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南京军区的三位将军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许世友、聂凤智、陶勇，这三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战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曾并肩作战，建国后又在南京军区共事多年。然而，当＂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时，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作出各自的选择。许世友选择了去往大别山，聂凤智和陶勇则决定留守南京。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选择，却让三位将军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为什么许世友要独自前往大别山？聂凤智和陶勇为何不愿同行？这个选择又为何会对三人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一、南京军区的三位将军

许世友、聂凤智、陶勇三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们都在红四方面军服役。许世友担任师长，聂凤智和陶勇分别在不同的团级单位任职。在长征途中，三人曾一同参与了著名的腊子口战役。

1934年11月，当红四方面军准备向川北地区转移时，国民党军队在腊子口一带布置重兵，企图阻断红军的行军路线。许世友率部担任先锋，在一次侦察中发现敌军在半山腰修筑了三道防线。他当即请求总部派遣支援，聂凤智和陶勇所在的部队随即赶到。

三人在战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术：由许世友的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吸引敌人注意力，而聂凤智和陶勇则分别率领两支突击队，从两侧山崖攀爬而上，对敌军形成包围之势。这个战术虽然冒险，但最终取得了成功，一举突破了腊子口防线。

建国后，三人的职业道路再次交汇。1955年，许世友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司令员。两年后，聂凤智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1960年，陶勇也来到南京，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华东分舰队司令员。

在南京军区，三人形成了独特的工作模式。许世友主抓陆军建设和整体军事部署，聂凤智负责空军建设和防空体系，陶勇则专注于海防工作和舰队建设。每逢重大军事演习，三人都会提前数日会商，制定周密计划。

1965年春，南京军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联合军演。许世友提出了＂三军协同＂的作战理念，由聂凤智负责制定空中支援计划，陶勇则设计海上登陆方案。这次演习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在日常工作之余，三人也保持着密切的私交。每逢农历新年，许世友都会邀请两位老战友到家中聚会。聂凤智擅长书法，经常为许世友题写春联。陶勇则喜欢下象棋，常与许世友切磋。三人还经常一起回忆往昔战斗岁月，畅谈军队建设问题。

1966年初，三人还在军区礼堂共同出席了春节联欢会。当时的照片显示，他们站在主席台上，笑容满面地向台下官兵挥手。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的同台亮相。

二、风暴来临前的预兆

1966年6月，南京军区的情况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最初的征兆出现在军区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栏上。一些署名＂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开始针对军区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提出质疑。起初，这些大字报数量不多，内容也较为温和。

7月中旬，情况急转直下。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到军区机关门口静坐，要求军区领导＂表态＂。与此同时，军区内部也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战斗队＂，这些组织声称要＂革军区领导的命＂。

8月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一群自称＂红色造反队＂的人闯入军区司令部。他们手持铜锣，一边敲打一边高喊口号。警卫员试图阻拦，但对方人数众多，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这一事件之后，南京军区的日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机关干部被要求停止正常工作，每天参加＂学习班＂。一些基层官兵也开始串联，四处＂揭发＂领导问题。

9月下旬，事态进一步恶化。南京市区的多个造反组织开始联合行动，他们在军区大门外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收集对军区领导的＂揭发材料＂。每天都有大量群众聚集在军区大门外，要求＂打倒军区一小撮＂。

10月初，聂凤智在视察空军部队时，遭遇了一群＂造反派＂的围堵。他们将聂凤智团团围住，强行要求他＂交代问题＂。这一消息传到军区后，许世友立即派人前往营救，才使聂凤智脱险。

陶勇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海军华东分舰队的一些人贴出大字报，指责他＂反对四大＂。有人甚至翻出了1962年陶勇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称这是＂反动言论＂的证据。

11月中旬，南京市区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各路＂造反派＂开始四处＂夺权＂，军区机关的正常工作已无法进行。许世友向军委报告说，军区＂处于瘫痪状态＂。

12月，情况更加严峻。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呼吁＂打倒许世友＂。他们在街头张贴标语，声称要＂揪出许世友的黑后台＂。军区大院的墙上也被人写满了攻击性标语。

面对这种局面，三位将军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许世友开始考虑暂时离开南京，他向几个信得过的老部下透露了这个想法。聂凤智则主张坚守岗位，认为军区不能＂一日无主＂。陶勇采取了较为低调的态度，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机会。

就在这种紧张局势下，1967年的新年到来了。往年这个时候，三位将军都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但这一年的除夕夜，军区大院里格外冷清。

三、分别前的关键对话

1967年1月2日，许世友在无锡27军招待所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聂凤智和陶勇，还有几位军区的老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当前局势和应对方案。

许世友首先通报了他与军委的几次通信内容。根据电报记载，军委对南京军区的局势表示关注，但并未给出明确指示。许世友认为，这种模糊的态度意味着军区必须自行决断。

会议期间，一位参会的师政委带来了南京最新情况：造反派已经开始分裂成不同派别，但都把军区领导层当作共同打击对象。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基层部队也开始出现动摇迹象。

这时，陶勇提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华东分舰队传来报告，有人正在策划＂接管＂军区机关。根据情报，行动时间定在1月中旬，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聂凤智则带来了空军系统的最新动态：空军部队虽然相对稳定，但已经出现了串联现象。一些技术骨干被造反派拉拢，基地的战备工作受到影响。

在听取各方汇报后，许世友提出了他的计划：暂时撤离南京，到大别山休养。他认为，当前的局势下，留在南京反而会加剧矛盾。他还透露，已经派人在大别山的后方医院做了安排。

会议进行到下半段，有人送来一份加急电报：南京市区的几个造反派组织正在组织人员前往无锡，扬言要＂追查许世友的下落＂。

这个消息促使许世友当即作出决定：次日一早启程前往大别山。他转向聂凤智和陶勇，诚恳地邀请两位老战友同行。

一阵沉默之后，聂凤智首先表态：他选择留守南京。他指出，军区不能群龙无首，至少要有一位主官坐镇。陶勇也表示赞同这一观点，表示愿意和聂凤智一起留下来维持军区工作。

许世友没有继续劝说，但提醒两位战友：一旦情况危急，可以随时撤离。他还留下了大别山后方医院的具体位置和联络方式。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三位将军在招待所门口作别。许世友的随行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吉普车，行李也已装载完毕。

第二天凌晨四点，许世友的车队悄然离开无锡，向西南方向驶去。这一天是1967年1月3日，大雪纷飞，天色尚未放亮。

就在许世友离开后的第三天，南京军区机关来了一批＂外地串联＂的造反派。他们得知许世友已经离开，便将矛头对准了留守的聂凤智和陶勇。

四、不同的人生轨迹

1967年春节过后，三位将军的命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许世友抵达大别山后，在后方医院暂住下来。这所医院位于深山之中，周围树木茂密，交通不便，成为了一个理想的避风港。

2月中旬，许世友收到了一份来自南京的秘密电报。电报显示，聂凤智和陶勇的处境日益艰难。造反派以＂军区两面派＂的名义，多次冲击他们的办公室和住所。军区机关的日常工作已经完全陷入瘫痪。

3月初，事态进一步恶化。一个自称＂东方红战斗队＂的组织，在军区大院门口搭起了＂专案组＂的帐篷。他们声称要对聂凤智和陶勇进行＂隔离审查＂。两位将军被迫在办公室和住所之间往返，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与此同时，许世友在大别山的生活却相对平静。他每天在医院附近的山间散步，偶尔与当地的老乡聊天。他特意让人从南京带来了一些军事著作，在医院的房间里研读。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以＂老李＂的化名称呼他。

4月下旬，南京军区发生了重大变故。一群造反派闯入陶勇的住所，将他＂押送＂到一个＂学习班＂。几天后，聂凤智也遭遇类似命运，被关进了另一处＂学习班＂。从此，两人失去了相互联系的机会。

5月，许世友通过可靠渠道得知了两位老战友的遭遇。他立即给军委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情况，请求军委予以关注。然而，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这封信并未得到回应。

6月的一天，陶勇在＂学习班＂中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由于延误治疗，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而聂凤智则在另一处＂学习班＂中，每天面对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批斗会。

到了夏天，许世友在大别山的处境也开始变得不安全。当地一些造反组织得知他的行踪后，开始组织人员前往医院＂追查＂。许世友不得不转移到更偏僻的山区。

9月，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陶勇在医院病逝，终年62岁。他的遗体在简单的仪式后火化，骨灰由家人领回。聂凤智闻讯后，曾多次请求探望，但均未获准。

年底时，聂凤智被转移到一个军队＂干校＂。在那里，他被安排做农活，每天起早贪黑。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在工余时间练习书法，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许世友则在大别山度过了整整一年。他经常回忆起去年此时在无锡的那次会面，那是三位老战友最后一次齐聚。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大别山寒风凛冽，南京战友何在？＂

这一年间，三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时代的洪流冲向不同的方向。许世友的选择让他暂时避开了风暴的中心，而选择留守的聂凤智和陶勇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风暴过后的重聚

1969年春，局势开始出现转机。3月，许世友接到军委电报，要求他返回南京主持工作。这一天，大别山的杜鹃花正盛开，许世友带着在医院写就的笔记，踏上了归程。

返回南京后，许世友立即着手处理军区的各项事务。他首先询问了聂凤智的情况，得知老战友仍在＂干校＂劳动。经过多方协调，许世友终于在4月中旬为聂凤智＂解除审查＂。

聂凤智回到南京时，已经消瘦了许多。他的双手布满老茧，这是在＂干校＂劳动留下的印记。但他的精神依然矍铄，见到许世友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军区的工作情况。

5月初，许世友和聂凤智一起前往陶勇的墓地祭奠。墓地位于江宁郊外的一处小山坡上，周围杂草丛生。两位将军带来了陶勇生前最爱喝的江苏老白干，摆在墓前。许世友取出在大别山写的一首诗，郑重地放在酒瓶旁边。

6月，军区开始恢复正常秩序。许世友和聂凤智分头走访各个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们发现，很多基层官兵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战备状态，这让两位将军感到欣慰。

7月的一天，许世友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报告。报告显示，当年参与批斗陶勇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被依法处理。其中一人在接受调查时承认，他们曾故意拖延给陶勇就医的时间。

8月，聂凤智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提议恢复陶勇的名誉，并建议在军区大院里为陶勇树立一块纪念碑。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

9月，纪念碑落成。碑文由聂凤智亲自撰写，许世友题写碑名。碑文记述了陶勇的一生，特别提到他在关键时刻选择坚守岗位的决定。

10月1日，在国庆节的阅兵式上，许世友和聂凤智站在一起观礼。两人望着整齐列队的部队，想起了多年前与陶勇一起检阅部队的情景。

年底，军区专门召开座谈会，总结这段特殊时期的经验教训。会上，许世友念了一份他在大别山写的日记，记录了当年分别时的情景。聂凤智则讲述了在＂干校＂的经历。

1970年春节，许世友和聂凤智再次来到陶勇墓前。这一次，他们带来了陶勇的家人。许世友将自己在大别山写的笔记交给陶勇的遗孀，那是他对这位战友最后的纪念。

墓地的杜鹃花开得正艳，恰如当年许世友离开大别山时看到的景象。三年前的那个雪夜，三位将军分别时的情景，已经成为了一段不会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