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位气吞山河的大英雄终于卸下了伪装,展现了真实的自我。刘裕意欲改朝换代,终结两晋长达一百五十五年的统治。
这位出身卑微的赌徒和无赖,凭借着一把长刀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南朝的历史也随着他登基而正式开启。然而,成功与牺牲总是相伴而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关中地区,更是一个统一帝国的梦想。
刘裕北伐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原,北方诸国都在密切关注他的下一步动向。特别是西北的三个小国——北凉、西秦和匈奴夏国,他们最为紧张不安。
这三个国家自知实力不济,无法像北魏那样无所畏惧。于是,北凉和西秦先后派遣使者前往东晋表示臣服,意图借此保全自身免遭攻击。西秦属于游牧民族,行事风格颇为无赖。
西秦王乞伏炽磐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不过是想从这场北伐战争中分得一杯羹,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占领了后秦西北部的几个州郡。
北凉占据了甘肃的绝大部分区域,由多个重要城市构成,不会像西秦那样居无定所。北凉的君主沮渠蒙逊老谋深算,表面上宣称支持北伐,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内心并不希望后秦覆灭。他深知一旦汉人英雄刘裕掌控关中,汉人的士气将会大幅提升,这将对凉州地区的匈奴族政权构成威胁。
当刘裕消灭后秦的消息传到姑臧时,沮渠蒙逊感到极度愤怒。当时正值他心情烦躁,汉人刘祥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宫奏事,沮渠蒙逊一反常态,大发雷霆:“你听说刘裕进入关中,就敢穿得如此讲究!”于是下令将其处死。
赫连勃勃同样感到不知所措,但他手下有一位极为出色的谋士王买德。通常我们称帮助正义之士出谋划策的人为智囊,而为恶势力出谋划策的人则被称为狗头军师。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即便是狗头军师也有其过人之处,比如三国时期董卓的谋士李儒。王买德建议赫连勃勃不必惧怕刘裕,因为刘裕根本不会久留关中,毕竟他已经年迈。
赫连勃勃几乎想把王买德的脑袋拧下来。虽然年纪大了,但这与打仗无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真正的英雄从不服老。
王买德带着嘲讽的笑容,刘裕虽然不服老,但还有一件大事未完成——成为江南的皇帝。他已五十四岁了,还能活多久?顶多十年吧。与其在这十年里冒险与北方的骑兵作战,不如回到江南安安稳稳地坐上皇位。如果刘裕继续北伐,或许有机会统一中国,但他这辈子恐怕难以登上皇帝的宝座。
于是,王买德露出那口黄牙说:“关中是属于我们的,这是上天给予的馈赠。”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魏的大臣崔浩。他神情淡然地向北魏皇帝评价这位英雄人物:“刘裕平定战乱,如同司马德宗时代的曹操。”似乎只有这两个人看穿了刘裕的心思。
然而,刘裕并未如他们所料返回江南,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河北,准备大展拳脚。
关于刘裕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有所不同,《宋书》认为刘裕有意经略赵魏之地,而《资治通鉴》则认为他会进攻西北地区。
司马光先生过于高估了赫连勃勃与沮渠蒙逊的实力,认为刘裕不会在关中及西北地区仍有敌对势力的情况下贸然对北魏发起进攻。
实际上,沮渠蒙逊自顾不暇,怎敢轻易进犯关中?而且陇西还有西秦的存在。只要刘裕持续向北方进军,依据赫连勃勃欺软怕硬的性格特点,他并不会选择攻打关中。由于司马光生活在饱受西夏侵扰的北宋时期,便误以为刘裕会像宋仁宗、宋英宗那样行事!
事实上,刘裕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杰出将领和真正的冒险家,《宋书》中的记载准确无误,他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进攻北魏。征讨北魏是其北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北方的强大国家,与北魏交战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刘裕提出了迁都的想法,只有通过迁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迁都的提议得到了北伐将领们的支持,但很快就被否决了。王仲德的一番话削弱了继续北伐的决心,他说:“非常之事,非庸人所能理解。一旦迁都,必将引发全国性的恐慌与动荡。目前军队在外征战已久,士兵们思乡心切,迁都之事不宜再议。”表面上看,士兵们的思乡情绪只是借口,而王仲德的第一句话才是关键所在。
迁都这样的大事,东晋百姓一时难以接受。江南地区的高门士族已经在此经营了近百年,他们又怎会轻易放弃江东的利益呢?
回到洛阳,必然与中原的豪强发生冲突。如今的汉人已经没有了司马睿初渡江南时那种“寄居他国,心中常感惭愧”的心态了。
世家大族已自认为是本地的主人,若再回到北方,则又成了外来者。
洛阳与胡族隔河相望,习惯了吟诗作赋的江左士族哪有勇气来到中原与胡马悍客一较高下。右长史郑鲜之的话反映了江南士族对于继续北伐的态度,他在给刘裕的信中写道:“江南百姓翘首盼望殿下早日班师回朝。”高门士族反对战争继续进行,因为江南后方存在隐患。
刘裕与高门士族关系紧张,这些门阀并没有真心拥戴他,陈郡谢氏和高平郗氏曾明确支持过刘毅。失去了高门士族的支持,他的统治难以稳固。
刘裕出身寒门,掌权后试图融入名士圈,经常与他们讨论文学艺术。然而,许多士族表面上对他恭敬,内心却看不起他。考虑到高门士族的态度,刘裕不得不谨慎行事。恰在此时,留守京都建康的刘穆之去世了。
刘穆之是刘裕最信任的人之一,二人在京口结为挚友。每次出征,刘裕都将国家事务全权委托给他处理。
北伐前,刘裕任命刘穆之为尚书右仆射,负责管理朝廷政务。得知刘穆之去世的消息,刘裕悲痛欲绝,连续数日沉浸在哀伤之中。他对刘穆之的离世感到悲痛,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震惊。历史记载称,“(刘裕)因根基动摇,决定东归”,这句话表明他对建 康官员的不信任。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刘裕对所有人保持警惕?原来刘裕怀有一个巨大的计划——王买德和崔浩猜得没错,刘裕意图成为皇帝,改朝换代,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北方陷入动荡,五胡十六国相继崛起,政权更迭频繁。相比之下,南方则一直由司马氏家族维持着正统地位。在南方,试图篡位称帝的王敦最终落得悲惨下场;桓温虽然权倾朝野,却始终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野心;而胆大包天的桓玄最终也难逃身死国灭的命运。
出身低微的刘裕若想登上皇位,必须建立足以震撼天下的功勋。北伐成为了他获取民心的最佳途径。每当俘获敌国君主时,刘裕都会将其押解至建康闹市斩首示众,以此彰显其赫赫战功。
刘裕为人深谋远虑、行事谨慎且善于隐藏真实意图,即便对最亲密的朋友刘穆之也从不吐露半点心思。刘穆之的离世与他察觉到刘裕的真实意图有着密切联系。
当晋军成功收复洛阳后,刘裕派遣使者返回建康,向朝廷委婉提出加授九锡的要求。这一举动让刘穆之恍然大悟,内心顿时充满了愧疚与恐惧,从而一病不起。他的担忧源于自己作为刘裕的心腹,本应为刘裕的登基之路铺平道路,却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由于刘裕与他关系如此亲密,仍然对他有所保留,不愿直言不讳,这让刘穆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了他病情加重。
刘穆之的去世改变了刘裕的战略方向,使他放弃了北伐计划,决定返回江南。然而,就在刘裕撤军后不久,赫连勃勃迅速占领了关中地区。
许多人将关中的失守归咎于刘裕急于称帝的野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种观点无法全面解释自刘渊在左国城起兵以来,汉人与胡人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复杂民族矛盾,也无法揭示江南和关中两地人民之间的微妙心理状态。
从东晋到前秦,关中地区的百姓一直习惯于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刘裕与关中百姓的一次对话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当得知刘裕即将撤离的消息时,关中的父老乡亲们悲痛欲绝,纷纷来到他的营帐前请求他留下:“我们这些年来从未享受过朝廷的恩泽,直到今日才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光辉,大家都为此感到欣慰。长安十陵是您家族的墓地,咸阳宫殿是您的祖宅,您为何要离开这里呢?”
刘裕深受触动,但还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我受朝廷之命,不能擅自停留。感谢你们对故土的深情厚谊,我会留下我的次子以及一些文武官员来共同守护这片土地。”
关中人民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关中是你的家,你不应该离开!尽管刘裕通过北伐获得了大量领土,并积累了足够的威望和力量以抗衡高门望族,但考虑到关中的地理位置险恶且民族成分复杂,他最终选择了撤退。
虽然刘裕自称汉室宗亲,但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四周强敌环伺的地方而放弃稳固的江南根据地。他在消灭姚氏政权后,以汉族英雄自居,实际上却因此孤立了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是南朝未能成功收复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刘裕能够效仿汉高祖刘邦,放弃故乡而定都长安,那么关中的豪杰和百姓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回想当年,刘邦正是凭借关中的资源和人力才得以战胜项羽。然而,刘裕选择了撤离,这不仅让关中人民失望,甚至促使他们转而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比如匈奴。
随着刘裕大军的撤离,关中的局势变得岌岌可危,他也意识到必须安抚来自北方的强大对手——那个被称为“美男子”的匈奴领袖赫连勃勃。
刘裕撰写了一封言辞诚挚的信件,派遣使者送交给赫连勃勃,提议结为兄弟。赫连勃勃听信了王买德的话,认为刘裕即将撤军。人们常常在相互之间进行一些戏谑、玩笑和竞争,即使是领导人也不例外。既然你刘裕试图用这种方式迷惑我,那我也不会让你轻易得逞。
赫连勃勃提前让大臣准备好回信的内容,并背熟了回复的措辞。然后,他在晋国使者的面前口述,让大臣记录下来。
有些领导人口才出众,能够即兴演讲,而那些不擅长口头表达的人则只能依赖稿子逐字朗读,有时还会读错字。
赫连勃勃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担心别人轻视他。于是,他耍了个小聪明,在回信中夸大其词。毕竟吹牛不需要付出代价,他成功地欺骗了晋国使者以及刘裕。刘裕看过回信后,不禁赞叹对方的才华,感叹道:“我不如他啊!”
刘裕刚离开,西北的狼群便迅速逼近长安。赫连勃勃采取了三路并进的战略,意图包围关中的晋军:他任命赫连璝为先锋,率领两万骑兵直指长安;自己则统领大军紧随其后;赫连昌负责进攻潼关;王买德则切断了青泥的道路。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关中的守将们却发生了内讧。
晋军的主帅是年仅十二岁的刘裕之子刘义真。对于慕容鲜卑人而言,十二岁并不算年幼——后燕皇帝慕容垂在同龄时,已经在高句丽的山川中驰骋自如。然而,慕容家族自小生活在马背上,精通骑射与狩猎,而江南子弟,尤其是王公贵族的孩子,却难以企及这种水平。
按理说,关中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怎能交由一个孩子来掌管?这是因为刘裕心存疑虑,不信任手下的将领,毕竟关中是一块能够成就霸业的土地。刘义真更倾向于文学,对武事一窍不通。因此,当刘裕返回江南时,他亲自将儿子的手交给了长史王修,恳请王修尽全力辅佐刘义真。
王修、王镇恶、沈田子、毛修之、傅弘之等将领共同镇守关中,彼此之间形成了制约机制,避免任何一方独揽大权。在这些将领中,刘裕最为担忧的是王镇恶。王镇恶在攻入关中时立下了首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王猛深受关中百姓的尊敬,因此关中民众对王家格外亲近,对王镇恶也格外倚重。
有一次,有人向刘裕报告称:“王镇恶私藏了姚泓的御辇,恐怕有谋反之心。”听到这个消息,刘裕心中一惊,立即派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王镇恶只是取走了辇车上的黄金珠宝,而辇车早已被丢弃在城墙外。这一发现让刘裕稍稍安心。
尽管王镇恶并无远大的志向,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财。每次征战后,他都会劫掠财物,甚至曾因争夺战利品而延误了战机。自进入关中以来,他的贪婪行为愈发严重,后秦国库中的财富堆积如山,而王镇恶私自盗取的财物更是难以计数。虽然王镇恶功劳卓著,只要不图谋叛逆,刘裕便对他窃取财物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江南的将领们对此极为不满,尤其是沈田子表现得尤为激烈。
沈家是江东吴姓望族,沈田子和其兄沈林子跟随刘裕参与了讨伐孙恩、平定卢循、攻克南燕以及攻占关中等多次战役,屡立战功。
青泥之战中,沈田子仅以一千多兵力便击败了姚泓数万大军。他认为,若非自己摧毁了后秦关中的主力部队,王镇恶绝不可能轻易取胜。对于王镇恶洋洋得意的态度,沈田子感到十分反感。
在大军返回江南之前,沈田子向刘裕进言道:“王镇恶祖籍关中,不可完全信任。”
刘裕则回应说:“我已留下精兵万人,王镇恶若有异心,必将自取灭亡,你们无需多虑。”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刘裕对王镇恶并不完全放心。他对沈田子私下里说的话更是透露出其防范之意:“三国时期的钟会之所以未能成功叛乱,是因为有卫瓘的存在。俗话说:‘猛兽不如群狐。’你们十几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深知关中百姓的心态,晋军作为占领军对待当地民众的态度不得人心,必然会引起强烈的抵制情绪。而王镇恶则在长安百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
假设王镇恶没有反叛,形势也会迫使他做出选择。一旦有机会登上皇位,那么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承担起这个重任。这就是刘裕那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
沈田子带着尚方宝剑,对王镇恶更加不满。当匈奴夏国的军队到达渭阳时,关中百姓纷纷投降,这一现象正是刘裕民族政策失败的结果。
看到匈奴军队的强大势力,沈田子从前线撤退,遭到了王镇恶的严厉批评:“刘公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齐心协力,你却拥兵不前,怎么能战胜敌人!”
沈田子既愤怒又害怕,心想:“我们地位相同,凭什么你王镇恶如此嚣张?如果不是我,你能进入长安并立下首功吗?”与同事和睦相处是一门学问。
不要把人逼到绝境,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武器的军人。王镇恶可能从未想到自己会在战友的刀下丧生,尤其是在外敌当前的关键时刻。
沈田子选择了傅弘之的营地作为行凶地点,这里非常隐蔽。王镇恶可能会怀疑沈田子,但绝不会想到傅弘之会参与其中。
王镇恶独自来到傅弘之的营地商讨对抗匈奴人的军事计划。沈田子提出要单独与王镇恶谈话,其他人都离开了帐篷。突然间,刀光一闪,一声惨叫打破了寂静。
当众将再次进入帐篷时,只见到王镇恶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双眼大睁,充满了惊讶和困惑。这双眼睛似乎在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
士兵们被告知,王镇恶企图杀害所有南方人,并据有关中地区进行叛乱,沈田子将军奉刘太尉之命斩杀了这名叛贼。
傅弘之迅速向刘义真通报了情况,紧接着,沈田子带领数十名骑兵赶到长安。他惊讶地发现,少年刘义真和长史王修都已披挂上阵,士兵们也严阵以待,弓箭上弦,刀剑出鞘。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沈田子镇定自若地说:“王镇恶意图谋反,我已将他处死。”
刘义真对此半信半疑,而王修则怒不可遏,他的脸庞和脖子涨得通红,愤怒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谋反?你有什么证据!王镇恶是位重要的将领,你有什么权力擅自处决他?来人,把沈田子抓起来,立即斩首!”
又是一个含冤而死的灵魂。沈田子与王镇恶之间似乎有着不解之缘,这次他们竟一同走向黄泉路。
至于与匈奴人的战斗,只能依靠傅弘之和毛修之两位将领。东晋时期的将领们个个英勇善战,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
傅弘之率领军队两次击败了匈奴夏军的先锋部队,形势一度十分有利。然而,在关中地区,真正的掌权者是王修。随着时间推移,刘义真身边的亲信对王修越来越不满。
刘义真年纪尚小,常常心血来潮乱发赏赐,一会儿给这个人十万,一会儿又给那个人二十万。但经过王修的裁决后,每个人实际得到的赏金往往只有一两万。
那些收入微薄且与沈家交好的人,经常在刘义真的耳边嘀咕,诋毁王修:“王修是关中人士,和王镇恶关系密切。既然王镇恶谋反,并杀害了沈田子,这表明王修或许也有谋反之心。”尽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在不断的流言蜚语下,刘义真最终听信了这些谗言,错杀了王修。
王修的死导致人心涣散,刘义真只好命令边防各军撤回长安。关中地区陷入了混乱,而远在建康的刘裕却仕途顺利,凭借北伐的声望,成为了大晋国的相国,被封为宋公,并获得了九锡的赏赐。
虽然他身处千里之外,但对关中的局势了如指掌。
无论是王镇恶还是沈田子的死,都没有引起刘裕的关注,然而王修的死让他意识到关中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他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确保自己的儿子刘义真能够平安无事。于是,蒯恩快马加鞭赶往长安,负责护送刘义真返回东方。同时,刘裕任命朱龄石为新的关中统帅,接替刘义真镇守长安。
在离开前,刘裕坚决决定放弃关中,并告诫朱龄石:“你到达那里后,立即让义真轻装简行撤离,等过了潼关后再慢慢前行。如果关右确实无法坚守,你就和义真一同撤退。”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晋军只能龟缩防守,赫连勃勃则顺利地实施着围攻长安的战略计划,匈奴军队攻占了咸阳,刘义真陷入绝境,如同瓮中之鳖。
朱龄石率军抵达长安后,建议刘义真先行撤退,但他自己却坚持留守。晋军在城中大肆掠夺,带着大量珍宝和俘虏的女子缓缓撤离。长安民众对此极为愤怒,驱逐了朱龄石,并迎接匈奴夏军入城。
赫连璝带领三万骑兵紧追不舍,对撤退中的晋军发起攻击。
傅弘之建议刘义真放弃辎重,以便迅速撤离,但刘义真被身边贪婪的随从影响,拒绝放弃财宝。结果,他们很快就被匈奴军队包围。傅弘之和蒯恩奋勇断后,连续作战数日,最终撤退至青泥时遭遇王买德的伏击,晋军遭受惨败。
在这场混乱中,刘义真与亲兵失散,他藏身于草丛之中,借助夜色得以幸存。中兵参军段宏一路呼喊寻找,终于找到了刘义真。听到熟悉的声音,刘义真回应道:“你是段宏吗?我在这里!我们快走吧!如果遇到危险,请不要顾及我,你可以砍下我的头颅带回江南,让家人知道我已经遇难。”
段宏含泪说道:“无论生死,我都不会抛弃你。”于是,他将刘义真绑在背上,单骑突围。
尽管经历了这次失败,小刘义真依然表现得颇为自若,他对段宏说:“这次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谋略,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没有这样的经历,怎能深刻理解世事的艰难!”
匈奴军队进攻蒲阪,朱龄石与弟弟朱超石从蒲阪疾驰至曹公垒进行抵抗,为关中之战谱写了最后的悲壮篇章。
匈奴切断了水源,晋军面临缺水困境,眼看堡垒将要沦陷。朱龄石对弟弟说:“你我兄弟若都战死在这偏远之地,家中老母亲岂不是要悲痛欲绝。你从小路突围吧,这样我也能安心赴死!”
朱超石紧紧握住哥哥的手,泪流满面地回应:“人生终有一死,我又怎能独自逃生,抛弃兄长,我们应共生死。”
最终,曹公垒被攻破,朱家两兄弟一同战死于关中。在青泥之战中惨败后,匈奴俘虏了傅弘之、蒯恩和毛修之等晋朝将领。赫连勃勃亲自劝降,但傅弘之坚决不从。
为了炫耀战功,残暴的赫连勃勃用晋军士兵的头颅堆砌成一座高台,称为“髑髅台”。
关中一役,晋军损失惨重,包括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蒯恩、毛修之以及朱氏兄弟在内的多位将领及一万精锐士卒阵亡,无数江南子弟魂断异乡。
青泥之战的惨败让刘裕的威名受损,他愤怒至极,决定整顿军队,准备迅速北伐。然而,大臣们纷纷劝阻。冷静下来后,刘裕沉默不语。当他得知刘义真平安逃回的消息时,这位五十五岁的将领登上了悬水峭壁上的石头城,遥望西北,不禁潸然泪下。
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一万多名士兵,如今尸骨散落在西北的群山之中,怎能不让人心痛!北伐的梦想似乎已化为泡影。若强行北征,而朝廷中出现任何差错,他一生的心血都将付诸东流。
此时此刻,刘裕内心深处隐藏多年的秘密逐渐浮现:他渴望推翻东晋,建立属于刘家的新王朝。
这个秘密无人知晓。在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的江南,无论是出身寒微的他,还是王敦、桓温、桓玄,他们的结局都令人唏嘘。
琅琊王氏和谯郡桓氏最终都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因此,刘裕之所以停止北伐,匆忙返回关中,正是为了防止朝局发生对他不利的变化。
为了平息人心并稳定政局,刘裕巧妙地处理了沈田子杀害王镇恶的事件。他认为王镇恶是一位忠诚的大臣,而沈田子的行为则像是精神失常所致,因此决定不追究沈家的责任,维持双方和睦。
随后,刘裕秘密安排自己的家族成员到各地担任要职:他让儿子刘义真出任扬州刺史,驻守石头城;三子刘义隆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弟弟刘道怜则掌管徐、兖二州刺史一职;侄子刘义庆则成为豫州刺史。这样,各地的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刘氏家族手中。
公元418年十二月,一颗彗星从天津星穿出,进入太微星区域,穿越北斗七星,并与紫微星相连,持续了八十多天才消失。北魏皇帝拓跋嗣对天文现象深信不疑,对于这次异象感到十分惊恐,于是召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占卜师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
崔浩给出了解释:“天象异常往往反映人间大事,若统治者治理得当,则无需担忧。当年王莽篡汉时,彗星的轨迹与此刻极为相似。如今晋朝日渐衰落,危机四伏。此次彗星出现,预示着刘裕或将取代晋室登基称帝。”
拓跋嗣对此说法半信半疑,难以置信的是,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的晋王朝即将终结,而接替它的竟然是出身低微的刘裕,在南朝这样一个重视门第的社会背景下,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辽阔的苍穹似乎在引导着人类的历史进程,那些难以解读的预言影响着众人的决策。“昌明之后还有两位君主。”这里提到的昌明正是孝武帝司马曜的字号。这仿佛是上天给予的启示:在他离世之后,东晋王朝还将迎来两位帝王的统治。
然而,刘裕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一个年迈之人怎能与正值壮年的皇帝相抗衡呢?更何况,司马德宗虽被视作无能之辈,但这种人往往无忧无虑,寿命反而可能更长。
刘裕指派亲信王韶之寻找机会让皇帝退位,并提议由皇弟司马德文继承大统。司马德文为人聪慧,与兄长关系亲密,常常相伴左右,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饮食也相同。
面对这一情况,王韶之感到十分为难,毕竟任何不当的行为都不符合道义,更不用说在新君面前行事了。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司马德文因病外出就医。王韶之见机不可失,迅速进宫,来不及召集更多人手,便命令随从用皇帝日常的衣物,匆匆把司马德宗勒死,结束了皇帝的生命。
对于某些人而言,简单的生活或许意味着内心的宁静,而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打破了这份平静。
司马德文深感事态严重,如果有人问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会坦诚回答:“成为皇帝。”
为了寻求心灵上的慰藉,他亲自步行数十里,将一尊高达一丈六尺的金佛像从瓦棺寺迎回宫中。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因此而眷顾他,他的苦难即将走到尽头。
在公元420年的正月,中国大地灯火辉煌,人们守岁迎新,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五十七岁的刘裕在石头城的宋王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文武百官悉数到场。
酒席间,刘裕神情泰然地对众臣说道:“桓玄篡位,国运几近倾覆。我率先倡导正义,复兴皇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方,功勋卓著,因而被授予九锡之礼。如今我已步入暮年,荣誉如此显赫,但事物忌讳过于圆满,难以长久保持。正如道家所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圆满之时应知适时收手。因此,我打算归还爵位,回到京城安享晚年。”
刘裕此言一出,令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群臣对他的真实意图不明,不敢轻易表态。这些久经官场的老练之人,纷纷称赞刘裕的功绩,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刘裕心思单纯,心中所想一目了然,满朝文武官员都清楚刘裕的真实想法。想做皇帝并非谋反。作为臣子,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公开谈论。既然别人已经明白,那就无需自己多言,即便要讲,也无需策略。他说自己即将退休,实际上是在暗示:如果你们不挽留我,那我就离开。而所谓的挽留方式,不过是给他更高的官职,再往上就是皇帝了。
直到一天晚上,有个人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那是在酒席结束后,夜幕降临,大臣们各自散去,中书令傅亮走出王宫时,灵光一闪,恍然大悟,终于理解了刘裕话语背后真正的意图。
傅亮来自北地傅氏家族,祖上曾在西晋担任高官,但迁居江南后,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傅瑗仅担任过太守一职,在九品官阶中属于中下等,不算显赫。
尽管傅亮广泛涉猎经史,尤其擅长文学辞章,但由于门第限制,仕途并不顺利。在刘裕起兵京口之前,他仅是一名秘书郎。直到桓玄垮台,在参与起义的将领们的帮助下,傅亮才逐步升迁,最终被刘裕提拔为侍中、中书令,成为朝廷的重要大臣。
可以说,没有刘裕就没有傅亮如今的地位。
在理解了刘裕的想法后,傅亮迅速赶回。然而,当他到达时,宫门已经关闭。他敲响了大门请求接见。
刘裕准许他进入宫殿。傅亮进去后,只简短地说了一句:“我必须尽快回到京城一趟!”
听到这话,刘裕松了一口气,心中暗自庆幸世间还有如此聪慧之人,自己之前的暗示总算被领会了。尽管内心有所波动,但刘裕的面容依旧平静如水,语气平和地问道:“你需要多少人护送?”
傅亮回答说:“只需几十人就足够了。”说完便告辞离开了。
此时正值深夜,傅亮抬头仰望夜空,只见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光芒耀眼。他拍着自己的大腿感叹道:“我一直不相信星象之说,但现在看来,预言似乎成真了!”
傅亮回到京城后,巧妙地向晋恭帝司马德文传达了禅让的信息。整个过程无需皇帝亲自动手,傅亮准备好了退位诏书,请司马德文亲自抄写。
面对不可避免的命运,司马德文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欣然拿起笔来,并对身边的人说:“自从桓玄之乱后,晋朝实际上已失去天下,幸亏有刘公才得以延续国祚近二十年。如今禅位,我是心甘情愿的。”
尽管司马德文表现出一副毫不悲伤懊恼的模样,但刘裕仍旧对他下手,在其禅让帝位后将其贬为零陵王,并安置于秣陵。有了兄长的前车之鉴,司马德文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与妻子褚灵媛寸步不离,每餐每饮均由褚灵媛亲自品尝以防毒害。
然而,一年之后,当褚灵媛的兄长前来探访妹妹时,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在与兄长交谈完毕后,褚灵媛急忙返回卧室,却发现司马德文已倒在血泊之中。
惊愕不已的褚灵媛明白,这是刘裕为了防止任何可能泄露秘密的人存在而采取的行动,以掩盖皇帝的真实死因。
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没有人会相信司马德文的死是因为情杀、仇杀或误杀。刘裕因此背负了诛杀禅位君主的恶名,他不愿重蹈桓玄覆辙,也不愿留下任何隐患,因为在东晋南朝这个门阀士族掌控政权的时代,皇帝并无绝对权力。
从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开始,至公元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将帝位禅让给刘裕为止,整个晋朝历经两晋共一百五十五年的历史。
刘裕登基成为皇帝,建立了宋朝,并将年号定为永初,标志着南朝首个王朝的诞生。刘裕被尊为宋朝的开国武帝,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新朝成立后展现出全新的风貌。刘裕出身贫寒,深知稼穑之艰辛与创业之不易。他倡导简朴,摒弃了魏晋以来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的车马不加装饰,后宫无丝竹之声,内库亦不积攒财宝,所有财富均归于朝廷。
就连皇宫中的御床脚上的金银钉子也被替换成了铁钉。公主出嫁时,嫁妆从不超过二十万钱,且没有锦绣珠宝等奢侈品。
刘裕常住的地方使用的是土制屏风、布质灯笼和麻绳拂尘,墙上挂着他在贫困时期用过的农具和多处补丁的破旧棉袄。在他的引领下,朝廷内外官员纷纷效仿,遵守法纪,厉行节俭,无人敢奢侈浪费。
刘裕生性简朴,不追求奢华的排场和仪仗,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穿着随意。他常常身着普通的裙帽,脚踏连齿木屐,从神虎门出发独自出游,身边仅跟随十余名随从。
夕阳西沉,渔歌悠扬。刘裕漫步于斜阳下的草地与寻常巷陌间,回忆往昔岁月,心中感慨万千。他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在北府军中孤身奋斗,直到四十岁仍只是个小小的军官。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正如黄巾起义成就了刘备,孙恩起义则让刘裕崭露头角。
借助镇压农民起义的机会,刘裕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司马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先后击败了孙恩、消灭了桓玄、攻破了卢循、斩杀了刘毅、夺取了西川、包围了广固、进军关中,并最终诛灭了慕容鲜卑和羌族姚氏两大皇族,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晋王朝,重振了汉族的英勇之气。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曾将刘裕与慕容垂进行比较,询问大臣崔浩:“刘裕的才能如何与慕容垂相比?”
崔浩回答道:“刘裕更胜一筹。慕容垂依靠父兄的基业恢复旧国,民众如飞蛾扑火般投靠他,因此他能够轻易建功立业。而刘裕出身寒微,没有凭借任何土地或家族背景,却能讨伐桓玄、复兴晋室、擒获慕容超、斩杀卢循,所向披靡。如果他的才能不出众,怎能取得如此成就!”
有人将刘裕与曹操进行比较。
尽管曹操在诗词文章方面远超刘裕,但从个人才能、事业成就以及性格特点来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现上,曹操却略逊一筹。正如崔浩所评价的那样,刘裕出身低微贫寒,没有任何背景支持。
然而,曹操虽然作为宦官之后,难以与袁绍等世家大族相提并论,但在东汉时期,宦官势力庞大,曹操在陈留起兵时得到了曹氏、夏侯氏、卫兹等地方豪强的大力支持,这一点远非刘裕所能企及。
公元422年的春天,威震四方的宋武帝刘裕仅仅当了两年皇帝就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们说这里是刘寄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胸怀壮志、用兵如神、气吞山河的伟大平民英雄,他比东晋时期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成为皇帝。
刘裕未能完成平定中原的壮志,成为他留给后世的一大憾事。将这一结果简单归咎于他的称帝野心,显然有失公允。
实际上,刘裕之所以未能实现中原的统一,是因为他更像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英雄。仅凭战争与杀伐,并不能真正化解民族间的纷争。北伐军在东晋时期的征伐行动,引发了被征服地区民众的强烈抵抗,这才是阻碍统一大业的关键因素。历史呼唤着一位能够融合各民族的伟大领袖出现。
滔滔长江水,奔腾不息,带走了无数的功绩、遗憾、欢笑与泪水,只留下如画江山和朦胧烟雨。千古以来的是非成败,都已成为往事,任由后人评说。
当黎明的曙光洒遍大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人们告别旧时代,迈向新的征程。没有人知道,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还将上演多少令人震撼的故事。生命的篇章永不停止,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