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三百年第一人。
早期的范仲淹嫉恶如仇，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他看不惯首相吕夷简，于是三番五次的弹劾他，再加上之前逼太后刘厄退位等君子行为，使其屡次被贬出京城，虽然仕途不顺，却为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成为仁宗年间少壮派的领袖，而他在当地方官的时候，泰州修筑堤坝，苏州兴修水利，不仅为当地百姓办了很多实事，更是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名声。
宋朝与西夏战起，群龙无首，关键时候，范仲淹与韩琦临危受命，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对抗李元昊，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他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大兴寨堡，在固守基础上再稳步推进，虽然短期收效甚微，但极大的遏制住了西夏军队进攻的步伐，以至于他所统辖的地区西夏军队都不敢轻易侵犯，直至西夏与宋朝签订和议，西北战事暂停。
回到京城后不久，庆历四年，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开始施行，他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除了府兵法太过极端，其他都被仁宗采纳，可惜新政在推行不到一年多就告失败，范仲淹也再次被贬到地方，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京师，直至死去。需要指出的是，宋朝优待士大夫，一般宰相贬官后到老年都会被皇帝召回，例如大恶的丁渭都可以回开封养老，而范仲淹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就要牵涉到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范仲淹心怀天下，兼济苍生，但他不是当朝皇帝需要的那个“官”，也不是大多数同朝为臣的士大夫需要的那个“同事”，他的人品、功绩都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靶子，直到他死去的时候也不被那个年代全面认可。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曾经年少轻狂过，也在受过多次打击后变得现实，明白了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有时候也必须做出一些妥协，但本质上，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君子的做派，修身，治国，平天下，他比其他很多所谓的君子看的更高更远，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去纠缠谁对谁错，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去做实事上面，西北对抗西夏时，也许他的策略比较保守，但事实证明却是最有效消耗西夏国力的手段，几百年之后，明朝晚期的基石孙承宗也是采用类似的手段打造了关宁防线，扛住了后金努尔哈赤的进攻，在这方面，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并不比韩琦要差，从长远角度考虑，甚至比韩琦还要高出一个档次，可惜范仲淹太君子了，他推掉了可以统领那个时代朝堂的机会，而把韩琦也拉上来成为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事实上，那个年代朝廷一直没有绝对的领袖，这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要知道，君子都是不屑于结党，也不肯屈居于别人之下，更何况是韩琦这样不世出的人才，没有领袖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服谁，即使范仲淹想维持住这种局面，依然无法阻止被小人陷害，君子集团彻底溃败被赶出京城，宋朝年间实力最强大的文官集团在政治上宣告全面失败。
再来看庆历新政，虽然他看到了社会的弊端，也提出了方针，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对策，甚至只是喊喊口号，这就比后来的“熙宁变法”要假大空，而且庆历新政只是照顾到了上层的、国家级别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底下阶层的命运，忽视了最底层，缺乏群众基础后，失败在所难免。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范仲淹并没有带给宋朝政体、国体、社会的大革新，但他仍然是那个年代站在最高峰的唯一一人，他的伟大在他刚死的时候没有引起波澜，却在后世，尤其是宋朝国力越来越衰败的后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并口口相传，以至于只要说到你是范公的后代就会被刮目相看，这样的人物，人们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去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捧上神坛，可叹的是相似悲剧仍然被历朝历代、反复不断的重演。
但无论如何，范仲淹的这种家国情怀都让他站到了封建社会思想最顶级的高度，他的远见，他的胸襟，他的行为，无不是几千年来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舞和感动了多少读书人，让他们矢志不渝的去追寻、去探索救国、治国之道，范文正公，无愧于大宋三百年历史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