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服饰研究的综合分析法及其推进
张倩仪（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下称《服饰研究》）1981年首次在香港出版，广受好评，成为相关研究的开山之作。沈从文在该书引言及其他讲话中，多次说明其研究方法。但《服饰研究》出版至今已近40年，期间中国服饰史著作出版甚多，但在研究方法上，与沈氏相比，仍少有突破。讨论沈从文服饰研究方法的论著偏少，到21世纪才有论文专门讨论。其中2011年王方的《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与服饰考古》及2021年杨道圣的《沈从文与服饰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论述明晰，并有阐发。整体而言，要继承沈从文的研究成果，实在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沈从文研究方法的讨论。
一.
研究方法
沈从文认为研究方法十分重要，“我要谈的不是服装，服装大家比我知道得多，我要谈的是一个工作方法。……方法对头啦，那么说服力就强”，“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他多次提过，他的研究方法是综合比较法：“我搞的综合文物”，并说自到都市来，对工艺美术的“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这综合比较法的主要材料不是文献，而是“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
沈从文无论在文革初期的多番检讨、在《服饰研究》的引言及出版后在湖南几次演讲，都反覆说明他的研究方法。而且即使在文革自我检讨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是很有信心，自言是“用土方法战胜洋教条旧传统一项新试探”，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具有学术革命意义”，而且“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一）.
材料：以海量文物为主
沈从文强调从文物入手，而不是从文献，他认为按照从《舆服志》着手的旧方法，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能做的有限，而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就特别多，“历史上讲得模糊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很新的启发”，“千言万语形容难明确处，从新出土文物中均可初步得到较正确理解”。
中国文物资料之丰富是沈从文认为大可开发的重要理由。“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得那么丰富完整的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所以他甚至主张文物学成为崭新的独立学科。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且不断有所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逐一加以填补，创造出崭新纪录。”
沈从文就是从海量的文物中概括出印象，再加钻研而成为一己之说的。他多次以“十万八万”来描述他所过目的文物，“在文物任何一个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沈从文所见到的海量文物，不光指他从文学转到博物馆的三十年所见，还包括他廿一岁到北京后所见的清宫散出的文物等，那是他后来在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
从海量文物中概括印象这一点很重要。《服饰研究》各篇文章虽然常就一两件文物引论，但不是就一件文物论一个问题，而是在了解普遍情况的背景下，提出新见。例如他提出《簪花仕女图》的花冠有误，因此不会是唐代绘画，那是建基于他看过唐代女性发饰及宋代男男女女普遍在头上插花而推断的。
以海量文物为基础，不是一般意义的材料丰富，还要讲究角度和方法。从海量文物，沈从文“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他不是为看一两件文物，而是看中国服饰演变，透过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为他研究服饰的特征和演变，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二）.
方法：三重证据与多重对比
沈从文自言的“综合分析法”这名字，较早提出沈从文服饰研究重要性的王方仍然沿用。然而此名含义较泛，具体如何综合、如何分析，据名字并不能把握到。张鑫、李建平则提出沈从文用三重证据法，后来的研究者亦多跟从。三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文献和地下文物）发展而来。王国维之后，不少学者据各自研究领域的实践，增加取证的方向：例如饶宗颐将出土文物再划分开器物和文字，人类学、民俗学学者如黄现璠等则加入实地调查或口述历史。
沈从文虽没有说自己是三重证据法，但他很推崇王国维，认为王国维用文物和文献相印证，为探索古史“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并谓自己所处的时代比诸王国维便利了百倍，拥有万千种丰富材料，遗憾的是“一般作学问的方法，还具保守性，停顿在旧有基础上，即使有新理论，也缺少新内容。”沈从文将他使用的万千种材料，归纳为三种：文献、出土文物、图画，“把史部中的文献和出土的东东西西，和留在图画上的形形式式，三者结合起来看问题，分析判断，才能提得出较新的结论。”三者中又以实物图像为主，也就是前述三种材料中提供视觉形象的两种：出土文物、图画。当年沈从文没有在出土文物中特别标出纺织文物，因为在他写作《服饰研究》时，古代纺织物出土尚较零散。
以上三类材料是沈从文说明他的研究方向时谈及的，由于不是专门针对如何划分研究材料来作说明，故划分不算很严整，例如他十分重视的传世纺织品虽然属于实物图像，但就难以列入他所说的史部文献、出土东西、图画三者的任何一类。
杨道圣根据服饰研究的专门需要，建议纯以媒介性质分材料，不管传世或出土。因而提出服饰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是文献、图像、实物。杨道圣所指实物是指衣物，包括出土纺织品及传世衣物，故其实可以直接用衣物一词；他进而将这实际衣物、图像、文献与罗兰巴特的真实服饰、图像服饰和书写服饰对应。
从服饰研究来说，杨道圣的划分是合理的。不过，沈从文讲到自己的研究时，经常是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偶然才专谈服饰的研究，所以他对研究材料的划分，与杨道圣专门就服饰研究来划分的类目名称，不太一样。
后来的研究者无论如何划分，无论是研究服饰史还是文化史，对每类材料的具体内容，还应当细加辨析，才能精确体现沈从文按中国资料状况所发展的研究方法。例如杨道圣大概也知道罗兰巴特的图像服饰的范畴，与他所说的沈从文三重证据之中的图像材料，有一定差距。在欧洲文化的背景，罗兰巴特的图像服饰应主要指绘画和雕塑，在中国文化的背景，绘画也是重要的图像服饰，但中国少做大型雕塑，而墓葬的俑多。多数的俑体积较小，因此表现衣饰的细节较大型雕塑简略。故沈从文留意的范围还包括玉器、铜镜、金银器、画像砖石、漆器等，不放过上面的人物形象。例如大多数研究者重视俑，但沈从文注意春秋战国金银错工艺品上的衣着讯息。因此他说自己是研究杂项文物的。中国文物大量是杂项文物，服饰研究者如果不能从杂项文物去发现讯息，未免有损失。留意杂项文物是繁琐辛劳的，但因应中国文物的特性，是值得关注的。
此外，在“实际衣物”这一项下，沈从文所用的不限于传世或出土的衣物，还留意利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资料，例如讨论无裆裤和胫衣时，就援引西南少数民族的事例；谈及明刘若愚《酌中志》用元代制度讲锦缎量度用“派”，他又说苗乡当时仍在用，就是两手伸展的尺寸。
因此我以为在强调三重证据法的同时，应同时强调沈从文所谓“杂文物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沈从文亦利用民俗学材料，作多重对比的方法。
（三）.
材料类目：各自的优势和局限
对文献、图像、衣物等材料里的具体类目、优势和各自的局限，也应该深入了解，才有利于作有效利用。
文献：材料多，文字长于描写和说明，表达感情和思想。但和具体问题差距大，所得知识不全面；并有写作时代争议、版本差异、地方用词差异、抄写讹误等问题要留意。
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虽强调出土文物是他的主要材料，但他很重视文献。所谓提出新问题，不少是从文物与文献的比较里找出的矛盾，所以他说自己采用的是文物为主结合文献作比较的综合分析方法。另一要留意的是他不止用《舆服志》《仪卫志》等常用文献，还包括《牡丹谱》、《芍药谱》等实用文献。这因为他体会到服饰的表现和流行，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藏有文化讯息的文字材料，都进入他留意的范围。
图像：包括出土文物和绘画。
出土文物：量多，具像；但类别多而杂，工艺品常受工艺限制、模样沿袭、匠人认识水平的影响。沈从文运用多种出土文物时，对其优势和局限十分留意。墓葬的俑，以其墓葬时代明确，形象立体，本很可用，但沈从文举北朝俑及明代朱檀墓的牵马俑，说明墓葬文物的可用程度也是相对的。由此可知，使用实物图像也要结合文献及其他材料，于不疑处有疑，才能算严谨，这也是运用多重证据作对比的要求。
绘画：长于呈现理想的穿着、搭配效果，可具体呈现当时的审美观。但属平面艺术，少见背面服饰；风格或有夸张。
唐及以前纸绢画少能留存；宋元以来，文人画兴，山水最流行，人物画较少。现存较多人物的画作是佛道画和肖像画；但神佛的衣服与俗人有一定差距，肖像画不少是穿朝服作祭祀用的画像，穿常服便服的少。幸自汉至宋辽金元墓出土不少壁画，可作补充。传世绘画有文人仿古或后人添改的状况，而画作的粉本沿袭问题亦要留意，不能轻易认为创作时代一定是衣服时代。
衣物：包括衣服和织物实物，直接呈现研究对像的织造技术、剪裁等；但量少，不易亲见及研究。沈从文关注传世织物，提出明初到清初的大藏经经面是织金织物的宝库，并多次提到故宫有四十多万绸缎。《服饰研究》虽能及时用到马山楚墓和马王堆汉墓两大织物宝库的出土纺织物，只是来不及充份利用展开作全面的研究。
要为服饰史写成线索，须综合运用各种材料，互相比勘，各采其长。细辨每类材料的长短，小心运用，才有稳妥的研究基础。
为便简览，今将服饰研究材料初步列表2：
（四）.
阶段性目标：发现问题，初步求解
沈从文研究服饰的目标，是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的印象。“从多方面”获得衣饰发展印象，是这句话的重点。
《服饰研究》的一大贡献是提出许多新鲜的想法。沈从文认为图像上充满了过去没有碰到过的新鲜问题，这些新鲜问题是经过多重对比材料后发现的，例如文物跟文献的矛盾，图像和图像间的矛盾，并因而形成他的新想法。具体的做法，是先摊开材料，就所理解作解释，再把种种解释联系起来看问题，不理解的就拿文献来证。虽然这文献这么说，那文献这么说，但至少先知道个问题；文献所说多半属礼仪的，实际上各代墓葬都因各种各样原因不会受礼仪拘束。透过摆材料，试解释，比较文献，这样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知识。
沈从文重视提问题，多次谦称他的研究方法只是试验性的，“充满试验的、探索的方法，提出些问题，解决些问题”，并且强调在此阶段，他的研究是“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他谦称是为研究部门做后勤工作，提供最新资料，说不上是什么真正研究的成绩。
提出问题确实只是导向研究结果的第一步，不是研究的成绩本身。但是面对中国海量的新出土文物，以及缺乏整理的服饰资料，在推倒纯靠文献来论述服饰的习惯之后，据图像材料而提出问题、提出猜想是引向真正研究的重要一步。新问题是新鲜的研究成绩的基石，因此他不惮重审旧说，大力反对传世书画研究迷信帝王题跋、名流鉴藏、专家鉴定，而主张透过画中实物判断画作的年代。故此讨论沈从文的研究方法，重视其对比材料后作深刻提问的态度是重要的。
沈从文说他的《服饰研究》与他的文学创作计划的相通：内容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总的看来虽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却散文。虽然沈从文长时期关注服饰的源流变化，以长篇小说为其终极目标，但是因应当前的条件，暂时先做好散文。而做好散文则由多重对比后提新问题开始，这是沈从文作出的好示范，是留给后来研究者的好财产。
（五）.
绘图：一种研究方法
未有服饰研究计划前，沈从文已很重视摹画线图。在历史博物馆时，虽然不坐班，却经常到馆，跟常常拿来一些好的资料、好的古代图案，要美术组的年轻人临摹。
初版于1981年的《服饰研究》，作为一本大型图册，黑白线图却占不少。这不能单纯理解为彩色文物照片难得或当时的印刷条件限制。因为即使已有照片的文物，书中仍再用线图呈现一次。实际上，绘图是研究的本身，也是研究的成果。王方点出绘图在学术性的服饰研究的重要性，摹绘线图“不仅方便了其他学者的参照研究，摹绘过程也体现了研究者对文物资料的理解和认识，是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线图本身也成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
无论像商朝的玉石人像、唐朝的彩色人俑等，都各有线图摹绘的需要。前者体积小，刻纹浅，没加彩，如果没有线图，难以看清身上衣饰结构；后者虽然体积大，有色彩，但图案等装饰细节亦多，没有线图，亦易忽略。事实上，线图比照片更易呈现关键细节，而摹绘是发现和研究关键细节的手段之一。沈从文甚至将他的研究的主要贡献推让给有几十年经验的美工人员，将他自己的角色说成是解释文物上的花纹同文献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
沈从文的服饰研究固然历经波折，但他的研究条件仍是有优势的。博物馆、社会科学院给他配备了绘图的人手，而更关键的是他有条件根据实物、细研实物来绘图，这是很多文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做到的。
二.
中国服饰研究的路向
（一）.
服饰通史著作的状况
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方法很有信心，但是他认为研究方法也在探索之中，后来者该应尝试寻找更好的方法。
沈从文的《服饰研究》出版之前，只有王宇清出版过服饰史，两人开始着手的时间约略相当。虽然王宇清也明确知道古籍材料无法解答服饰许多实证问题，而要从考古材料去探索，但受制于知识专长及两岸隔阂，全书仍以文献为主。沈从文之后，服饰研究兴盛，研究者日见增加，所研究范围亦有推展及加深。服饰史著作尤多，未计断代及女装、军服、少数民族服饰等专题著作，40年来出版了近50本服饰通史类著作。若检视该等著作，以衡量服饰研究的更新成果，则可见因应考古出土物大增而有形像材料丰富的优势，但研究方法上未见很大进展。而沈从文提倡的综合比较研究方法，40年来亦未有充分展开，不免遗憾。
“研究服装不是为了好看搞，也不是为了演戏搞。意思是可以探索许多，互相来证它。⋯⋯一方面可以补充历史文献所不够的，一方面可以丰富历史文献的内容。”
在补充历史文献所不够，丰富历史文献内容上，沈从文之后的服饰史著作主要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图像来达成，甚至有以文物照片为主、文字为副的。但对该等大量文物所表现的服饰，还有许多研究工作尚待深入。服饰史著作的文献名词偏多，而对该等名词的来龙去脉以及该类衣饰的发展变化脉络，仍未显豁。要突破这情况，须同时在文献上下深功夫，及在沈从文所提倡的把握海量文物形象的基础上着力。
在服饰的断代上，只泛言是某朝代的服饰是不足够的。虽然礼服与改朝换代大有关系，但服饰不止与政治上层人物相关，服饰的潮流亦不以朝代为界线。若能把握服饰潮流变化的细节，可对服饰断代作更细致的分期。服饰潮流有社会的、审美的，甚至科技等等的因素，因此不囿于朝代界线去挖掘其潜流，发掘一个朝代里也有种种流变，对中国服饰史固然重要，对中国文化史亦可贡献大线索。
王方看重《服饰研究》是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服饰专题研究。在点上形成有创见的认识，在线上爬梳出一条服饰发展脉络，在面上形成一整套服饰文化体系研究的框架。
深化及丰富这条服饰发展脉络，充实框架，以更快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体系，是当前服饰通史著作所宜用力的。
（二）.
实验纺织考古和文物数据库
在三重证据，综合分析之上，由沈从文的助手王㐨所开出的纺织考古，已经为中国服饰研究打开一面重要的材料库之门；而实验纺织考古则是研究方法上的更新。
王㐨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做的染紫和染缬等实验，是探究古代原料和工艺的方法，并关系到战国齐紫、唐代染缬装饰的文献记载；到王亚蓉1985年以来做整件出土衣物的复织实验，并引起对文献“小要”的深究等等；如此种种，实验考古方法用在纺织考古上，已为文献之说作了一定的补充、更新。
出土纺织品除了给研究者提供材料，也给我们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例如沈从文就曾经提到战国马山楚墓的深衣有小要，汉初马王堆墓的没有；其中原因当时未及了解，今日仍未有解决。沈从文认为马山楚墓的是成熟期深衣，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研究：深衣由起始，到战国臻于成熟，其间步骤如何？在这过程中形成《礼记・深衣》的哲理性叙述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什么？
实验考古已确认是考古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以它应用在纺织考古上，外国亦有实行。因此可以期待以之打开一个中国服饰研究的广濶天地。当然，做纺织实验考古的研究者毕竟需要有纺织知识和技术，因此能参与的研究者较少。
服饰史是文化史的一环，不能排除非长于纺织技术的文史研究者对服饰研究的作用。沈从文以小说家的背景，而能经眼过手海量的文物，因而有效结合文献和文物两者，从而成就《服饰研究》。正如前面所引，他并不以为服饰研究只是为了衣服好看或是演戏所需，服饰可以帮助辨明其他学科的问题，沈从文经常强调的是古画的断代问题。除此之外，服饰研究还有助于考究族属、风俗、经济民生等等，服饰材料对研究文化史，有作为或直接或间接证据的作用。虽然有这重要性，但要经眼海量文物去研究服饰，并不容易。沈从文早就认识到后来的文史研究者经手文物的机会不如他，在1954年已提出建立文物资料馆，认为以实物和图片为主的文物资料馆对全体文史研究工作者有非常具体的帮助，而新的文史专家太需要这种帮助。张鑫等了解到考古学以实物为中心，文献学以文献研究为中心，要两种学科有机结合，实际操作难度很高，因此注意到沈从文这一主张对培养文史研究人才的作用。
今天数据库技术已成熟，储存空间充足，文献数据库已多有建立，为研究者提供极大帮助。沈从文对文物资料馆的主张，亦可以改用文物数据库的形式，较快速地实践出来，这将大有助于长于文献的研究者突破学科鸿沟，利用出土或传世文物，参与共写沈从文心目中的服饰史长篇小说。
利用服饰文物数据库，在细辨海量文物的基础上，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辨释文物，排成序列，形成较可靠的服饰断代，则服饰时代变化的线索将可了然，还可以达到沈从文所主张的：用服饰细节帮助其他文物的断代或释读，解决一系列文物制度、古代绘画的问题。
（三）.
服饰史长篇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化史
研究历史，在厘清事实之后，还须解释：即由描述性进到分析性。描述十分重要，研究者不把握基础事实，不可能进一步作分析。虽然《服饰研究》尝试由点及面地探讨中国服饰，但以沈从文当时的条件，只能做到描述性为主，而且是片断描述，例如沈从文认为用实物图像加上文物，百花齐放的战国的衣服基本式样可说已能把握得住：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仆从则短衣紧袖口。但花样百出不拘一格、式样突破礼制是特征。但对其他材料未足的时代，仍不能完成描述的工作。
沈从文十分清楚条件所限，只能勾勒，未能描出完整的长线，所以他称自己穷后半生的钜著为分章叙事的散文。
但沈从文的目标非止于此，所以《服饰研究》并非全然是描述性的，在条件可行时，《服饰研究》对衣服的穿着感觉，特别是穿着美感，亦时有意见，如马山楚墓的小菱纹锦绵衣或冬常服外衣，用料讲究而不奢华，沈从文认为是以雍容闲雅取胜，同墓的素绢锦缘裙或是追求裙缘露出衣袍之外的层叠性装饰效果。沈从文一直关注服饰的源流变化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提出有启发的新见，显示出他的分析倾向。沈从文也提过文物学作为新学科，为美学史、文化史提供丰富的新原料。服饰史是美学史、文化史的一支，与美学史尤其有关。
张光直作饮食研究时指出，亲缘、政府、经济以及宗教研究都有方法论的框架：界定该领域的边界、普遍认识但未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争论的公认程序。但饮食及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服饰研究，则没有。总的来说，沈从文透过《服饰研究》示范了他的方法，立了一些框架，但我们不可能期望他在服饰研究的开创时期，一举完成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工程。而他原准备用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得到比较明确的解决。當《服饰研究》的出版也蹉跎了廿年之后，这项工程当然不能期诸他自己，而要靠后来者的努力。
因此若要继承和推展沈从文的研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完成长篇小说。这长篇小说不光是描述性的；像沈从文的小说追求探索人性一样，服饰史的长篇小说最终应该回答两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服饰产生和变化的动力是什么？中国服饰所体现的审美观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添上形象美丽的一笔。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3年春之卷（总第二十五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