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我接到一个诈骗电话，刚聊就知道他在缅北。

对方话术太过拙劣，聊不下去说要叫经理。我都担心他完不成业务会不会给嘎腰子。

说到诈骗，经常独闯金三角的潘法官和我聊起一件往事，说他有次去越南，真是出师不利，刚出发就意外不断。

果然，到了目的地后，他先是被跟踪，后被拖进黑店施美人计，最后竟然被囚禁。

好在，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2005年10月，我接到一项任务，前往越南调查。

我以记者身份进入越南老街省，在一家“友谊餐馆”吃饭时，通过老板介绍找好了翻译。

看到越南出入境检验大厅不远处，有一栋三层白瓷砖红瓦房，周围绿树成荫，颇有异国风情。

我要翻译陪我去拍几张风景照做纪念，对岸就是河口县。

翻译刚举起相机，突然，“叭”一声，身后响起枪声。

扭头一看，一穿便服的越南人握着手枪朝我走来，笑着说，对不起哈，刚才看见一只野兔开了一枪，没打住。

说完就与我擦肩而过，那眼神有意无意地望着我。

口岸属繁华地带，哪来什么野兔？

我问翻译，那栋白屋红瓦房是什么单位？翻译说，她从来没有去过，好像是保密单位。

我意识到这就是越南的情报站，才会不许靠近。

细想，情报站也没有写“游客勿近”，我拍照也是在不知情之中，应该没事。

但任务还没开始，就与越方情报人员相遇，而且是以开枪形式“打招呼”，我预感到这次越南之行，可能会遇到麻烦。

麻烦具体会是什么，一时还说不清。

我和翻译坐上火车前往河内。

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景色，联想起曾经一片废墟的老街，感叹越南战后的变化，我在日记上写道：

“越南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旧貌变了新颜。”

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句话很快让我经历了一场劫难。

下午我就到达了河内，我要翻译先带我去个地方，去找个叫朱勇友的人。

这次任务还需要他大力帮忙。

按照地址，在云庙区我找到了朱勇友的家，但遗憾他到外地做生意了，何时回未知。

只能先让翻译帮我找了家旅社住了下来。

我游览了河内的名胜古迹。傍晚又去朱家，告知了我落脚的地方，让他一回来就去找我。

我在越南河内胡志明烈士陵园留影

晚上8时，只见翻译领来一位年轻的姑娘，说让她陪我去喝杯咖啡。那姑娘长得文静，白衬衣黑裤子也很严肃。

因翻译是临时请来的，对她并不完全了解。我预感到可能会发生点事，但具体什么事一时没想清楚。

我拿出50元钱给翻译，要她陪这位姑娘去喝咖啡，翻译将钱装进了口袋，那姑娘也怏怏地走了。

见翻译没有去喝咖啡，我让她陪我去走一走，看看河内的夜景。

当我们走到一条小巷时，突然人头攒动，市民涌向前方。很多越南公安在前面拉起了彩带，不许市民前往。

我问翻译前面发生了什么，似乎要戒严。

她告诉我，今晚区里请来了越南明星，要开演唱会，为维护秩序，出动了大批公安人员。

这是一说，我倒想看一看，越南的追星族与国内的追星族有什么不一样。

我迅速穿过警戒线，直奔前面的舞台。

果然，在刚搭起的舞台上，看到了一对俊男俊女，不停向观众挥手欢呼，女明星穿着越南的彩色国服，男的也穿着彩色服装。

面对霓虹灯闪烁、群众欢呼，我举起手中的相机，不停拍照。

蓦地，我发现刚才要陪我去喝咖啡的姑娘，就站在旁边，见到我，目光很快移开了。

我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

看演出时我被跟踪

因为我的身份只是普通记者，又没有做违法事，心里坦然，毕竟是在国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停止拍照，马上回旅社。

回去后，我严肃地问翻译，刚才我看见了那姑娘，怎么会这么巧？

翻译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她一拍脑袋说，唉，都怪我。

她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们住的旅社是她朋友开的，为照顾朋友的生意，才带我来这里住。但越南公安有规定，中国记者必须到指定的宾馆住宿，因此他们怀疑我不是记者。

如果是这样，倒也没事，我表扬她做得对，住公安规定的大宾馆太贵，这个小旅社适合我。

回到房间，我整理了当天的所见所闻，一一写在了日记里。

心里隐隐觉得有些问题，但一下还看不明，只能走着瞧了。

第二天上午9点，我打算去朱勇友家，看看他回来没。

翻译一听，说她想去发廊烫发，待她烫过发后再带我去其它景点。于是我和翻译约定，我就在这条街走走看看，不会走出500米远，烫好发后就来找我。

朱勇友家的这条街很繁华，市民们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地毯上摆着烧烤，烧烤有糍粑、鱼、豆腐等小吃。

当然，更多的是骑着摩托车突突突上班的人。

我从住的旅社出去后，大约走了200多米远，见有家装修豪华的门面，上面用越文中文写着“春风按摩院”。

因很豪华，多看了一眼，门口并没有招客女。

可当我正要路过门口时，突然一个打扮花枝招展的女人迎面朝我走来，望着我直笑。

我下意识连忙闪开。

结果正碰上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她往我脚上一踩，便哇啦哇啦地叫。还没有待我发话，一个面露凶相的女人走了过来。

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想欺负小姐呀！”便连拖带拽，把我推进了按摩院。

一进去，拖我的女人面露微笑：“这位大哥，没必要紧张啊，我们可是有心人，能相识是缘分。”

她的眼睛一瞟，从雅座标间走出一个袒胸露乳的女人。对方一出来就往我身上靠。

坏了，遇上了政治敲诈犯。

我熟悉越南的情报工作，他们为获取所需要的情报，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包括美人计，之后拍照，握有把柄后，再让你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绝不能让对方靠近，我本能用手挡开对方。

这时又从包间走出来两个女人，她们直接连上衣都没有穿。

危险在一步步向我靠近，如果让这两个人靠近，我就会被拍照，就会被“强奸”成功。

我“嚯”地一下站了起来，摆着中国武功的样子。三个赤裸半身的女人不笑了，也不敢再靠近我。

僵持中，又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提出要陪我去喝咖啡的那个白衬衫。

我暗喜，第一道难关过了，“强奸”阴谋失败了。

果然，穿白衬衣的女人表明了身份：“我是情报部门的，姓吴，你就叫我吴警官吧，我列行检查，把你的皮包给我！”

包里面并没有什么违法材料，我把包给了她。她接过包，叫我跟她走。

从按摩院走出有约300米，她把我领进了一间房子。

房子很宽大，中间有三张办公桌，放有电话机，一看就是情报部门的房子。

吴警官并没有打开我的皮包，而是交给了另外一位男子，看来她是让人检查去了。

随后，她微笑了一下，给我让座，又给我倒了杯茶，这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来越南干什么，与什么人接触过？请回答。”

我一一做了回答。一个小时过去了，包没给我，还没有放我走的意思。

我主动问：“怎么还不让我走？我有公务在身，今天还要了解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情况，行程很紧。”

吴警官说，别急，弄清楚后会让你走的。

我反驳，我可是有合法护照，合法记者，合法的身份，难道非要我大使馆出面才能放我走？

就在时，从里屋走出一个男子，他手里拿着我的皮包自我介绍，叫阮勇警官。

只见他从皮包里拿出我的日记本，神情严肃地问道：

你10月6日，在老街写的日记中说道“旧貌变新颜”，是什么意思，必须跟我讲清楚！

我说老街建设得很漂亮，街道整洁，不像媒体上报道的脏乱差，所以写下旧貌变新样。

阮警官没有罢休，他走到我面前，摸了我的双手后，突然问道，你当过兵吗？

他是想问我是否参加过对越自卫作战，不然怎么会来到老街观光，怀疑我带有侦查目的，与他们有旧恨。

我说你刚才摸了我的手，我像当过兵的人吗？我是记者，写东西的。

他又问，你跑到158号找朱勇友是怎么回事？他是谁，你们又是如何认识的？

这是一个刁难的提问，因为越南战败后，在边境一线，自上而下都在查内奸。

我当然不能说朱勇友当过兵，不然就会害了他。

时间回到1978年10月，我在昆明军区第11军32师政治部当干事，部队要在边境一线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上级首长派我们到演示区域的县及村寨进行敌情侦查。

10月6日，我和战友刚乘车行至河口县境内，就开始堵车，一堵就是几个小时。

货车、客车、拖拉机、马车一路靠边停，让载满人的客车和敞篷大卡车先行。这些大卡车上坐满了大人、小孩，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妇女。他们肩上挎个包袱皮，一个个神情悲切，低着头不说话。

我下车一问，才得知他们是越南华侨，如今成了难民，被越南当局驱逐。载华侨的难民车，一路浩浩荡荡，我数了数，共有61辆，足有2000多人。

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到了中越大桥，发现还有大批华侨不断涌向大桥。

当华桥要进入我国时，荷枪实弹的越南兵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枪托砸向一个男青年的头部。他顿时血流满面。

守桥的中国士兵气得握枪的手都冒出青筋，但是他们不能离开岗位。我赶紧冲进人群把受伤的男青年带出来。

我往桥下一看，惊呆了！

河流中有几艘破船带满了华侨难民从越南驶向中国，一个妇女淌着水刚爬上船，一个越南警察将电棒朝这个妇女砸去。她扑通一声掉进河里。

我不忍心再看，带着受伤的华侨青年走进中国的急救室，让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包扎伤口。

华侨见我拿着本子在记，以为我是记者，一个个都围上来，愤怒地向我叙述他们在越南的悲惨遭遇。

我是军人，强忍着怒火，快速记录，答应他们一定向上级反映。

几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我曾经采访过的华侨马上成了我的兵。

作战前，从地方抽调不少懂越语的人到部队当翻译，由于需要量大，又从各大院校招学越语的学生当翻译，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上级指示我们到农场，招刚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当兵，条件是懂越语，有正义感，身体好，年龄从18岁至50岁。

我刚赶到耿马农场，得知要出国打仗，就有一群华侨涌进了我们的办公室，要求当兵。

最后，我们招了40名华侨翻译，除我们政治部留下5名外，其他都分到各团队了。

刚上战场，就有翻译侦听到重要的敌情，立下战功，后来成了我军留用的情报人员。

而翻译朱勇友更是表现突出，还荣立了三等功。

那是2月28日晚上，我带领翻译朱勇友、王兴龙从我94团阵地押送越俘虏特工队长回师指挥所，全程10公里。

押送特工队长，我意识到这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将俘虏五花大绑，嘴巴塞上毛巾后，就连拖带拉出发了。

因山路不好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路，已经是深夜11点。

走着，走着，树林里传出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接着有人说话，讲的是越语。我要翻译认真听，看敌人说什么。

一会儿翻译告诉我，敌人在叫4分队队长，也就是我们所押送的特工队长。

突然，我前面树林里响起了“哒哒、叭叭”的枪声，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我立即让他俩卧倒，自己压在俘虏身上。

听见枪声，两个翻译不想走了，说今晚走必死无疑，必须等到天亮才走，以免遭到敌人的伏击。

他们刚当兵一个月，怕死可以理解，但我坚决要走，师长还等着审讯。

我对他俩说：“我们必须走，放心，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们受伤。敌人如果朝我们开枪，我一定给你们挡子弹。”

我这么一说，两个人都不再吭声了。

我想了想，决定改为走公路，因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上了公路，我走最前面，俘虏走中间，两个翻译走在最后。

我边走边给他俩做思想工作，我说，你们踩着我的脚步走，我帮你们踩地雷，万一我踩上地雷负伤或牺牲，希望你们一定要继续完成好任务，将俘虏押回师指挥所。

两个翻译的思想这才稳定了。

凌晨，我们回到了师指挥所，经过对俘虏特工队长的审讯，得知了敌兵力部署。第二天，我94团攻占了郭参战略要地。

后来得知，我们在押送俘虏途中听见的枪声，果然是越军来营救特工队长的。

他们与我机枪连发生遭遇战，造成我3名战友牺牲，我机枪连也打死敌人5人。

战争一结束，我们第一时间将翻译送回原农场，目的就是为了日后他们再返回越南，不为人所知。

回去的前一天，朱勇友、王兴龙来到我的房间告别，毕竟是在战场上共同完成过任务的，建立了出生入死的感情，都有些依依不舍。

朱勇友拉着我的手说：“潘干事，从你的身上我真正了解了人民解放军，那晚你说，别怕，我一定为你们挡子弹，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

我让他们回到农场后，好好工作，将来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我的话音刚落，咚的一声，朱勇友一拳砸在桌子上：“不，我要回越南，一定要回越南！不能让我祖祖辈辈在越南打拼的财产被他们劫走。我在河内，还有房子，有存款！”

我支持他们有尊严地回到越南，我相信中越唇齿相依，总有一天，会友好往来。

我们三个从分别后一直保持着联系，2001年还在河口县相聚，畅谈了好几天。

当时他们俩就约定，凡对中国有利的事，一定全力以赴去做好。

于是，这一次我才会来找他。

现在，越南的情报人员竟然问起他，我得编个理由。

我想了想，说朱勇友曾在中国河口做过生意，我意外为他找了家很不错的门面，让他赚了钱，由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阮警官没再说什么，但也没有放我走的意思。

我决定以守为攻，反问对方，我的日记你看完了吗？

警官点点头，表示看完了。

我说，我在日记里写有参观胡志明主席纪念馆的感受你也看了，胡志明主席是我特别敬仰的革命家，我是慕名而来参观的。

我开始讲起了中国与越南的友谊，告诉对方，这是毛主席和胡志明老一辈革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珍惜。

“难道你们不珍惜这份友谊，不怀念伟大的胡志明主席？”

言下之意，应该马上放我走。

他们几个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这时已是中午12时30分，已经拘禁三个多小时。

阮警官和吴警官与几个男的对视了一下，吴警官说，别急，很快会让你回去，一会儿叫人送来了盒饭，你先吃饭。

一会儿盒饭送来了，饭还是要吃的，不然会说我心里紧张，不敢吃饭。

我拿起筷子大口吃了起来，我倒要看一看他们还能耍什么把戏。

吃完中午饭，两个警官继续同我聊。

看那架势，不弄点有价值的材料，不会让我走。但如果让他们掌握了什么把柄，随便是丁点儿事儿，我就更不能走了。

我觉得事情比我想得复杂，不知道下面他们又会出什么刁难问题。

这是我在越南找的翻译

一直拖到了下午两点，外面突然有人大喊：“潘怀英同志，你在哪里？”

说着就从外面闯进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朱勇友。

他不顾一切先拥抱了我，说：“你可想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去旅社找你，翻译说你失踪了，怎么来到了这里？”

我眼睛一瞟，要他问这几个情报人员。

朱勇友一听火了，一拳头砸在桌上，假装愤怒说：

“你们真的太不讲理，潘怀英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衣食父母，没有他，哪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情报人员见到他，都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他这么一通吓唬，我心想，他有什么特别身份吗？

两个情报人员很客气，但还是不放心，要朱勇友先讲讲怎么与我相识的。

朱勇友把当年在河口做生意，因我的帮忙让他找到了好门面，让商品销往越南和中国赚了大钱的事，又讲了一遍。

这件事的确是事实。

当时电话中得知，他想在河口买一个好门面做生意。我就让在河口县当武装部长的战友，给他找了个最好的门面。

见朱勇友讲的情况和我之前说的一样，他们这才把我的皮包、护照、相机还给了我。

态度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潘记者，我们是例行检查，不要见怪哈。

我看了看表，已是下午5点，我被他们拘禁了整整8个小时。

从情报站出来，朱勇友把我带到郊区一家明星酒店接风洗尘。

席间我问他，你刚才怎么会知道我在情报站？你那一拳砸在桌子上，好吓人。

“好像他们对你避让三分。”我好奇地问。

他压低了声音告诉我，中越关系缓和后，他就申请回到了越南河内，政府仍让他住之前的房子。

因在中国经营多年，他就靠做中越边贸生意，很快日进斗金发了大财。

朱勇友赚了钱后，热心做公益事业，在河内他所住的这个区，很多人都受到过他的帮助，特别是家中有老人的，无人不识朱善人。

他在社区内的口碑特别好，情报部门就主动发展他为线人。因对做生意有利，也能提前多知道一些信息，朱勇友便答应了。

听他这一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趁机提出这次来想要一份材料。

老战友一笑，小事一桩。

两天后，朱勇友将一本中文版的《胡志明主席在中国》的书给我，称“我要的内容”全在里面了。

我在越南安沛火车站留影

因为我从河内坐客车到河口，中途要在越南安沛市住一晚，朱勇友让我不要与安沛市的战友王兴龙联系，我记住了他的话。

10月21日下午，我到达了安沛市火车站，因为还有时间，我要翻译在火车站门口，为我拍几张照片留影。

因为已是下午5时，火车站来往的人并不多。

翻译刚为我拍了一张照片，突然一个彪形大汉直朝我冲来，猛地朝我肩膀一撞，我猝不及防，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下。

这一跤摔得不轻，我继续努力，想站起来，腰疼的不行，就是站不起来。我曾参加过援老抗美，一次在过楠乌河时摔伤，如今摔到了旧伤。

该男子马上要来扶我，说：“对不起，我要赶火车，赶得太急”。

我不要他扶。翻译连忙来扶我。这男子又说：“你附近有什么朋友，快叫他送你去医院。”

他明明是故意撞倒，不送我去医院，还要问我有什么朋友，蓦地，我想起战友朱勇友的话，要我不要与战友王兴龙联系。

顿时我明白了，此人是越南情报部门的，仍然在查看我，是否在安沛有什么联系的人。

我忍住疼痛压住怒火：“我没有朋友。”

翻译扶着我一步步朝一家“银针丹心”的华侨诊所走去。

医生在为我看了伤后，打了针，服了药，我拄着木棍，在翻译的协助下坐上了汽车。

第二天终于顺利回到河口县，躺在武警医院的床上，回想起这些事，这时心里才有些后怕：

这次任务能顺利完成，可真靠了这份难得的战友情。

潘法官记录的是一段异国历险，但我却看到了一部艰难的华人求生记。

像朱勇友这样的华人，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为了谋生才选择背井离乡去异国发展。

他们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努力就会有结果，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异国建立家产，站稳了脚跟。

但只要母亲国和所在国一交恶，他们就必须重新作出选择。

朱勇友们选择了和母亲国站在一起。

他是幸运的，不仅从战场活下来了，还在新时代获得了崭新的人生。

祝福他们。

编辑：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