士兵南撤，抵达尉武戍地，距离寿阳仅数十里之遥。与此同时，北魏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八万骑兵连续攻克悬瓠和项城，紧追不舍。
望着身后漫天尘土中逼近的魏军骑兵，副将胡盛之担忧己方兵力悬殊，建议利用山林地形优势，采取迂回战术从小路撤回寿阳。
然而，刘康祖听后勃然大怒：“我奉命北伐，本欲荡平河洛地区，遗憾的是当我率军抵达黄河岸边时竟未遇敌军抵抗，如今敌人主动送上门来，岂有避而不战的道理！”
在元嘉北伐期间，宋军将领宋军结车为阵，掉头迎击北魏骑兵，一场异常残酷且惊心动魄的野战就此爆发。刘康祖对每一位士兵下达了死命令：“临阵脱逃者斩首，转身步战者斩足！”面对八万凶猛的魏骑包围，宋军四面受敌。
宋军将士们奋勇抵抗，每一个人都展现出以一敌百的勇气，从黎明一直战斗到中午，成功斩杀魏军超过一万人。
战场上鲜血流淌，几乎没过了脚踝，而刘康祖即便身负十处创伤，依然斗志昂扬。看到己方损失巨大，拓跋仁调整了战术，将魏骑分为三队，采取轮番攻击的方式，一队进攻，另两队则进行休整。
随着夕阳西下，天色渐暗，风势也变得急促起来。魏军开始使用火攻策略，他们让战马驮着干草点燃后冲向宋军的车阵。在救火过程中，刘康祖不幸被流矢射中颈部，最终坠马身亡。
失去主将之后，宋军士气大挫，最终全军覆没，八千名士兵全部牺牲。随后，拓跋仁继续进军逼近寿阳城，但南平王刘铄坚守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