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随着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国有资产公布最新“家底”：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71.9万亿元。报告显示，2023年，国有资产管理和改革不断推进，“家底”更加雄厚，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撰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指出，目前国企改革中存在央企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战略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等问题，以及下一阶段国资央企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方向与任务。

张玉卓表示，新型工业化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国资央企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肩负着产业报国的重要使命，应以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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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解决“缺基少核”问题

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基础环节。

“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央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重要内容。”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说。

近年来，国资委不断加大推动国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力度。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央企业完成战新产业投资2.18万亿元，全年战新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24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在战新产业领域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累计完成投资1.4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总投资规模的近40%，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按照国资委此前制定的目标，到2025年，央企战新产业收入占比要达到35%。

张玉卓表示，近年来，国资央企围绕“卡脖子”技术大力开展科技攻关，百万名科研精锐出战，攻克了飞腾CPU、“魂芯三号”DSP、高速列车受电弓技术、T800级碳纤维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有力维护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央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必须采取措施从源头上解决我国产业体系“缺基少核”问题。

随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2021年以来，58家中央企业在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等领域建设了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实施“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等11个行动计划，在可控核聚变、6G网络架构、二氧化碳捕集等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张玉卓表示，下一步，国资委将推动国资央企继续发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量子信息、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超前布局。

具体来看，将会三路并举分类施策：一是对于新一代移动通信、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工装备等优势领域，加强集群式发展，更好促进产业聚集，提高产业链竞争力；二是对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具有发展基础但未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大布局力度，抓紧迎头赶上；三是对于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比较薄弱的领域，鼓励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努力掌握产业核心资源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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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一轮找矿行动

提升战略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是下一阶段国企改革中国资委关注的另一大重点。

张玉卓表示，我国战略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其中石油、铁矿石、铬铁矿以及铜、铝、镍、钴等对外依存度接近或超过70%，这是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的，短期内难以改变，特别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战略能源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张玉卓指出，中央企业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投入，加快国内增储上产和产供销体系建设，增加风光储氢等清洁能源供给，优化国有资本在海外能源资源等领域布局，不断扩大我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纵深，更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给各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带来新的挑战。

此前国资委分4批遴选30家产业链领军企业，指导中央企业绘制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围绕深水油气装备、新型低碳冶金等重点领域加强供需对接，推进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取得积极成效。

张玉卓表示，下一步，国资委将更好发挥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领军企业作用，加快打造产业链现代服务体系，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确保极端情况下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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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发展战新产业与未来产业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主任周丽莎表示，从全球格局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贸易制裁频繁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采取“脱钩断链”和“贸易封锁”等手段，意图打造“小院高墙”态势，打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巩固其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贸易壁垒和脱钩断链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巨大隐患，抑制了创新交流、数据信息获取、要素自由跨境流动和劳动力技能学习等建设产业体系的有效途径，严重影响新发展格局下产业体系建设的安全性和开放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能够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培育新发展动能，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挑战，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发展战新产业，今年以来，有国资监管人士在内部会议上点名个别企业存在一哄而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现象：有的企业为完成战新产业营收占比的目标，只注重数字和进度，不顾质量和实效；有的企业则习惯用老办法管控新产业，没有及时调整管控模式，也没有适应战新产业发展要求；有的企业在AI赋能方面没有找到精准切口，应用和业务融合程度不够；有的企业在落实双碳行动方案时，前瞻性调整业务结构方面进展还比较迟缓。

吴刚梁认为，在评价经济价值时，既要看项目的短期经济效益，也要看长期效益；既要看个别项目的盈亏情况，也要看战新项目投资的整体绩效。与之相配套，央企要实施差异化、长周期的考核评价和中长期激励机制，细化各种场景下的尽职免责和容错机制，算好全局账、长远账。

在周丽莎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虽然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优势，但培育过程中也存在耗时长、成本高、风险高等劣势。对于此类产业的管控既要避免“越位”和“缺位”，又要提升配置效率与治理效能的平衡。如转变监管方式和履职理念，修订完善权力和责任清单，动态优化授权放权事项，根据企业不同经营状态实施“红绿灯”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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