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阎长贵，从1967年1月开始，他就被安排去钓鱼台11号楼，担任江青的首任机要秘书，一直到1968年的1月，他被送去了秦城监狱。在秘书这个位置上，他刚好干满了一年。

作为人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阎长贵在11号楼的工作人员里面，学历是最高的一个。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作者洗稿和搬运

因为和关锋、戚本禹的交情匪浅，1968年1月，当关锋和戚本禹被送去秦城监狱后，阎长贵的仕途也画上了句号。

1968年1月9号上午，江青起床后径直来到办公室，阎长贵领着杨银禄去见她。杨银禄自打1967年国庆后调到钓鱼台11号楼，就一直没有单独和领导见过面。小杨刚来的时候，阎长贵也没有其他过多的想法，他以为这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手，来分担工作的。哪知道，人家来11号楼是取代他秘书工作的。

当阎长贵领着小杨来到办公室，说“杨银禄同志回来了”。

因为家里老父亲去世的缘故，杨银禄特意请了假回家奔丧，要知道在11号楼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个人时间了，工作时间是随着领导转的，几乎就是全年无休，全天24小时待命的状态。

原本以为是正常的谈话，没想到江青的反应让阎长贵十分的惊讶，她没好气的说了一句：“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交给杨银禄同志”。

这一句话已经很明白了，这11号楼再也没有阎长贵的位置了，他的秘书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阎长贵就把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移交给了杨银禄，约莫到了晚上九点钟的样子，汪东兴来找阎长贵谈话，让阎赶紧收拾一下自己的个人物品，要送他去钓鱼台警卫连的连部。这时候，阎长贵心头上才升起些许的不安，但他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在路上的时候，或许是看出阎长贵心中的不安，汪东兴宽慰他：“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我挑选过来的”。

听到这句话，阎长贵这才安心了些，他也很坦然，毕竟自己的过往历史都没什么问题，而且工作上也没出现什么纰漏。阎长贵是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当年，他成为11号楼的秘书，其恩师关锋就直言“你政治上不敏锐，不适合当她的秘书”。

如今看来，阎长贵确实不敏锐，在钓鱼台11号楼工作，不仅仅只是把份内工作上的事情做好就可以的，还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来到警卫连的连部后，阎长贵就被送去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随后汪东兴就走了，而汪东兴这一走，阎长贵也再没见过他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汪东兴才告诉阎长贵，从那以后，江青就让他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

这时候的阎长贵，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就在一夜之间，他这个11号楼的秘书，这个在外人看来几乎是“显赫”的人物，霎时间就成为一名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要犯”了。

这一天，恰好是1968年的1月9号，而去年的同一天，他被戚本禹急匆匆拉去钓鱼台11号楼，正式成为了11号楼的秘书。刚好一年的时间，从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秘书，成为了阶下囚，命运的捉弄还真是耐人寻味。

湖南的西洞庭农场，是位于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大型农场，1955年的1月，西洞庭农村正式成立，在那个年代，大家伙的感情都是很朴实的，是真心实意的把农场当作家，尽管开垦农场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伙依旧年复一年的开垦荒地，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到了70年代的时候，这西洞庭农场可就了不得。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洞庭农场就已经做到了盈利，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要知道当时全国的国营农场，很少有能盈利的。

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能有这么大的发展，除了人们不辞辛劳的开垦之外，和农场领导开明的思想也有很大关系。农场的领导顶着压力摆脱了“坐大船划懒船桨”的懒惰思想，积极主动地提倡和推行责任制。

1975年，阎长贵去到西洞庭农场的时候，早已发展成一个规模很大的小型社会了，总的占地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算下来，差不多有个16万多市亩；其中耕地面积有8万多亩，湖水面积有5万多亩。农场里种植的基本上是一些经济作物，以水稻、棉、甘蔗为主。

生活和工作在农场里面的职工、干部和家属，算下来多达三十多万人，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规模了。

整个西洞庭农场由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构成，在每一个分场和农科所，都办了小学和初中，只有在总场有一所高中。除了学校之外，农场里还有纸厂、医院、商店、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米面粮店、邮电支局等等，这么说吧，出生在这里的人，哪怕一辈子都不出农场，都可以生活下去。整个西洞庭农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善成熟的小社会了，自成一体。

虽说阎长贵是被送去农场劳动，但对于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半的他来说，这个待遇简直是相当的让人兴奋了。

那是在1975年的5月22号，专案组突然来到秦城监狱找到阎长贵，对他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决定释放他，把他转去湖南的西洞庭农场去劳动，等待着最后的处理结果出来。这个决定当时念了两遍，这突然到来的消息，也让他有些错愕，没想到自己也有出狱的一天。

此刻，对于这个在监狱里待了七年半的人来说，哪怕去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在狭小的牢房里待着强上了不止百倍。

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才知晓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1968年1月24号的深夜，当阎长贵被两名战士押送去到秦城监狱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妻儿也同时被送去了北京东郊通县的空军机场招待所。同年的五月份，在即将麦收之前，阎长贵的妻儿这才被送回了山东老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75年，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阎长贵和妻儿彻底失去了联系。

阎长贵走出监狱后，本以为可以在北京先短暂的待上一段时间，他想回原单位（《红旗》杂志出版社）的宿舍，取一些个人生活用品。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当年他被送去秦城的时候，他留在宿舍的那些书籍和衣服，都被儿子取走带回山东老家了。

工作人员顺带着说：“你儿子现在已经是个中学生了”。

听到这话，阎长贵心头上泛起别样的滋味，他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年前的那个时候。

没有在北京有过多的停留，阎长贵就来到了常德，来到了西洞庭农场。他到了农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纸和笔，赶紧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他和家人没有一丝的联系，他想父母，他想妻子，他想儿子......一边写着家书，思绪也好似飞到了遥远的老家。不知什么时候，脸上也流下了眼泪。

他恨不得给这封家书插上一对翅膀，快速的飞到山东老家，飞到家人的手上。

家书寄出去之后，他就这么盼啊、等啊，那时候车马慢，感情也深厚，第十天的时候，来自老家的回信可算是来了。打开书信，那稚嫩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儿子写的。

信里说，一家人老少三代打算启程来常德，来西洞庭农场和阎长贵团聚。

又是好一顿日盼夜盼，阎长贵终于和父母、妻儿团聚在常德的西洞庭农场，这是八年来，一家人的首次团聚，除了泪水就是浓浓的感情包裹在一起。随后不久，父母依依不舍的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和阎长贵生活在一起。

西洞庭农场是阎长贵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大企业，在常德，在西洞庭农场，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投来异样的目光。不管是农场的领导还是职工，都对这个新来的一家三口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或许，在大家伙的眼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来到了农场，在这里扎根生活，大家都是家人。

农场得知阎长贵是个知识分子，就特意把他安排住在了农科所，考虑到他是北方人，又是个知识分子，做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因此，领导就给他安排去了棉花班劳动，不让他去体力消耗大的稻田班。除此之外，还额外专门给他订了报纸，每个星期特意给他一天的学习时间。

因为是初来乍到，阎长贵一家虽然安排了住处，但是家里的生活用具都没有。农场也考虑到了这些细节问题，直接给阎长贵一家购买了被褥、锅碗瓢盆等物品。这让阎长贵一家感受到了湖南人的热情，感受到了农场这个大家庭的温馨氛围。

在当时，农场的家家户户烧饭做菜、洗澡都是烧柴火，因此，柴火比较紧缺，阎长贵一家刚来，家里也没有柴可烧。很多职工看不下去，就把自个家里的柴火匀出来一点送了过来，就连农场的党委书记也说，柴火不够的话，直接来他家里取就是了。

农场的职工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菜园，他们让阎长贵直接去自家菜园子里摘菜拿回去吃。阎长贵自然是抹不开面子，人家一看这读书人不来摘，索性就自个摘了一些新鲜蔬菜直接送了过来 。

虽然，没干过什么体力活的阎长贵，每天都要去田里劳动，很累，尤其是五月的湖南，那阳光直接给他晒脱了一层皮。但是，感受到了农场这个大家庭的热情，每天都和职工们有说有笑，不管是谁，对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异样的目光，对他们一家都很好，这让阎长贵打心里十分的感动，以至于后来离开了常德，离开了农场，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的心头总会泛起波澜，眼角泛起泪花。

1975年的11月，阎长贵的结论也从北京传了过来，结果不是很好，依旧说他是“坐探”，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排在钓鱼台11号楼的坏人。

阎长贵心里清楚，只要她还在台子，自己就没法辩驳，为了自己能有个工作，为了家人，他只能违心在结论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覃正彦，是西洞庭农场的党委书记，这个人很正直，他是中农出身，因为性格耿直，在六十年代中期也吃过不少苦头，不过好在都熬过来了。1972年1月，他被安排来到西洞庭农场担任一把手，在他任职的那八年多的时间内，也是农场生机勃勃的一段美好时期。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在当时全国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前提下，这常德的西洞庭农场还能做到盈利，成为当时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

1991年，覃正彦退休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送了一条横幅，上面书写的18个字，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写照了：节高骨坚宁折不弯，为梁为薪现身于民。

能在农村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领导，阎长贵是走运的，也是在人生低谷期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覃正彦很同情阎长贵的遭遇，他告诉阎长贵，等作了结论就安排他去农场的党委宣传部工作。哪知道最后的结论下来，却依旧是“坐探”的帽子，这就让覃正彦没法把他安排去宣传部了。于是，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打算安排他去场部的农业科。

阎长贵也不知道这农业科具体的工作内容，幸好他当时的邻居是农业科的一个副科长，这个姓曾的副科长得知消息后，赶紧找到阎长贵，直接告他：“你不能去农业科，在农业科，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往各个分场跑”。

曾副科长说话也是直率，他直接说：“你这个工作，你一个书生耐不活的”。

这“耐不活”是湖南和湖北一带的土话方言，意思就是“受不了”、“耐不住”，

阎长贵也是听劝，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农村领导，也得到了允许。于是乎，给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农科所的学校教书；于是乎，阎长贵就在学校里教了初中数学和政治，后来还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呢。

因为阎长贵得到学历高，又会写东西，1978年的9月，农场特意安排他去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去学习，这“理干班”是“理论干部班”的简称，进修出来后就是个正式的干部待遇了，把阎长贵送去学习，足以见得农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重视度。

这也难怪阎长贵离开农场之后，依旧把常德西洞庭农场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人和热情，让他难以忘怀。

最让阎长贵感动的是，农场的领导一直都大力支持他平反，就在“理干班”结业之后，阎长贵几次去北极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一路往来的路费，都是农村按出差给他报销的。

到了1979年9月，阎长贵终于等来了平反的结果，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原来的单位，也就是《红旗》杂志社工作。

得知这个消息后，农场的干部和职工都为他高兴。但是，阎长贵心里却犯起了愁，因为他的妻儿不是城镇户口，当时想转城镇户口那还是很难的。哪知道覃正彦早就帮他解决了这个大问题，直接给他解决了妻儿的城镇户口问题，也就是“农转非”。

覃正彦的这个行为，让农场的一些人十分的不解，毕竟之前覃正彦的不少亲属好友，都找他帮忙处理“农转非”的事情，直接就被覃正彦给拒绝了。如今他这么热心的帮助一个非亲非故的人，着实是有些让人不理解。

对此，覃正彦只是简单的说了五个字：“他太老实了！”

“他太老实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五个人，包含了覃正彦个人和农场对这个知识分子深深的厚爱；也或许，从阎长贵身上，覃正彦也隐约看到了自己曾经受磨难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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