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期间，由于在“大跃进”中犯的冒失以及面临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多数地方的粮食供给出现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责任田”制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包产到户”制度，在安徽省首次被提出并实施，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关于“包产到户”这一制度，毛主席却始终对其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包产到户”在农村受到了不少农民的欢迎，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是当我国顺利的渡过那段困难时期后，毛主席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便再次提出：“如今我们渡过难关了，是不是可以停止包产到户了。”
包产到户在我国推行的具体背景是什么？
毛主席为什么对包产到户有这么大的意见？
毛主席到底在担心什么？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农村产权制度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包产到户”制度不能给贫苦农民以适当的照顾，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农村的两极分化。毛泽东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认为， 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 农民仍然穷的穷、富的富， 那就有悖领导农民革命的初衷。而搞包产到户， 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从1959年开始，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始袭击我国，这些灾害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翻阅《中国灾情报告》我们可以得知，这场罕见的灾害首先出现在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等地，这些地方都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并且在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时候，灾害范围进一步蔓延到了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被特大旱灾所影响，带来的后果也让当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较之1959年再次减产超过50%，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叠加上大跃进、浮夸风给我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全国人民都陷入了饥荒当中，当时的情况之严重，连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开始带头缩减粮食。
1961年2月，面对严峻的形势，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合肥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曾希圣作完工作报告后，首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在省内部分地区推行责任田制度，让老百姓恢复到过去的生产模式，自给自足，自我发展。所谓责任田制度，实际就是包产到户的另一种说法。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普遍施行了合作化制度，农民们全部加入合作社，并将自己分得的土地全部交由合作社经营，统一耕种和管理。而包产到户就是取消这种做法，将土地分回给农民，让他们自己耕种，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小农耕作模式。尽管责任田制度看上去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他却可以有效改善人民公社中部分人“磨洋工”的现象，当农民自己承包土地时，他的劳动成果将变成自己的收益，而不用分享到集体。
在如今中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影响下，责任田制度看上去似乎能够政善农村严峻的现状。曾希圣提出的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其他同志的支持。
1961年3月7日，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到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并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关于安徽“责任田”的一份材料转送毛泽东。
3 月15、16日， 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过了几天， 他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但很快， 安徽的“责任田”就不是小范围， 而是大范围了。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邻近的一些省份听说安徽搞了“包产到户”， 也要求仿效安徽的办法。毛泽东表示：“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 可以多搞一点。”
毛泽东说“可以多搞一点”， 并不是表明他已经认同了“责任田”， 而是此时， 他正在为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寻求办法。在毛泽东看来， 安徽实行的“责任田”不失为解决平均主义的一种办法， 可以一试。
在安徽大搞“责任田”时， 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9月，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份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中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 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现象。”
1962年初，在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曾希圣作为代表对安徽试行责任田制度，所取得的效果以及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总结，进行了阐述，可是令曾希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报告刚刚做完，就遭到了不少党内的老同志的批评，对曾希圣的批评或者说是对责仼田制度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责任田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会让中国重新回到过去的小农经济模式。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对集体权威的严重损害，如果这种做法长期推行下去，势必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面对如潮般的批评声，曾希圣不知该作何辨解。
同样参加会议的邓小平才刚刚替曾希圣说了一句：“我觉得不管什么手段，能提高粮食产量，缓解饥荒，就是好手段。”就立刻招来了批评，有些同志直接指责说，这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还说邓小平的发言有资本主义的倾向。
在会议中，毛主席对此争论，始终不发一言，他既没有明确批评曾希圣的做法，可是也没有表示支持。在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找曾希圣谈话，他说到：“现在灾害的影响已经渐渐降低，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继续恢复到人民公社的模式呢？”宵希圣对此则是非常不解？他疑惑的问毛主席，责任田制度既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什么不能继续推行呢？对于曾希圣的疑问，毛主席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责任田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没有错，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村势必会出现阶级分化，地主阶级会再次出现，中国过去已经搞了几千年的包产到户了，搞好了吗？”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毛主席的这番话是对的，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年轻时还在湖南各地作了农民的考察报告，对小农经济有着充分的了解。尤其是毛主席纵览中国古代史，对每个王朝的兴衰灭亡原因进行过总结，最后除了少数几个因为外族原因的王朝，其他的无一不是因为严重的土地兼并而让国家的财政积重难返，以至于最终失去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该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在毛主席看来，集体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一条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新中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由于党组织的强大组织能力，再加上大规模的土改，已经事实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这就让土地兼并失去了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产到户，就等于是为地主阶级提供了温床，新滋生出来的阶层不仅会使农村出现阶级分化，甚至还会对党的基层组织能力造成冲击。出于这个担忧毛主席才始终对责任田制度，持谨慎态度。毛主席所站的高度，显然不是此时的曾希圣所考虑的，他作为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亲眼见到无数农民，艰辛挨饿的状况，这使得他顾不上长远的历史考虑，而是想先让农民先吃上饱饭再说。
由于这次会议的影响，在1962年中旬，曾希圣被免去了职务。在安徽大范围推行的责任田制度也重新回到了人民公社模式。此后，中国又在这样的集体模式中走过了18年。直到1980年在邓小平的大力推行下，包产到户才又继续在中国搞了起来。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道路呢？
毛主席的担心有无道理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典型案例，比如时至今日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北省周家庄公社的发展现状，这里就始终坚持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且还发展得相当不错。周家庄公社的案例并不是孤例，同样以集体主义经济闻名的河南省南街村，它的发展历程也很值得我们探讨。闻名中外的南街村模式同样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从结果来看，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优于很多个人单干的“包产到户”模式。据统计仅仅在2013年，该村的收入就超过16亿元人民币，更难能可贵的是，南街村在收入分配上也一直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无论是村委书记还是普通的村民，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平等的保持一致，这也导致南街村几乎不存在贫富差距；除了在初次分配上控制贫富差距，南街村在二次分配上也做了很多努力。村里的房子是免费分配的，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包括村民的水电费等生活成本，都是由村集体“买单”。看上去南街村的模式似乎就是理想中的乌托邦。当然，无论是南街村还是周家庄公社，他们所取得的成功，我们要认可，但是他们的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也要理性看待。
我国的领土很庞大，国情很复杂，单一的成功模式并不足以论证其在全国推广的可行性。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说过：“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当一个国家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一穷二白，直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未必可行。毕竟，要实现共同富裕，起码得要先富起来。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想要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的蓝图。而邓小平同志则着眼于实际情况，提出先发展经济搞包产到户。
当然，局限于时代发展的藩篱，我们很难看到真相，这两者究竟孰优孰劣或许真的只有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