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悲壮的记忆！

这是一段沉重的记忆！

我几次拿起笔，几次又放下。我被这悲壮沉重的心绪一次次地击倒。

我真的不想写这段文字，但又不能不写。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装载着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的部分。

我想我把这段文字放在一起用手狠劲一挤，一定能挤出鲜淋淋的血来，那就是我长眠61年的战友们，先烈们的血！

这血！

这鲜红的血呀，让我61年未得安宁！每每想起，我的心就一阵一阵的绞痛、绞痛啊！

苍天记得吗？

大地记得吗？

黄河记得吗？

祁连山记得吗？

61年前的10月，有2.18万多头戴八角帽的人走入甘肃的河西走廊，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永远永远长眠在祁连山下了。我知道，苍天记得他们！大地记得他们！黄河记得他们！祁连山记得他们！因为他们的悲壮已让天地动容，山河颤栗！

52年后的1989年，我再次走上那块土地，当地一位领导劈开一断杨树枝让我看，我清晰地看到断面上有许许多多的红五星。那位领导告诉我，那都是西路军将士们头上的红星。果真天地有灵吗？遥想那悲壮的岁月，面对这奇特的杨枝，我宁可信其有！

黄河滔滔送壮士

一场好睡总算把一个月里的奔波之劳消去了大半。我是想全消掉的，但有人不让，那人在门外喊："开会啦开会啦，徐国富开会。"

会很简单：许世友师长去红军大学学习，董彦俊任骑兵师师长，秦贤道任政委，骑兵师扩编，原来的4个连扩编成两个团，徐国富任骑兵一团团长；宁夏战役即将开始，迅速做好准备工作。

这个会我愿意开，从连长提升为团长，我不刻意去追求当官，但你要提我官我照样高兴。不过许世友调离倒是件憾事，我们俩很对脾气。这次整编，骑兵师下面增加了团的编制，原来是师下边就是连，现在师下设两个团，原来的一、二连归一团，三、四连归二团，我当了一团团长，原来二连指导员余才贵任政委，二连连长张玉林任参谋长，一连指导员杨真任政治处主任。并从部队抽调部分人员补充骑兵师。

宁夏战役是什么意思，这里需要说几句。

日本鬼子侵占东北、虎视华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役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东北军、西北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关键需要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求必要的援助和安全的后方。不然，前面与日本人打，与蒋介石打，背后甘肃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捣乱，势必腹背受敌，难以应酬。因此中央决定一部分部队首先渡过黄河，三个方面军主力后续跟进。红四方面军属于"一部分"先过黄河的队伍之列，因此，我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2.18万人于10月底和11月上旬之间渡过黄河。

此间，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围剿"攻势，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马步芳及东北军各部多路出击，拟将我红军全歼于黄河西岸。几十万敌人扑向黄河东岸，我红军主力未及过江已难招架，故暂放弃西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令渡过黄河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独立作战，配合红军主力行动。

原来是作为先头部队，与红军主力一同行动。忽然变故，成了独立行动，单独作战。这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物资上都显得有些准备不足。但准备不足也没办法，蒋介石和马步芳都不会因为你准备不足而不动手。

10月24日，我三十军渡过黄河，尔后，九军、五军均渡河成功。我骑兵师随三十军先期渡河。

10月的黄河，水急浪高。为了渡河，虽做了一些木船，但舟少人多不够用，我们就自做皮筏子。

买来牛羊，剥下皮来，用木棍支开，七八个缝在一起，就可以渡一个班。

渡河时我们全团400多人，打通河西走廊，苏联老大哥为我们准备了好枪好炮，回来再打老蒋，打日本。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特别振奋，还呼呼号号地唱着歌过了黄河，谁知道过了黄河就像被娘遗弃的孩子，回又回不来，走又走不通，结果悲惨命运就降临到我们西路军2.18万名壮士的头上了。怪谁呢？我看到第 x 方面军1963年写的一本战史上把责任安在张国焘的头上。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委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问接与我有关。"（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51页）

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阐述：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在此之前他还有这样一段话："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孰对孰错不敢枉自评说，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历史不应该是婊子，该啥样就啥样，不能变来变去，也不该有意回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记载：随李先念同志突围后到达星星峡的只有400人。单人或几人逃离、被俘经营救出狱三项累计约4000多人。其他就是捐躯者的数字了！

解放后，青海省在西宁市为西路军捐躯者建了座纪念碑，碑文最后写道：

英勇的革命先烈们，安息吧！

你的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89年我重返那块土地时，在这座纪念碑前我站立了很久、很久。作为幸存者，我有许多许多话要跟他们说，可是他们能听得见吗？!

糊涂仗

"操他娘的，这仗没个打啦！"

"上面咋地啦，奶奶个屎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从古至今没这么指挥的！"

"脑袋让门挤啦，还是发痣症了，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

董振堂说："到底怎么着拿个准主意，再这么拉锯，老本就拚光啦。"

陈海松说："这打的什么鸟仗，窝囊啊！"

李先念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徐向前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

我说："这哪叫打仗，这简直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嘛！"

窝囊仗！

难心仗！

糊涂仗！

......

这话都是对谁说的呢？对陈昌浩这个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对不在西路军里的张国焘，还是对……1937年2月间，中央书记处来电指出：

"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政治错误"是指1936年张国焘决定的由阿坝南下作战行动，陈昌浩是积极的支持者。此时，把"政治错误"与西路军行动联在一起，陈昌浩如何不谨小慎微。

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表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要求在一定会议上检讨，无人理会。对此事哪一级也未做结论。

徐向前这位总指挥在西路军失败已成事实后辗转到达延安，毛泽东没有责备只有安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文革"期间有人要找西路军的麻烦，毛泽东说西路军谁都没有错，责任在中央。

这是不是定论呢？如果是定论，长眠于河西走廊的壮士们，你们听到了吧？!

说在河西走廊打的5个月的仗是糊涂仗应该说不过份。先是三军统一行动拟夺取宁夏；后则独立西进，打通新疆，再后停步永凉建根据地；再后向西进；再后向东打；再后又向西进；再后又建根据地；再后东返；再后"固守50天"。到底为什么这么折腾，电报一封又一封（为节省篇幅，电报原文故未录上，欲知详情者，可阅徐向前撰写的《历史的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告诉怎么怎么办，就是没说为什么那么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事干起来心里没底。

"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

"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面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

以上这些都是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的原话。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不仅我们中下层干部战士糊涂，就是正副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也都糊涂，战士打的和干部们指挥的都是糊涂仗！

从整体看打的是场糊涂仗，但具体到每次战斗，将士们却一点也不含糊。

1936年10月24日三十军先头部队渡河成功，于27日在一条山一带击溃马步青两个旅，包围了1个团。

11月初，我九军在打拉牌一线与1个骑兵团和特务团、民团5000余人展开激战。我军稳扎稳打，从容应敌，激战4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千余人，顿挫敌人的凶焰。

11月13日，九军攻占古浪成功，守敌溃逃。三十军向西疾进，先围凉州（今武威），再克永昌、山丹。渡河后的这一个月时间，我军可以说势如破竹，勇不可挡，已进至河西走廊的中部。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根据以往的经验，建立根据地需要条件，地理、给养、民情、敌情，哪一样不具备也难以建立得起来。永昌、凉州一线为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腾格里大沙漠，南对绵绵祁连山，中间窄窄的狭长地段，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敌骑兵运动十分便利；当地缺粮少水，马步青、马步芳强大骑兵追击将至，根本不是持久立足之地，如何建根据地。但中央有令，陈昌浩不顾现实，不顾徐向前、李先念等众人反对，坚决执行。

从过河开始至此，西路军打的都是攻击战，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因此连克数城，不可阻挡。现在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不让动，就只好打防御战了。而当时我们恰恰缺乏打防御战的条件。所以面对"二马"骑兵的强大攻势，我们西路军只好在凉州四十里铺至山丹之间300里地段上与敌人艰苦鏖战。

也许您要问：为啥把战线拉得这么长？

前边说到：人烟稀少，村庄零落。这一带几十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十几户人家，2万多人的部队，哪一个村庄也难以容得下，且出发渡河时行动仓促，本计划很快通过狭长走廊，进至新疆，所以携带粮水有限。这一切都无法不使部队长线驻扎。因此也就给敌人造成了重点突破的机会，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其间半个月，连续进行了5次较大的战斗，零星战斗无法计算。

凉州四十里铺战斗，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一个团血战3天，最后出击，于野外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白刃战，杀敌2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800人以上。但我军也伤亡500余人，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一个连全部牺牲。

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又遭敌两个旅进攻，激战两天，我军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拚杀，毙敌800余。

水磨关之战，毙伤敌600余。

永昌之战，杀敌2000余，击落敌机1架。

山丹之战，击退敌两个旅又两个团的进攻。

这半个月的时间我军无日不战，共毙伤敌6000余人，但我西路军也损失6000余人。

1936年12月18日中央电示：

"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甘、肃二州在西，部队又开始西进了。

1937年元旦攻占高台。

元月上旬，攻击甘州未下，就近扎营，待补充粮草。

此时军委电令停止西进，开辟甘、肃二州根据地。又得打防御战了。结果，首先五军大部遇难，增援的我骑兵师也损失大半。至此，西路军只剩1万余人。

元月16日中央电示回师东进。马步青、马步芳发现我军东撤、岂肯让路，自1月23日起，敌投入兵力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手枪团、1个宪兵团及大量民团计7万余人，在倪家营子与我军展开了20多天的血战。此时我军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且有生战斗力仅占2/5，大部为妇女、伤病员、儿童及机关后勤人员。其惨烈可想而知。

2月中旬中央电示放弃东进计划，就地坚持。

西路军总部提出不东进，拟西进。中央回电不同意西进，后电示"固守50天。"结果在倪家营子"固守"时大难临头。从此红军编制序列中的第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消失。

人们不禁要问：中央电示，为什么忽左忽右，忽走忽停呢？中央当然有中央的道理。向西，是为了打通苏联通道；向东是为了缓解河东红军形势吃紧的应急措施；停下来是为了制造假象迷惑蒋介石引起注意，为河东红军南下或东出制造时机；走是为了牵制敌人，缓解河东红军的压力。这里只能概括地说一下，详情错综复杂，本文难以细说。

总体部署没有错，只可惜西路军不抗折腾，要是铁打的钢铸的就好了。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