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万里被调进北京,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5月,万里任城市建设部部长。这期间,万里一直参与领导全国的城市规划建设。1957年春,万里陪同邓公视察了大西北、大西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邓公对城市规划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邓公对万里说:“在你们的规划和建设中,现代化观点、共产主义观点、标准化观点都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万里虚心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整改落实。万里的表现,获得了老同志、老战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之后没多久,他就改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万里对待城市规划建设,有他的一套标准建国之初,工业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天,邓公征求万里的意见,要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业部部长。万里表示,他自己不大懂工业,就向邓公推荐了老战友段君毅。就这样,段成了部长,万里任副部长。
期间,万里努力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路子。1950年1月,万里召开了一个“关于办好人民自己工厂”的大会。他说,要办好厂子,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人事制度。以前的人事制度,不是站在发展生产的立场上,有人虽无能,但只要送礼就能升级。而现在不同了,不论什么人,都是凭技能工作,只要有真本事,是会被放在适当位置的。
其次,万里还表示,办好工厂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扬民主作风。为此,万里以“工程师工资比工人高”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工人同志不要以为工程师画一张图纸就能挣得多,心里不服气。可工程师从中学到大学,花了大本钱,掌握了专门技术。没有这些技术,是无法画出图纸的。万里告诉大家,以后只有本领大,技术高,才能多得工资。
从1953年起,万里负责城市规划建设。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很好地解决。他认为要把城市规划建设好,人才是关键,他要求大力培养人才。在全国基本建设会议上,他提出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建设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各成立一所中等技术学校。随着经验的积累,万里认为在大城市,一个学校已经满足不了需要了。1956年6月,万里到上海调查研究时,要求上海办三个中等技术学校。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当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时,万里并没有照搬套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在要求民用建筑设计上,万里没有提“多”。话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绝对是有胆识的。
在规划建设期间,万里还反对过教条主义。有的设计师不按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是硬搬苏联的模式进行设计,有的设计师不调查研究,而是闭门造车。对此,万里批评道:“苏联城市附近有森林,搞森林公园很好,中国城市附近没有森林,何必硬搞?”他举了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苏联人吃西餐,比较简单,而中国人就复杂很多。这样一来,要是按着苏联的厨房面积定额,我国就不够用。
万里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中苏专家,不可“厚苏薄中”。他表示,上海很多的中国专家,经验也是很丰富的。最后,万里总结,苏联的经验要学,但还必须切实地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就是没有出息的规划工作人员。
在任上,万里坚决反对过“左”的错误。当时,有人力主上海城市改造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手段。万里在上海视察时,指出:“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万里表示,上海从生产关系改变的那一天起,已经是社会主义城市了。建筑物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只能说是什么时候的建筑。就这样,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破坏性行动。
邓公批评,万里马上整改1957年春,万里陪同邓公视察大西北、大西南。对于邓公提出的“缺乏群众观点”的批评,万里虚心接受,并着手去整改。
接着,在“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厅(局)长座谈会”上,万里发表讲话,他说,在城市建设工作上,缺点和错误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地实事求是地根据本国国情来建设自己的城市。万里称,农民的生活比较苦,情况好的地方每人每年收入百多元,差的如晋北,每人每年只有三十到四十元。如果城市的建设标准过高,农民就会有意见。如果建设中的问题处理不当,发展下去是要栽跟头的。
对于出现的各种问题,万里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出现的问题,主要由部里的领导负责。对外不要埋怨各个兄弟部,毕竟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些启发,都是从邓公那里学到的。邓公说过两条,一,不要后悔,因为大家没有经验,难免有错误;二,不要埋怨,我们也不是故意搞得。
1958年,万里接到一个重大任务。中央决定在建国10周年,在北京兴建10个大型建筑,由周总理领导,万里具体负责。其中有个建筑,是要能够容纳万人的大礼堂。那段日子,万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项目当中。
1959年1月中旬,周总理召集万里等领导谈话,着重强调:“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应少于350年。”周总理让他们务必重视结构安全,否则会在全世界造成很坏的影响。万里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立即组织了一个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专门负责监督、检查工作。
同年9月9日,万里陪同毛主席视察大礼堂。当主席听说万里用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比故宫总面积还大的工程,不禁夸赞他:
“你是万里嘛,别人是日行千里,你是日行万里!”
接着,毛主席问万里,大家叫这个建筑什么名字?万里说,建设的时候,叫人大礼堂。有人也提出叫人民宫好。毛主席淡淡说了一句,有些封建。这时,万里说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但有的人认为名字太长,念着绕口。毛主席笑了笑,表示可以简化一下。当有人问老百姓去哪儿?老百姓说:“去人民大会堂。”就这样,大礼堂有了正式名字——“人民大会堂”。
特殊年代中期,万里恢复了工作。他发现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城市建设工作的安排出现盲目性、局限性。加上放松了管理,以至于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在万里的领导下,北京重新拟定了建设规划,并加强了管理。当时,在全国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
1973年,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万里重点抓了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这天,周恩来接见代表时,想起了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总理问,时传祥到哪儿了?有人回答,时传祥被赶回了山东老家。周总理听后很生气,说应该把他接回来。万里得到指示后,马上把时传祥接回北京,然后送进了医院。万里是第一个去看望他的。
万里长期在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做了很多实事。他虚心接受邓公的批评,在很多问题上,都会联系到群众。在此过程中,万里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他的工作成绩,得到了老百姓、领导们的认可!
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历届总理副总理传略 1949-1999》、《万里 政绩卓著的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