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朝鲜的八包贸易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展开，因此为便于管理以及为彰显自己的宗主国身份，明、清两朝也针对朝鲜的八包贸易制定了一些政策和规定。其规定内容包括贸易时间、地点、物品搜检、违禁物品及对违禁行为的处罚。
高丽辛禑三年（1377），明朝统治者朱元璋下令蠲免入贡者携带的私物税。也就是说,朝鲜使臣的八包贸易在中国境内是免税的。这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八包贸易的发展。永乐初年设会同馆于北京，分南北两馆，用于接待四夷朝贡使臣，朝鲜、日本和安南使臣住在会同南馆。《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得知，明朝时期，会同馆不仅是使臣居住的地方，也是使臣开展贸易的固定场所。朝鲜使臣的贸易时间是在朝贡领赏之后，于会同馆内开市，开市时长不受限制。
明朝会同南馆的具体位置，如徐苹芳所考，是在今北京城东交民巷北正义路南口西。会同南北二馆都在紫禁城附近，而朝鲜使臣居住的会同南馆周围是翰林院、太医院以及六部所在官署，且距离紫禁城更近，较之北馆更加便捷。
明朝前期不仅朝鲜使臣的贸易时间不受限制，并且使臣还可以自行出入会同馆，明朝并未对其加以防范。直至朝鲜成宗二年（1470），明朝下令不允许使臣无故往来街市，为会同馆使臣制定了门禁制度。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成宗八年（1477），朝鲜使臣在会同馆买卖不仅要在张榜开市告示之后，还“不许出入市肆与人交通透漏事情，本国人亦依是例，锦衣卫把门阻当，不得任情出”，“令序班陈智开书告示于该管太监后，方许本国人出入。”
朝鲜燕山君七年（明弘治十三年，1500），重新放开朝鲜使臣的会同馆门禁：“提督会同馆礼部主事刘纲上书云：‘外国人防禁出入，夷情愤怨，虑恐生事。请依前例，诸国夷人，则五日一次，许出买卖，朝鲜、琉球二国，颇知礼义，自行买卖，允为便益。’朝廷许之。”朝鲜中宗十七年（1522），礼部郎中孙存因见到朝鲜通事金利锡买官本书册，“怒执牙子，着枷立街上三十余日，以序班不能禁，并移咨刑部论罪，禁本（朝鲜）国人不许浪出于外。”
嘉靖年间明朝对会同馆内的各国使臣加以拘禁管制，并封闭会同馆门不允许使臣随意出入，“必主事署名于牌，然后得以出入，防禁之严苛，甚于顷日矣。”中宗三十年（1535），朝鲜使臣以自己一贯遵守礼义为由，请求明朝按旧例允许自己出入，因此明朝允许朝鲜正使人员每五日一次出入馆，在附近市街观游。但是随从人员依旧拘禁不允许擅自出入。但是又规定“诏遣通事序班一人护送朝鲜国使臣出境，自后岁以为常，防其夹买私货也。”
朝鲜明宗七年（1552），使臣在会同馆的门禁更严：“我国使臣赴帝京者，到玉河馆，门禁甚严。此自祖宗朝以来所未闻也。非徒以早牌、晩牌，出入于辰、申两时。”不仅使臣不能随意出入会同馆，明朝商人也不可随意进入会同馆：“不许广开市门，故商人愿卖者，云集馆门之外而不得入。”会同馆的门禁制度缘于朝鲜使臣肆行贸易，不顾大体，也不顾是否违禁，其行为类商贾而非使臣，使得明廷不堪其扰，故定下以上种种规定对其贸易行为加以规范。
明朝不仅规定了使臣贸易的时间和地点，同样也对贸易的内容做出规定，尤其是贸易违禁物品及处罚：“俱主客司出给告示，于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来给赏者，量为递减。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禁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
朝鲜燕山君七年（1501），明朝废除由铺商提供货物入馆与使臣贸易的旧例，开新例：“凡遇夷人开市，令宛平、大兴二县委官选送铺户入馆，铺户、夷人两不相投。其所卖者，多非夷人所欲之物，乞俱仍旧。”所谓铺户，是指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有固定店面的有户籍的人口，这里可以理解为有店面的商户。明朝先是规定，由铺户携货物入会同馆与朝鲜使臣进行公平交易，后又改为由宛平、大兴二县官员选送铺户入馆贸易，避免铺户与使臣事先认识或已有联系，私相贸易。
明朝不允许本国商户欺骗朝鲜使臣，也不允许使臣在会同馆外贸易，更不允许百姓替使臣购买禁物，以上行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保护朝鲜使臣在会同馆内的八包贸易，以确保双方利益最大化。据《成宗实录》记载，朝鲜成宗八年（1477）朝鲜圣节使李封赴京时牛角买卖事发，“拿致科罪，馆牌冯全、刘宽及角主吴宜等三人，皆坐杖一百，边远卫分充军，角与价拘收入官。”朝鲜燕山君四年（1498），明朝又规定，将一应兵器并铜铁等物皆视为禁物，如有私下贸易者处以极刑。尤其是兵器、牛角等物品是明朝贸易的禁中之禁，一旦使臣违犯重罚。
后期，明朝仍然不允许使臣买卖违禁物品，且因为明末战争以及明政府统治的日益腐朽，中朝使臣贸易呈现出萎缩的趋势：“崇祯八年，许朝鲜参货售半，后不许携，次年携参货至，不索值，不应，命留其货于关外，自是贡臣不至。”明末朝鲜使臣不到北京朝贡是因为投降了清朝，转而向沈阳朝贡。自此八包贸易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