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举国同悲。周恩来总理的离世让无数中国人民痛彻心扉。作为与周总理共同奋斗数十载的老战友，时年83岁高龄的宋庆龄更是悲痛万分。然而，就在周总理追悼会期间，一向温和稳重的宋庆龄却一反常态，在人民大会堂突然愤然离席，并在回到寓所后扬言要辞去所有职务。这位始终坚守在新中国建设岗位上的老人，为何会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让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家副主席如此愤怒？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追寻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
一、革命战友，肝胆相照
1925年春天，广州城内一场重要的国民党会议正在召开。时任中共代表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此首次相遇。当时的周恩来已经展现出卓越的革命才能，而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在积极推进国共合作。
这次会面让两位革命者一见如故。当周恩来向宋庆龄详细介绍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时，宋庆龄认真倾听，不时提出中肯的建议。她表示，振兴中华必须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而共产党正是这支力量的代表。
同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在这关键时刻，宋庆龄坚定地站在革命进步力量一边。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她多次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协助起义军了解敌情。当25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宋庆龄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这是对她坚定革命立场的最好证明。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宋庆龄在上海冒着巨大风险，为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她的寓所成为周恩来等同志往来传递信息的重要据点。一次，当国民党特务正在搜捕共产党员时，宋庆龄果断地将一份重要文件藏在了自己的私人保险箱里，避免了文件落入敌手。
1928年春，形势愈发严峻。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密信，建议宋庆龄暂时离开上海。宋庆龄却坚持留下，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她说：＂革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在白色恐怖最为猖獗的1934年，宋庆龄的住所成为上海地下党重要的通讯中转站。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为被捕的共产党员奔走营救。同时，她还协助党组织重建被破坏的电台联络网，确保党中央与各地革命力量保持联系。
1936年，当美国记者斯诺提出采访延安的请求时，宋庆龄立即意识到这是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重要机会。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详细说明情况。周恩来很快回信表示欢迎，并安排了周密的接待计划。这次采访后来促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二、建国初期，携手共进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开国大典的重要见证者，宋庆龄与周恩来并肩站在城楼上，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当天晚上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特意安排宋庆龄坐在主桌，以示对这位革命元勋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周恩来总是认真听取宋庆龄的意见。1950年6月，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时，宋庆龄提出了多条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这些建议最终被写入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1951年初，为加强新中国的国际联系，周恩来向宋庆龄提议组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考虑到宋庆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周恩来亲自邀请她担任该协会主席。在宋庆龄的主持下，这个组织成为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1952年，周恩来和宋庆龄共同参与筹备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宋庆龄提出要特别关注儿童福利问题，周恩来立即指示相关部门拨付专项资金，支持儿童福利院的建设。在上海，第一所由中国福利会创办的儿童福利院很快建成，开创了新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先河。
1953年，周恩来率团访问印度期间，特意带去了宋庆龄写给尼赫鲁的亲笔信。这封信对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底，当印度代表团来访时，宋庆龄应周恩来之邀，出席了欢迎宴会，与客人分享了她对促进亚洲和平的见解。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周恩来多次与宋庆龄商讨宪法草案。宋庆龄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些建议被周恩来采纳，并反映在了最终的宪法条文中。
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虽然宋庆龄因身体原因未能随团出访，但她提前与周恩来详细讨论了会议策略。她建议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亚非国家团结的重要性，这一建议被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充分体现。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第一时间向宋庆龄汇报了会议成果。
1956年，为推进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宋庆龄向周恩来提出了创办儿童医院的设想。周恩来随即责成卫生部进行专题研究，并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专门的儿童医院。这些医院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儿童医疗卫生事业迈上了新台阶。
三、特殊年代，相濡以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已经80岁高龄的宋庆龄处境并不轻松。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中央警卫局，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加强对宋庆龄住所的保护。同时，他还特意安排专人定期向宋庆龄通报国内外重要情况，确保她能及时了解国家大事。
1967年春天，一些激进分子打着＂革命＂的旗号，试图冲击宋庆龄的寓所。周恩来获悉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明确表态宋庆龄的特殊历史地位不容质疑。随后，他亲自安排工作人员日夜值守在宋庆龄住所周围，有效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冲击事件。
1968年，当全国掀起＂斗、批、改＂运动时，周恩来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他还特别安排人员整理了宋庆龄早年支持共产党的历史材料，以此说明她的革命立场。这一举措有力地保护了宋庆龄免受不必要的政治风波影响。
1969年初，为了确保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周恩来安排相关部门继续保障她的特供物资供应。当得知宋庆龄的一些老工作人员被调离时，他立即过问此事，并设法让这些熟悉宋庆龄生活习惯的工作人员重返岗位。
1970年，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特意安排宋庆龄列席会议。会议间隙，他多次与宋庆龄交谈，听取她对国家局势的看法。宋庆龄对科教文卫工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并在后续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1971年，在中美关系解冻的关键时期，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与相关外交活动的筹备工作。她提出的一些建议，为中美两国破冰起到了积极作用。同年，她还应周恩来的请求，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为＂乒乓外交＂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1972年底，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问题。即便如此，他仍然关心着宋庆龄的境况。当获悉宋庆龄因感冒卧床时，他立即派最好的医生前去诊治。在他的安排下，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批进口药品中，专门为宋庆龄预留了一份。
1973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宋庆龄多次通过书信的形式，向周恩来表达对国家发展的建议。尽管身体欠佳，周恩来仍然认真阅读每一封信，并就其中的重要问题作出批示。在他的推动下，宋庆龄关于加强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1974年，当宋庆龄的部分历史著作面临重新出版的问题时，周恩来作出明确指示，要按照宋庆龄的原意进行出版，不得随意删改。这一决定，保护了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完整保存下来。
四、追悼会上的风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当天下午，宋庆龄就收到了追悼会的具体安排。按照规定，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她将在追悼会上就座于前排。
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的前一天，宋庆龄提前到达现场查看场地布置。她发现周恩来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包括他工作时常用的茶杯、钢笔等，都未能在追悼会现场展示。宋庆龄当即向工作人员提出，这些物品应该作为周总理生平的见证在现场陈列。
1月11日上午，追悼会开始前，宋庆龄注意到会场的布置与商定的方案有所改动。原本应该悬挂的一些照片不见了，这些照片记录了周恩来在重要历史时刻的身影。更让她不解的是，主席台上的横幅用词出现了明显改动。
追悼会正式开始后，主持人宣读了悼词。然而，这份悼词中对周恩来同志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在特殊年代中维护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都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当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时，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按照原定安排，应该播放一段反映周恩来生平的纪录片段，但工作人员突然通知取消这个环节。这个临时变动没有任何解释说明。
就在这时，宋庆龄站了起来。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缓缓走向会场出口。当工作人员试图劝阻时，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离开。随后，她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回到寓所后，宋庆龄立即召集了几位老同事。她表示，这样的追悼会对不起周恩来同志，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她当即提出要辞去手中的所有职务。消息传出后，一些老同志闻讯赶来劝说。
第二天，中央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往宋庆龄住处了解具体原因。宋庆龄向来访者详细说明了自己对追悼会安排的意见。她指出，周恩来同志一生为国为民，追悼会的形式和内容都应当充分体现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尊重。
1月13日，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追悼会引发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后续的纪念活动中，要充分展现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同时，针对宋庆龄提出的辞职问题，与会领导一致认为这个请求不应获准。
这次风波之后，宋庆龄仍然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通过各种方式，为宣传和传承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作出了不懈努力。在她的推动下，一些关于周恩来同志的重要史料得以保存和整理。
五、身后典范，历久弥新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她临终前的遗愿之一，就是要将自己珍藏的周恩来同志的书信、照片等重要文献资料全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管。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了研究两位革命先驱关系的重要依据。
同年6月，在整理宋庆龄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在她的书桌抽屉中发现了一个特制的檀木盒子。盒中保存着一份手稿，是宋庆龄生前写下的《忆周恩来同志》。这份未完成的手稿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如何在危急时刻保护她的安全。
198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在陈列规划中，专门辟出一个展区，用于展示宋庆龄与周恩来共同奋斗的历史。工作人员在整理展品时，发现了一封周恩来在1975年写给宋庆龄的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两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友谊。
1983年，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85周年，有关部门组织编纂《周恩来年谱》。编纂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宋庆龄留下的日记和书信中，找到了大量关于周恩来工作生活的重要记载。这些材料为完善周恩来同志的历史形象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1984年，上海宋庆龄故居开放时，特别设立了＂周恩来与宋庆龄＂专题展览。展览中展出了一份1937年的文件，记录了周恩来为营救被扣押的宋庆龄所做的努力。这份档案的公开，揭示了两位革命家在抗战时期的深厚情谊。
1985年，中国福利会整理档案时发现，周恩来曾多次为该会的工作提供具体指导。在一份1963年的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周恩来对宋庆龄提出的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建议的支持意见。这些历史文献见证了两人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密切合作。
1986年，北京图书馆从海外征集到一批民国时期的照片。其中有一张1946年的照片，拍摄的是周恩来陪同宋庆龄参加国共谈判的场景。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被收入《中国现代史图集》，成为那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1987年，天津文史馆整理出版《天津文史资料》时，收录了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1925年周恩来在天津期间，如何协助宋庆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过。这篇文章的发现，补充了两人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细节。
1988年，上海档案馆公布了一批解放初期的文献。其中包括周恩来就上海市政建设向宋庆龄征求意见的请示报告，以及宋庆龄对城市发展提出的建议。这些档案材料展现了两人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互信与合作。
这些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发掘与保存，不断丰富着人们对周恩来、宋庆龄两位革命先驱的认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