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12】没有外星人:揭秘三星堆文化的神秘来源

傲芙聊宇宙 2024-10-16 14:27:02

在中国考古遗址中,三星堆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它出土的器物造型独特、风格夸张、类型多样、做工精美,即使放在今天,也称得上自成一系的旷世神作。更重要的是,这些器物与华夏器物差别太大,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让我们看后只有一脸惊讶,不知其所以然。

由于三星堆文物太过奇特和怪异,难以解释来源,有人干脆将其归结为外星人的遗存。

三星堆人真的是天外来人?当然不是。咱们在上一讲中,提到考古学界已经摸清成都平原古人来源,确定了宝墩和三星堆文化序列,不必说与外星人无关,连东亚之外的其他族群,都没有牵扯。

要想明白三星堆文化,必须先搞清它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青铜器的区别。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空间概念,指四川广汉市鸭子河西岸的古城遗迹。这些遗迹由不同时期人群留下,形成了不同文化类型。距今4400年到3600年的遗迹,叫宝墩文化或者三星堆一期;距今3600年到3300年的,叫三星堆二期;距今3300年到3100年的,叫三星堆三期;距今3100年到2900年的,叫三星堆四期或十二桥、金沙文化。

对于三星堆古人来说,宝墩文化是南部传来的异族文化;四期时,三星堆已经辉煌不再,都邑转移到了金沙。所以,考古学界一般将二期和三期,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的遗存,叫作三星堆文化。

不过,我们一般感叹三星堆文化的奇特时,往往又是特指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2023年,据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碳十四检测,其中四个祭祀坑埋藏时间,在公元前1125到至1016年之间。

如此一来,问题就清楚了。我们讨论三星堆古人的来源,需要上溯到三星堆一期遗址;讨论三星堆文化形成,需要上溯到三星堆二期;讨论三星堆青铜器的形成,要聚焦到公元前12世纪到11世纪。

西周讨伐殷商的牧野之战是公元前1054年,三星堆青铜器就是在此前后制造或者被埋入地下的。商末周初,中原史前文明已经非常成熟,即将进入信史阶段了。这个时期的三星堆青铜器,怎么可能是外星人制造?

为了真正说清楚三星堆青铜器的来源,我们还是从三星堆古人说起。

自古以来,众人皆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多数人恐怕不知,这里的蜀道仅指北向通道,而不是所有蜀地对外的通道。事实上,由于东西南北皆有河流,四川盆地是八方辐辏之地。

两三万年前,汉藏人群从云贵向黄河上游迁徙时,想必就有现代人类半途折入成都平原,成为了最早的土著。等到六千多年前,汉藏人群分化为藏缅和汉族,藏缅人群从甘青南下时,又有部分藏缅分支从甘南或者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岷江上游,种植粟黍为生。

三星堆人先祖就是5100年前,顺着白龙江南下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他们是藏缅人群的分支,或者说羌人分支。最初,他们集中在茂县、汶川和理县等山地,后来逐渐向平原腹地进发,形成了桂圆桥文化、三星堆文化。

5000年前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中期文化的西部延伸,以种植粟黍为主,采集和狩猎为辅,擅长制作彩陶。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一把青铜小刀,就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不过,与同期长江中下游围城而居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相比,马家窑文化还是仍属落后。

桂圆桥人群在平原北部扎根五百年后,一批长江中游苗瑶族群,或称之为屈家岭文化人群,4600年前顺着长江和岷江溯源而上,进入成都平原南部山前地带。 不知什么原因,屈家岭文化随后就从长江中游衰落,后被石家河文化人群取代

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南部生活着土著,以及从川西高原下来的藏缅人群。但是,屈家岭文化人群能够铸造城墙、种植水稻、制作玉器、纺织细线,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土著和藏缅人群,所以很快便雀占鸠巢,形成以宝墩为中心的八大城邑,将成都平原带入了早期文明阶段。

北部相对落后的三星堆人群,想必对南部宝墩文化垂诞不已,遂积极引进苗瑶人群的水稻种植和手工技术,开启了宝墩化序幕。因此,三星堆人最早的文化,又被叫作宝墩文化。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千年。没人知道这 一千年中,三星堆人经历了什么,不过放眼亚欧大陆,这一千年出现了根本性的剧变。由于北半球气候变冷,北方原始印欧人群四散奔逃,分头进入西欧、西亚、中亚甚至南亚,将各地搅动得天翻地覆,重新洗牌。其中一支,称作吐火罗族群,甚至进入新疆绿洲。

印欧人群擅长冶金、驯马,他们进入新疆绿洲,意味着将青铜铸造和马拉战车技术带入了中国境内。同时,受他们挟裹而来的中亚人群,又将西亚大麦、小麦、黄牛、绵羊等,引入中国境内。河西走廊的马家窑—马厂—西城驿—四坝人群,将这些西来的新技术、新作物、新家畜,传递给了甘肃齐家文化人群。

4000多年前的亚欧大陆族群大洗牌,直接改变了中国境内史前文明格局。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中国境内史前文明是百花齐放,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曙光,但是长江中下游鹤立鸡群,占据明显优势。然而,4200年前左右,华夏族群通过与西部齐家文化人群互动,受到新技术新文明刺激,走上了创建国家、扩疆拓土之路。

长江中下游文明则在洪水侵蚀、北方逼迫之下,失去了文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来想象三星堆人,或许能够得到一点线索。一方面,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包括甘青地区和川西走廊,陷入长时段的兵戈扰攘,必定驱使若干人群抛家舍业,寻找新的栖息地。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的藏缅人群,长江中游的苗瑶人群,甚至关中人群,都会尝试进入四周皆屏障的蜀地,求得一个平安。三星堆人口可能会出现逆势增长。

另一方面,华夏族群距离成都平原遥远,不会对三星堆人发动战争;苗瑶族群向湖南和云贵后撤,不会对三星堆人形成威胁;原来的吐火罗族群被挡在沙漠绿洲,甘青藏缅族群沿着川西走廊南下,都不会对成都平原大动干戈。

结果是,在这长达千年的风云变幻中,三星堆人几乎独享了时代红利,而鲜少遭受外部冲击。3600年前,当南部宝墩文化衰落时,北部三星堆人却逆势崛起。

他们吸收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筑城和农作技术,接纳了良渚文化的玉器技术,模仿了华夏族群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还借鉴了甘肃齐家文化的若干文化要素,集各方精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此后五六百年,就是我们熟悉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崛起和衰落,几乎与殷商同步。他们都是兴起于3600年前,衰落于3100年前。作为遥远的对手,三星堆人对殷商肯定是敏感而警惕。毕竟,殷商触角伸到了长江中游和关中地区,已经接近蜀地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人是不可能同意“全盘商化”的。他们在借鉴殷商先进技术的同时,必定会想方设法彰显自身特色,打造一套凝聚族群的文化体系。事实上,他们也有这个文化资本,因为3000多年前,蜀地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以西亚为中心的跨洲际贸易网络中。

据王献华介绍,法国学者波雅尔(Philippe Beaujard)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发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后,非洲和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共享色彩明显增加,红海和非洲之角的重要性似乎超过波斯湾。他进而推论,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洋地区可能存在一个由新王朝埃及发动,从东北非洲红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经西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文化网络。

我们在前面曾反复提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有通道。现代东亚人类是从东南入境的。从南亚到云贵川的通道,至少在三四千年以前,也已经存在,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

20世纪初,以伯希和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发现,远古巴蜀与南亚存在一条“蜀身毒道”。这条商路从三星堆出发,经成都到云南大理、腾冲,然后再从缅甸进入阿萨姆。李学勤在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题词中,特别强调三星堆的关键地位。

如果再联系新疆吐火罗人群与甘青藏缅人群互动,以及藏缅人群与三星堆人的密切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绝非封闭于一隅的井底之蛙。他们虽在小城,但是凭借北非-西亚-南亚、西亚-中亚-新疆-甘青贸易文化圈,完全可以与异域交换商品。

埃及考古曾出土过一具法老或法老女佣干尸,上面残留着些许丝织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鉴定后,这些丝织物被确认为来自中国。具体地说,就是来自成都平原。

总而言之,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机缘巧合,以弹丸之地而意外接触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艺术。这些技术和艺术,让本就充满巫术、神秘思想的三星堆工匠,产生更多奇思妙想,制作出了令人惊叹不已的青铜器。

不过,人类往往逃脱不了一个魔咒,顶峰过后便是坠落。3200年前的三星堆统治者还能享受奢华生活,孰知仅仅过了百年,就发生不明危机,被迫将都邑搬迁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那些辉煌的青铜器,匆忙之中被埋入祭祀坑,沉睡3000年才见天日。

当然,3100年前倒霉的并非仅仅三星堆人。公元前1200年后的百余年,古希腊迈锡尼,西亚加喜特巴比伦、安那托利亚地区的赫梯、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北非古埃及,以及东亚殷商,几乎所有亚非欧大国,都骤然灰飞烟灭,陷入新一轮衰退通道,史称青铜时代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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