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锐口述 王法明整理
一九二九年春，我由李虎臣先生引荐进沈阳奉军大元帅府，担任张学良将军的内侍卫副官，直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随少帅乘飞机送蒋介石去南京。因少帅被扣押，始与少帅分手。八年间随少帅辗转于沈阳、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地，有幸接触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现在，仅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 先谈谈引荐我进大帅府的李虎臣先生的情况。
李虎臣与张作霖
李虎臣先生是我的姨父，他家本是辽宁北镇县的小康之家。奉军统帅张作霖未发迹前，曾在辽宁营口附近大高坎镇做过兽医，因常到李家为牲口治病，和李虎臣相识，意气相投，交上了朋友。后来张作霖放弃兽医，于北镇县和黑山县之间的中安堡拉帮干“保险队”。张作霖亲自来到李家拉李虎臣入伙。从此，李虎臣就追随张作霖，成了他最早的亲信。 清朝末年，东北战乱不息，日本和俄国加紧了侵略和争夺，辽河两岸兵匪如炽，“保险队”是乡镇地主绅商为保护身家财产而组织的地方武装。张作霖从此起家，靠了权术和钻营，扶摇直上，最后当上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成为民国早期北中国最大的军阀。 张作霖当上大元帅后，他早年的亲信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也都纷纷做上督军、省长之类的高官。可是李虎臣一直做着张作霖的“内厨房”管事。张作霖数次提拔他，李虎臣秉性懦弱无能，都推辞不干。中安堡随张作霖起事的一帮人，当时最低的职务也是旅长或团长了，张作霖看扶不起他来，就叫他负责整个大帅府的厨房管理工作。当时大帅府中有内厨房、二厨房、大厨房、洋厨房等，规模很大。李虎臣开始仍是推辞，气得张作霖骂他是“没出息的人”可是，张作霖对他的信赖却非同一般，老帅的内厨房管事一职．责任重大，确也非他莫属。 张作霖的子女平日都亲切地称李虎臣为“虎大爷”。老帅去世后，李虎臣又负责张学良将军的内厨房。少帅在内宅里仍然亲热地呼其“虎大爷”。 张作霖生前念李虎臣忠心耿耿多年追随，除了让他在帅府支领高薪外，经李虎臣引荐，又提拨了李虎臣的侄子李春华和我到大帅府任职。 李春华比我早去四年，先担任上尉内差官，不久提升为中校上差官，在老帅身边当差。老帅去世后，到老帅的第五房太太寿夫人处做了随从副官。 我当时只有十八岁，在内差官处见习了几个月后，即被派到张学良将军身边，担任少尉内差官，不久提升为中尉，以后又提升为少校内侍卫副官。我的原名是刘永和。
二 沈阳大帅府
森严的沈阳奉军大帅府是我离开老家辽宁北镇县高力坂村开始踏进社会的地方。大帅府位于沈阳南门里，坐北朝南，右临通天街，前对古老的城墙，城墙下是广阔的靶场，驻守着东北军的手枪营。 要走进帅府那道终年不关的大铁门，先要经过大门前方左右的东西二辕门。这两道辕门由卫队营把守，配合宪兵和警察。老帅张作霖在世时，辕门岗哨除了持短枪外，还有手持红缨扎枪，身背大刀，威风凛凛。 进大门由南至北有三进大院落，院子四周有回廊相通。每进院门都有两位彪悍的外侍卫站岗。前院左边是帅府的承启处，负责接洽来府公务和谒见的客人，或向外发出邀请、通知。右边是庶务股，它总揽帅府中的一应事务，为府中管事最多的单位。第二进院落中是事务处、副官处、监印官办公室。事务处下设文牍股、私库股，卫生股，上面说到的庶务股即属该处管辖。私库股内用皮箱盛装的鹿茸、人参、烟土堆积如小山，令人吃惊。 第三进院落是内宅，为老帅的家眷居住之处。当时住在帅府里的有老帅的四位夫人，张学良将军兄弟八人，姊妹六人。老帅有六房夫人。原配大太太已去世。二太太卢夫人为老帅扶正，生有两个女儿，我们称之为二小姐、四小姐。三太太信佛出家。四太太许夫人，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称之为三少爷、四少爷、三小姐、五小姐。五太太寿夫人，生有四个儿子，称为五少爷、六少爷、七少爷、八少爷。六太太马夫人，生有一个女儿，称为六小姐。 张学良将军是张作霖原配赵氏夫人所生，同胞三人：大小姐、大少爷张学良、二少爷张学铭。 从帅府中院的右侧门走过去，有一个跨院，院中有一栋小楼房，是老帅的五太太寿夫人和她四个儿子住的地方。小楼旁是花园门，靠花园门还有三间平房，是老帅的灵堂。 从寿夫人的这栋小楼向后走，经过一座假山和花池，就到了张学良将军居住的大楼，楼右前方有网球场，楼的西侧和后面还有许多房屋和院子，是洋厨房和其他杂务人员做事之处。大楼下的东南角大厅内陈列着两只老虎标本，这就是有名的“老虎厅”。此外还有西式客厅、老式客厅、餐厅，这些都是张学良将军会见军政要人、各界名流，议决重大事件的场所。 在帅府三进大院的左侧，还有一个很大的跨院，驻守着一百二十名外侍卫，担负着整个帅府内的警卫任务。帅府外围驻扎有卫队营，担负帅府外部的安全警戒。 象古老的沈阳城墙一样高的灰色围墙，把这座中国东三省的政治军事中心严密地围裹起来，只有天上的飞鸟掠过它的上空，可以偶尔窥见其中的活动。
侍卫副官的生活
老帅在世时，沈阳大帅府的侍卫叫做“校尉”，这是由于老帅心目中封建意识异常浓厚的缘故。校尉就是古时帝王的“锦衣校尉”的简称。当时分为外校尉和内校尉，又分别设立外校尉处和内校尉处管辖之。 至少帅执掌东北军政时，才改校尉之称为“侍卫”。大帅府有外侍卫一百二十人，内侍卫四人。帅府侍卫人员一律衣着德式军服。上身是草绿色西服，白衬衣，系青领带；下身是白色西式马裤，脚登两色牛皮靴，靴腰黄色，靴头黑色；头戴镶白箍的大沿军帽，佩武装带；左边挎巴鲁兹手枪，右挎左轮手枪，身后挎一只快慢机。外侍卫还要多挎一只马匣子，这种马匣子约有六七十公分长，适合骑马射击。冬季侍卫人员头戴水獭皮帽，身穿水獭领灰呢面黑羊皮大衣。一百二十名*有半数以上精通武术。一九三一年春，张学良将军赴宁参加国民会议时，曾率侍卫人员随蒋介石去中山陵谒陵，于陵前为蒋表演武术，得到蒋的称许。外侍卫的任务是大帅府内的日夜岗卫和少帅出门时的安全警戒。 担负大帅府外围安全警戒任务的卫队营士兵，一律穿德式黄咔叽军服，草绿色衬衣，系青领务带，足登黄皮靴。 内侍卫与外侍卫的军服虽然相同，但是日常总穿黑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武器放于衣内。在内宅中更多的是穿长袍马褂。内侍卫的任务是在内宅保卫少帅，传达命令，直到办理生活琐事，是少帅的贴身随从。当时共有四位内侍卫副官：刘永和、周彦、陈永禄、赵吉春。其中周、陈年龄略大些，刘永和和赵吉春同岁，后来周、陈、赵三人因故陆续离开了少帅。 我们四人分两班值日，早八时至晚八时为一班，晚八时至早八时一班，值班室就在少帅的内室隔壁，少帅在沈阳、北平，天津等地其室内外都有沙发或小床，可供侍从人员坐卧，有事时，隔着门帘随叫随到，出门则寸步不离左右。与我们一道值班的还有少帅的侍从医官护士、和侍候夫人的老妈子。 承启处的承启官将来客名片送至内宅前交给内侍卫。承启官不得进入内宅。由内侍卫将名片排好呈上少帅过目，确定来客见否和先后次序。不见的，少帅用笔划掉，内侍卫再用电话通知承启官。遇有特殊情况，少帅临时要召见某人，即由内侍卫直接通知承启处。少帅的内宅电话和内差官处的电话均是自动拨码。当时沈阳电话局长为保密起见，派专人负责，帅府外拨来的电话，电话局要先予盘问，对方说不对头，就即时挂断。我们向外要电话，不需要拨码，拿起话筒，即可接通所要单位。 不当班时，内侍卫离帅府外出，要给内侍卫处(即内差官处)留下去处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备随时传唤。有重要来宾时，虽不当班亦不得外出。少帅出门的穿戴，食用的鲜货，购买古玩字画，收受礼品等，亦都由内侍卫负责。内侍卫副官颇有些象京剧“法门寺”中刘瑾跟前的贾贵，和少帅形影不离。唯其如此，内侍卫与少帅的关系和待遇非同一般。 内侍卫副官的薪饷，少尉是每月大洋六十元，中尉八十元，上尉一百二十元，少校一百六十元，我因李虎臣的关系，十七岁进大帅府即挂少尉军衔，月饷六十元，而当时东北军普通士兵每月只有六元饷银。实际上内侍卫副官的生活却几乎不依靠这薪饷，因为东北军政大员每逢节日都少不了塞包给内侍卫以拉拢关系。此外，商界人士为要和帅府做买卖，尤其是做少帅和夫人的生意，也要结交内侍卫；加以少帅和夫人待下宽厚，因之，内侍卫副官的工作虽然紧张，生活却很优裕。
张作霖二三事
李春华说，老帅在世时，每年春节都要带上很多钱到卫队营和士兵们一起赌博，赌到最后不管输赢多少，他都把手中所有的钱向空中一撒，任凭大家哄抢，他和士兵们哈哈大笑一场，这就是他的与兵同乐。 大帅府内宅里，老帅有一个专用厕所，有位侍从专职负责清扫，干了好几年。有一次老帅对他说：“你天天淘厕所有个什么出息，我派你出去当个营长吧。”这个侍从惶恐地说：“报告大帅，那我可干不了。”“他妈的，我叫你干就干得了，给你派上个能干的营副就行了!”次日，这个侍从就担任了中校营长。 还有一次，老帅突然问跟前的一位卫兵，“你当兵几年了?”“报告大帅，小的干了三年了。”“现在是什么身份?”“报告大帅，小的是上等兵”。“他妈的，没出息，干了三年才混个上等兵!”骂完转身走开了。可是不几天这个上等兵就被提升为排长。老帅用这种方法在他的军队中起到过笼络人心的作用。 每到阴历年三十夜十二时，老帅就身着特制的礼服、手捧祭文，在帅府内宅举行庄严的祭天仪式。祷词和祭文都是秘书长郑谦先生代拟，祭文大意是：我作霖家若有天子之命,上天就让我快统一中国，若无此命，就请上天把我召回。祭天是中国历代帝王的事情,老帅想当皇帝的思想在老东北军人中是尽人皆知的。
祭奠老帅和枪决杨宇霆、常荫槐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老帅由北军乘专列返奉时，途经皇姑屯站铁路桥，被日本军人埋设的炸药炸成重伤，救回帅府即去世。 我进大帅府没几个月，值老帅逝世周年祭奠，仪式非常隆重。帅府前院按照东西南北四方，搭了四座经台，请来了和尚、喇嘛、道士、尼姑登台念诵超度经文。他们敲着钟磐铙钹，彼伏此起，很是热闹。成殓后，在花园门旁的三间平房中设了灵堂，老帅的灵柩就暂放于灵堂内，设专人守灵。 老帅去世后，张学良将军担任了东北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政的最高长官。可是，参谋长杨宇霆以父执自居，左右军政，瞧不起小张。当时少帅的命令没有杨总长的签字不好使。一九二八年秋，杨宇霆在小河沿公馆为父祝寿，那天小河沿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国内务大军阀都派了代表来庆贺。杨宇霆专请了戏班到公馆唱戏，一时公馆内外张灯结彩，人声鼎沸。少帅偕于凤至夫人往贺，潭海等几位侍卫校官随同前往。杨宇霆对少帅夫妇非常轻慢，相反对阎锡山、蒋介石的代表却很殷勤恭敬。当吃酒、打牌、听戏至夜十二时，忽有许多日本军官蜂拥而至祝寿。少帅愈觉不对头，遂称去厕所，让谭海侍卫长通知客厅里的于夫人速回帅府。随后少帅溜出杨公馆，立即驱车去吉林督军张作相家。张作相是老帅的把兄弟，东北军老派首领中最忠实的将领。少帅与他密谈良久后才告辞返府。其时，我见少帅脸上泛现一种反常的冷笑(这是他处决人前的表情特征)，事后不久，便发生枪决杨宇霆、常荫槐的事件。我总觉那天深夜与张作相交谈是少帅决定除掉杨、常的密谋，而事件发生后张作相表现的惊讶不过是一种掩饰。 枪决杨、常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晚八时左右的事。当时已是腊月天，当晚少帅和于凤至夫人在大楼下餐厅中正用西餐。这天本来是东北军首脑人物的例会。常荫槐先到(常荫槐当时是东北铁路总办，杨宇霆的亲信)，他是个大块头，少帅平时都称他“大个子”。少帅笑着问他：“大个子，吃西餐不?”常荫槐答：“吃过了。”少帅又问：“大个子，我听说你要谋当黑龙江主席?”常答：“是的，我有这个意思。”少帅说：“不要开玩笑!”常答：“不是开玩笑。”正谈着，杨宇霆到了。少帅就对于夫人说：“我肚子这会不好受，不想吃了，你先让总长、大个子到客厅去，切西瓜吃。”这时站在一旁的我就忙着去开盛放鲜货的房门。房门就在餐厅隔壁，里面存放有德州的枕头西瓜，是少帅爱吃的东西。我切好了瓜，端到客厅门口，正撞见谭海侍卫长和几位外侍卫提着手枪从里面出来，他们围上来抓起西瓜就吃，我急忙说：“这是给总长——”，他们一边吃一边笑着说：“他俩这会已经到酆都城了!”我大吃一惊，一步跨进客厅，只见杨、常二人已被击毙在沙发上。遂关上电灯，打开屋角里的电扇对着尸体吹风，然后把客厅门锁上。 杨、常的随从和汽车司机都还在前院承启处。谭海侍卫长对他们说：“总长正在开会，这里太冷，厨房里给大家预备了些点心，请到里边来吧。”这几位都挺高兴，一路上说：“以往还没有这种待遇呢。”到了大厨房的餐厅，谭海大声说：“都预备好了么?”里边就有人答应说：“预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突然二十名大帅府外侍卫手持短枪出现在餐厅里，杨、常的随从全部惊呆了。谭海说：“弟兄们，总长他们开会开恼了，不能回去，现在要委屈你们一下，先放下武器。”遂全部缴械。 次日凌晨。杨、常的尸体用汽车拖到南门外姜公祠。杨、常的个头都不小，每具尸体用了两条灰毯子才捆得过来。未捆前，我们几个内侍卫搜查了他俩身上，结果只发现两方手帕，此外没有任何重要物品。 处决杨、常后，当夜即在少帅卧室召集了东北军的首脑会议，会上少帅公开了枪决杨、常的原因，座中只有秘书长郑谦一人持异议，他说：“杨总长、常总办追随老帅多年，不无功劳，即便处置，事前也应该研究一下。”少帅愤然握拳捶桌，大声说：“如果事先研究，那么被杀的就会是我，而不是他俩!”会后，郑谦为自己失言又悔又怕，不多日竟忧恐而死。郑谦是南京人，是杨宇霆介绍给老帅的，老帅用为秘书长，颇得信任。老帅曾为他在大帅府花园门外购买了一套小公馆，以安顿其家眷。郑死后，家属迁返南京，其宅遂空。后来少帅将赵四小姐带来沈阳，就是先安置在这个小公馆里的。 枪决杨、常后，凡当时在大楼里工作的人员，包括老妈子，每人赏银一百元，叫做保密费、受惊费。当夜只有大楼上下的人知晓此事，别院的人，由于天冷，隔着窗子听不清大楼里的枪声。即使有人听到响声，都还以为是小少爷们晚上在玩摔炮呢．
少帅的日常生活
少帅的日常生活与旁人大异。他早晨六时左右开晚饭，饭后睡觉。下午五、六点钟起床，略过一会开早饭。晚上七、八点钟开始会客。夜间十二点钟至一点钟开中饭。 少帅虽然是民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但是他在衣着饮食上却很随便。平时在大帅府内常穿的是长袍马褂，外出才穿西装或军服。每次出门前，内侍卫副官往往根据他的习惯和爱好，结合当天的活动内容，给他选好几套服装供选穿他一般很少挑剔。少帅在北京时曾有过一件趣事。曾任教育厅长的郑毓秀女士宴请少帅和夫人，那天我不当班，未跟去。当晚周彦副官从郑府打电话到顺承王府(少帅在北平的住处)，说是少帅夫妇留在郑府打牌不回来了。叫我带少帅的便衣前去，我赶到郑毓秀的西郊温泉别墅，客厅里的牌局正是热闹的时候，少帅的兴致很高，伸手卷起左手的袖子，郑毓秀坐在他的对面，忽然指着少帅的袖口笑了起来，大家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不觉都笑了，原来少帅的绸衫的袖口全磨坏了，袖边搭拉着丝缕。郑毓秀说：“于夫人，你这样对待司令我们可不答应!”于夫人还未及回答，少帅却冲郑毓秀说：“你哪里知道，老大姐连这样的也不打算再给我穿呢!”(“老大姐”这个称呼是少帅对于凤至夫人的惯称)。牌桌上的人都被逗乐了，忠厚古板的于夫人却涨红了脸。事后，于夫人和赵四小姐每人给少帅做了两个新绸衫。 少帅还有一个怪习惯，不论冬夏，他只要一回到内宅，就要把衣服全脱掉，赤身披条被单或毯子。在内宅中说话做事从不避人。于夫人有时说他几句，他却从不在意。 他在饮食上亦很简单，每次开饭前，我们用电话通知厨房，由勤务人员将饭菜送来餐厅，一般是四碟两碗一汤，少帅和于夫人一道进餐时，吃的多是清淡的家常菜。少帅爱吃醋溜绿豆芽，大帅府有位天津王厨师做这道菜最受少帅称许。冬天，少帅和夫人喜欢多吃一些温室生产的云豆、辣椒、茄子等蔬菜。少帅与赵四小姐一道进餐时，餐桌上就有一半是南方风味的菜肴(因赵四小姐的老家在江南)。少帅不喜欢面食，饺子馒头一类北方人爱吃的面食品跟他是终年不见面的。他爱吃米饭，尤其爱吃“老米”饭。当时北京清宫里有积囤的陈米，我们叫“老米”，少帅每顿饭都要吃它两罗汉碗。他吃饭的速度很快，往往他吃饱了走开一会再回来，于夫人还在细嚼烂咽呢。大帅府中有洋厨房，专做西餐。少帅日常以中餐为主，隔两三个月偶尔换吃西餐，吃上几日再换中餐，在内宅里，少帅一年到头很少喝酒和抽香烟，但少帅夫妇食用的新鲜水果很多。在北京和天津，有两位负责为少帅采购水果的官员，专门购买各种国内名产水果。
少帅对亲属和下属的态度
少帅的旧礼教观念很深，他对长辈非常尊敬，礼节亦很周到，每年阴历三十晚上，他都要和于凤至夫人一起到老帅的四位夫人处磕头辞岁，称卢夫人为“妈妈”，称其她几位夫人为“姨”。逐房行过礼后，十二时一过，再逐房磕头拜新年，恭恭敬敬，一丝不苟。 少帅的兄弟姊妹亦很讲究礼仪，逢年按节，他们对少帅夫妇也要磕头行礼，彼此之间是很友爱的。 少帅平日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我们稍不留神，过后再问，他就不耐烦。但是他却很少发脾气，更不象老帅开口好骂“他妈的”。我们做错了事时，他一般不予理会，至多说声“混球”。 少帅专有一位理发师，每月理发一次。少帅对他的手艺不满意，就跑到府外的理发店理发，却不辞退他。后来少帅又找了两位南方的理发师傅，正手一月八十元薪水，副手四十元，可是夫人、小姐们都还要到帅府外去烫发，这两位师傅的薪水仍然照付。还有一位专为老帅理发的师傅，老帅去世后也养在帅府里。 少帅还有一按摩大夫，在保定时少帅请他按摩过一次，带来沈阳后就再也未曾让他按摩，每月也照发六十元薪水。少帅喜欢到湖水或海水中游泳，在帅府里他却一年到头几乎不洗澡，还有一个专门为他擦背的，实际是挂个名按月拿薪水。当时一些手艺人只要跟大帅府上一挨上边，饭碗就算端上了，少帅对这些人是很宽厚的。 一九三一年，我随少帅住在北平西城北泡沿二号的顺承王府时，冬天患了急病，总是发烧不退，公馆里四五位侍从医官都未能作出确切的诊断，最后，一位名叫左吉的医官诊断出是急性肺炎。左吉本是北平协和医院的大夫，医术很高明，少帅住院时很赏识他，聘为侍从医官。我平时很少生病，加以当时对西医缺乏认识，拒绝住院治疗。左吉劝说无效，就去报告了少帅，少帅说：“立即派车送去住院。”由于耽搁了几天，所以住进协和医院后病情恶化，中间两次被送到太平间，协和医院那时有两个太平间，一个放停尸体、一个停放濒死的重病号。我第二次在太平间里发高烧昏迷了两天三夜始见回转。住院七十余天方才痊愈。医药费计大洋四百块，都是少帅付的。出院后于夫人赏银三百元，赵四小姐赏银三百元，让我调养身体。老帅的卢夫人听说后，也让人又带来一百元。我这一场大病花了那么多的医药费，出院后还简直是发了财。住院期间，少帅让左吉大夫每隔两、三天就到病房来察看一次，并向他报告。我第二次从太平间出来后，左大夫对我说：“放心养病吧，危险已经过去，我报告过司令，司令很高兴，说什么时候病好就什么时候出院。”在当时忧患深重，国内外压力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少帅对我这样一个侍卫人员如此关心爱护，使我终于死里得生，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少帅的婚姻与爱情
少帅的结发夫人于凤至十八岁与少帅结婚，其时少帅十五岁，婚后四年生一女三子，于夫人系旧家庭出身，虽有些古板，却很贤惠，待下属宽厚仁慈。平日称少帅总是司令长司令短的。可是少帅总是称她“老大姐”，不论什么场合，即使在会见重要来宾或外国人时，只要于凤至夫人在座，他也总是称于夫人为“老大姐”。 少帅在内宅中称赵四小姐为“小妹”，赵四小姐称少帅为“哥哥”。这与少帅称于凤至夫人为“老大姐”一样，都是很有特色和感情的称呼。少帅与赵四小姐是在北平三巨头会议期间于天津跳舞时相识的。赵四小姐当时叫赵绮霞，十八岁，原籍南方，在天津长大。当时其父在北平开西山饭店，哥哥在天津北洋画报社工作。她还有一位三姐，以后和大帅府及北平的公馆有较多的来往。 赵四小姐聪慧清秀，很得少帅喜爱。初时二人书信往来，短时间内关系就非常亲密了。少帅返回沈阳后，就向于夫人谈起赵四小姐，想把她接到沈阳来。于夫人沉默不语，不论少帅如何劝说，就是不讲话，僵持近一月，少帅见夫人不愉快，提议她带孩子去杭州住些日子散散心，于夫人仍不理采。后来，于夫人贴身的老妈子劝她说：“看来司令对赵四小姐的心意很诚，不如就随他办去，夫人到杭州去眼不见心不烦。”于夫人终于同意，带了孩子挂专车去了杭州。夫人一走，少帅就给天津的赵四小姐通了电话，即日接来沈阳。 于夫人于一个月后突然由杭州返回沈阳。专列抵达沈阳南站，夫人打电话要少帅去接她。这时赵四小姐尚在大帅府内，少帅一面劝她去北陵别墅暂住，一面命我和周彦先生去车站迎接夫人。于夫人见到我们问：“刘副官，司令怎么没来?”我答：“司令马上就到。”又等了一会，夫人说：“不等他了，现在就开车。”我们赶忙劝说：“司令说马上就来，一定是要来接夫人的，不然再用电话问一下承启处，看少帅动身没有。“只听少帅在电话中对我说：“告诉夫人我正在出恭，等会就去。”少帅因为当时染有嗜好，每次大便前都需注射甘油，颇费时间。这是少帅当时急忙中找到的一个可笑的理由。夫人听后非常生气，对我们说：“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我不要他接，自己也能回家。”立即让我们开车回到帅府。少帅已陪赵四小姐去了北陵别墅。 此后，少帅每周就往返于帅府和北陵别墅之间，由大帅府驱车去沈阳北郊的北陵别墅需走京奉公路，还要经南满铁路桥。这座桥和皇姑屯站老帅被炸的那座桥是一线相连，于夫人担心少帅的安全，这才同意少帅把赵四小姐接过来。赵四小姐遂搬到大帅府花园门外原郑谦秘书长的小公馆中。
挤垮南满路、开筑葫芦港
日本关东军采取炸死老帅的高压手段，促成了东北各界抗日情绪的高涨。张学良将军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在满洲的对立，接受欧美投资，一九二八年八月开始计划建设东北铁路网与葫芦岛港。 民初东北的重要铁路干线——南满铁路是日本于清末时强行在中国境内修筑的。它南起营口北至沈阳，纵贯东北，不仅掠夺了我国人民的无数财富，还在军事上构成了对东北的极大威胁。 少帅执掌东北军政大权伊始，即有挤垮南满铁路之举。一九二九年初，少帅决定在京奉线上开办沈阳至营口的联运业务，降低运费和票价。联运从京奉线中间的沟帮子站转车至营口，时间比南满线虽多几小时，价格却低近一半。这样一来，原经由南满线的客货运业务几乎全被夺了过来，使南满线上天天跑空车皮。 此举极大震动了日本政府。日本拓务省大臣松田于一九三○年十二月七日在东京召开秘密会议，与会者有亚细亚局长，条约局长，外务省吉田、永井二次官，拓务省小村、小坂二次官，满铁总裁仙石，满铁理事木村，陆军省次官阿部及参谋本部负责人员等，简直如临大敌。会议商定：“对奉派铁道网之建设取干涉态度，以阻其实现，持以压迫战术和策略，诱其与我协调满铁运价与货物吸收区域之限制，以保南满路与大连港之繁荣”。 会后，拓务省指派南满铁路理事木村至沈阳交涉。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少帅派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与木村会谈。高纪毅以中国政府调整本国铁路交通问题，事属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理直气壮回绝了木村的无理要求，会谈毫无结果。南满线日方当局为挽救其颓势，不得已于三月十八日改用银本位以减低运费，亦无济于事。 开展京奉联运挤垮南满路的同时，少帅又有建筑葫芦岛港之举。“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进出口物资，一直都是经由日本控制的大连港进行海运的。一九二五年老帅尚在时，曾向英美借款二千万元，计划建筑葫芦港，对日本进行抵制。老帅去世后，约在一九二九年夏，我随少帅到达了离连山站不远的葫芦岛，主持筑港开工典礼。典礼结束后，少帅在葫芦岛住了一个多月，每日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方案，视察工程进展情况。少帅对新港口的建设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按他的意图，葫芦岛港如能建成，就会收到与京奉联运一样的效果，东北进出口物资的业务权将收归国有，中国人将掌管自己的海运事业。葫芦岛港开工的礼炮声和南满铁路上奔跑的空车皮，宣布了张学良将军正以不发一枪一弹的方式将日本人当年用轰鸣的炮舰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夺得的特权收回。日本政府也就此放弃了拉拢利用少帅的幻想，不顾一切地提前于九月十八日发动了侵华战争。
胆识过人、折服汪精卫
一九三○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派军阀和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以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联合反对蒋介石，九月初在北平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与南京对抗。东起山东、西至襄阳，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百万军的厮杀。北平政府由于得不到张学良的支持，被蒋军击溃，汪精卫被迫南下广州，这是汪精卫敌视少帅的开始。 汪精卫后来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偕财长宋子文观察华北政务来北平。少帅对宋子文的热情接待，复为汪所嫉恨。返宁后汪精卫即通电列述少帅罪状，要少帅下野。少帅见报后异常恼怒，要求机要处、秘书处立即撰文回敬汪精卫。 机要处秘书处拟稿数次均未称少帅之意。大家焦急中，忽然想起了当年跟从老帅办理外交的王明雨先生。其时王明雨已年老在家休养。王先生以机敏善辩深得老帅赏识，曾任沈阳外交公署特派员，对日外交能力很强。他曾处理过一桩日本人于东北境内失踪案。他对日方交涉人员说，如果贵方执意要求赔偿，中国方面愿意以三人赔一人，不过有个条件，必须再带三个日本人来，连同失踪的三个人一起算，中国出十八个人，双方一起用麻袋将人全部捆包后扔到大海里去。日方代表无言以对。事后少帅问他，假如日本人答应下来，你从哪里找人陪他往海里扔?王明雨不慌不忙地说，把那些私通日本的汉奸卖国贼从牢里提出来就行，一个好人也不会给他们。 机要处秘书处全体人员往访王明雨，王夫人代为接见，即慨然应诺。王明雨彻夜不寐将文稿撰写成。少帅看后大喜，对秘书们说，这绝非你们的手笔，大家回说是王明雨写的，少帅拍着前额说，我怎么把王明老忘了呢!即刻将文稿发出，通电全国。这时少帅和汪精卫的矛盾已发展到了顶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会六次会议在宁召开。当时我随少帅在南京。会议结束时，全体于草坪上照相。我和同去的其他侍卫人员都在场外等候。照相的同时还在拍摄新闻记录影片，突然枪声爆起，汪精卫中弹倒地，会场登时大乱，执委们全部惊慌失措。只有少帅临危不惧，于千钧一发之际，飞步上前一脚，踢倒了冒充记者的刺客，同时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扑上前将刺客按住。这件事轰动了南京，当有两个记者抢拍下了这个场面，登在当天的报纸上，报贩们“请看张学良一脚踢倒刺客”的喊声，响遍了南京街头。 汪精卫伤愈出院后，愧悔交加，亲笔书写,制成绣锦一幅，赠送少帅，上款为“汉卿吾兄惠存”，下署“弟汪兆铭敬赠”。中间是“救命恩人”四个大字。
王维宙的建议
东北军政首脑人物中有位王维宙(树翰)先生，早在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时，就被慕名聘为财政厅长，后历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是老帅的智囊人物之一，后又为少帅所倚重。一九三○年阎、冯、桂三派军阀发动反蒋战争，交战双方都曾派代表到沈阳要求少帅支持。北平政府代表表示只要少帅反蒋，击败蒋介石后少帅有何要求都可满足。王维宙力主拥蒋，他给少帅分析了北平政府中各派的矛盾，指出蒋介石在当时更具有统一国家的号召力。这种分析在客观上符合少帅厌恶内战的心理，少帅常说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最大的损失，拿打内战的精神对付外国人才是有价值的。”因而他决定支持南京，热情接待了来沈阳游说的南京政府代表张群、吴铁城一行，我跟随少帅陪同张、吴二位参观沈阳兵工厂。老帅在世时，每次征战，奉军所到之处，凡有好机器、好钢材以至技术工人，无不掳掠而来。加上依靠日本人的技术支持，建成了这所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张群和吴铁城看到的沈阳兵工厂，从沈阳东便门到东陵逶迤二十余华里，与粮秣厂、迫击炮厂、被服厂、罐头厂、饼干厂等连成一片，规模之大使他们大为吃惊。其时兵工厂一天一夜可以生产轻重机枪近五十挺，步枪近两千支，吴铁城赞叹说：“不到东北不知东北的富饶；不到东北不知东北的重要!”可谓言简意赅。 中原混战结束后，王维宙建议少帅拥蒋后必需和宋子文建立良好关系。他认为宋氏家族是民国最有影响的家族，蒋介石其人不可靠，宋子文有美国人做后台，必须取得他的支持，少帅采纳了这些建议。 自东北易帜到南北统一，少帅和宋家的关系逐渐发展。南北统一后，于凤至夫人拜宋子文的母亲为干妈，与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共称四姊妹。宋母去世时，于凤至亲往吊孝，宋子文将母亲遗产分为四份，四位姊妹每人一份。 一九三三年少帅出国前至上海，宋子文劝说少帅下决心戒毒。他劝少帅说，不戒毒出国有辱国体，将来回国亦无法做事。这两点都击中了要害，少帅一生以爱国为宗旨，遂答应住院治疗。当时少帅、于夫人及赵四小姐三位嗜毒已深，尤以少帅为甚。宋子文恐其反悔，背着少帅立即召集了在沪的几位东北军将领和我们内侍卫等人开了一个会，他首先问：“诸位同不同意让张先生戒毒?”大家当然无异议，宋子文遂斩钉截铁地说：“从即日起，大家就要严遵医嘱，任何人不得接近治疗中的张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安全由我负责。”会议结束后，即将少帅及夫人们送进上海一家外籍医院，三人被用丝带子绑在床上，三张病床连在一起，医生嘱咐我们，不论这三个人发出什么命令、请求，一概不要听，更不得擅自进入病房。这是因为怕他们发作起来，恫吓我们服从他们的要求。一个月后，少帅和夫人们安然出院，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 后来，蒋介石曾委任王维宙担任总统府文官处处长，王维宙推辞不就，返回北平。
蒋介石拉拢东北军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我和副官周彦一同随少帅去南京赴会，为安全起见，对外发表少帅乘专列前往，实则少帅是乘飞机去的。从沈阳照样开出专列，前后各有一列压道车，上面是卫队营押车，偌大的专列中只有我和周彦两人。窗帘全部放下来，把车厢内挡得严严实实。津浦路沿途各车站都有驻军欢迎，对专列奏乐致敬。每到大站，我俩还得特地下车在月台上走走，亮亮相，以表示少帅在车内。专列和飞机同时抵达南京。 蒋介石夫妇亲至机场迎接少帅，少帅夫妇下机后与蒋夫妇寒暄毕，即驱车至铁汤祠宋子文公馆下榻。至宋公馆甫坐定，蒋介石夫妇又来拜望，对少帅真可谓殷勤优礼倍至。 次日，南京交际处长刘令侠奉蒋之命前来接洽，办理少帅在宁期间生活娱乐需要诸事。刘令侠详细向我和周彦了解少帅的习惯、嗜好，听到少帅爱吃芒果，爱看外国电影后，当天就派专人去上海搞来了最新的外国影片和上等芒果。此外，还搞来了许多南方名贵的鲜果。 当时少帅的随行人员按级别在胸前佩带两种不同的证章。将校级佩戴黄色圆形证章，将校以下佩戴白色圆形证章。南京政府在会议期间关照南京所有的商店和娱乐场所，凡东北军人员购物一律七折，政府予以补贴。因此，南京的商店、戏院、澡堂对东北军人非常欢迎。 在宁一月，蒋介石先后赏给我和周彦数套呢料军服、牛皮鞋和很多高级烟酒食品。离开时，我特地买了两只柳条箱子才装下。这些都是蒋介石笼络人心的手段。
华侨何东父子
“九·一八”事变后，十一月下旬，日军占领黑龙江并开始进犯辽西锦州地区。各帝国主义国家担心危害其本国利益，便由美国出面，策划在锦州建立“中立区”以限制日军进入山海关。在美国授意下，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法、意等国派军驻扎的提案。为此激起了全国人民和爱国华侨的愤怒。巴黎华侨欧打了施肇基，要他退出国联。《大公报》曾发表评论说：“纵亡国宁能无耻如是哉!” 日本的嚣张气焰也激怒了远在美国的一位华侨何东先生。 何东先生是广东人，为美籍华人中的富豪，夫人是美国人。我听少帅和于夫人谈起他时称为何东爵士。何东与少帅是未见过面的朋友。何东的儿子何士礼在美国军事学校毕业后，持何东的书信来沈阳见少帅谋职，时在“九·一八”前几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当时何士礼二十岁。少帅阅信后很高兴，即委何士礼担任中校炮兵营长。何士礼打电报给何东，何东很感激少帅，赠送了一营美式炮兵装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何东先生给少帅来电，少帅适巧不在公馆，是我将电文呈交给于夫人的。电文内容是，东北军如抗日，何东个人愿意负责供应整个东北军的军火。少帅回来看到此电后，兴奋得拍案而起，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对日宣战。可是蒋介石回电表示不相信何东。少帅为此恼怒数日不息。 何士礼是混血儿，相貌很象个美国人。他的妻子也是混血儿，其母是华人、父亲是美国人。小俩口交谈都用英语，所以士兵们背后都称他“洋鬼子”。何士礼对部下宽厚，但最忌讳“洋鬼子”这称呼。
外国友人
少帅有几位亲信的外国友人。其一是易雅各，他是少帅的私人秘书之一。易雅各英国人，其父于清末来中国担任过铁路建筑上的官职，死于中国。易雅各在中国长大，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活。少帅在国外银行的存款都由此人经手办理，对他异常信任。在沈阳时，有一次我听到易雅各对少帅报告说国外某宗款项不对头，差了十几万。少帅听后满不在乎，还安慰他说，没关系，错了就错了，不要放在心上。一九三三年少帅去英国，事先就是由易雅各联系安排的，至英国后他又协助办理了具体的事务。 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一九二八年底和少帅相识于北平，以后聘为顾问。端纳长住北平六国饭店，还带着一个女秘书。端纳曾力劝少帅戒毒。少帅出国前，将端纳与自己的飞机驾驶员俄国人弗特一起介绍给蒋介石。 弗特是少帅的飞机驾驶员，少帅自己也会开飞机，而且兴致很高。出国前有一次乘飞机飞经泰山时，少帅自己驾驶飞机不停地向高空爬升，弗特口啣烟斗坐在一旁，无意中瞥了一眼仪表，吓得赶忙扔掉烟斗，一把推倒少帅，操纵飞机在空中盘旋良久，才徐徐向济南降落。弗特惊恐地说，如再晚发现一分钟就要机毁人亡。事后弗特问少帅：“你既然学习过驾驶飞机，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地爬升呢?”少帅却轻松地说：“我想试试这架飞机究竟能升多高。”从此，弗特再也不敢把飞机让少帅驾驶了。 此外还有一个俄国人华克斯，专门为少帅摄影，他的摄影技术亦很为少帅赏识。
西安事变补遗
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献记载已经很多，此处仅就记忆所及作为补遗。 事变前，发生了一起东北军与胡宗南部队的激烈摩擦之事。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绿林出身，后归附老帅，因作战勇猛很受赏识。他的骑兵师战斗力很强，当时西北红军为避其锋芒，多采取迂回作战的方法。蒋介石为监督东北军“剿共”，派胡宗南部一旅协同作战。白凤翔与胡部事先商定作战联络讯号是白天用旗，晚间用灯，双日晚上用红灯，单日晚上用绿灯。不料战斗中白凤翔部下的一个团晚上打错了讯号，胡部以为与红军遭遇，双方遂开火，一夜之间胡部伤亡甚众。待天亮双方才发现是误会，胡部损失惨重。肇事的骑兵团长吓得逃走不知去向，蒋复少帅，命令就地枪决白凤翔。少帅回电力保白凤翔，指出夜间作战失误，肇事的骑兵团长在逃，师长不应代为受罚。蒋介石无奈，只好要求少帅将白凤翔撤职了事。白凤翔是个老粗，知道蒋介石要加害于他的消息后暴跳如雷，找到少帅，提出不在东北军干了。少帅安慰他说：“你是怕以后没有官做，还是怕没钱花?这两件事你都不要担心，先在我公馆附近住下，以后再说。”所以，当事变发生之时，少帅就首先把白凤翔召来，让他负责整个捉蒋行动。 事变前，少帅住在西安金家巷公馆，原杨虎城将军手下一位师长的宅子里，内宅门前特地安装了一盏红灯。我们只要看见红灯亮着，就不准任何人进入，这是少帅在和延安方面的代表密谈。 还有一点，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杨的夫人谢葆贞。临近事变前杨夫人来金家公馆特别频繁，相反，杨虎城将军却很少露面。杨夫人每次来和少帅秘密商讨事情。事变当晚八时许，少帅打电话给杨主任，我正在他身旁值班，一会儿只见杨夫人翩然而至，少帅匆匆和她谈了二十几分钟的话，她即告辞。杨夫人刚离公馆，少帅即命召见白凤翔。一见面就问：“现在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你敢不敢去?”白凤翔答：“上刀山姓白的也不含糊!”少帅说：“好!现在我派你去把委员长抓来，要活的，不要死的。”这个任务正中白师长下怀，他前番险些无辜被杀，又被削职为民，心中恨透了老蒋。只见他霍地站起来，激动地拍着胸脯说：“我姓白的不完成任务，不活着回来见司令!”少帅同时派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手枪营营长孙铭九协同前往。少帅派刘、孙二人，其中有个缘故。因为一○五师为东北军的基本部队，其编制相当一个军，该师驻扎于临潼外围，原为保卫蒋介石的第一道防线。孙铭九的手枪营又叫卫队营，驻扎于华清池外围，是保卫蒋介石的第二道防线。任何人想接近蒋介石都必须先经过这二道防线的多层哨卡。有刘、孙同去即可长驱直入，最快抵达华清池，免去途中的麻烦。 执行任务的一连士兵，事先并不知道任务内容。十一日晚约九时，在白凤翔率领下乘卡车出发。车至灞侨，白凤翔命令全体士兵下车集合训话，白凤翔诙谐地问大家：“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任务么?”士兵们答不上来，白说：“就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惹得大伙都乐了，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白凤翔鼓动士兵们说：“现在我们的司令被蒋介石扣起来了，咱们这就去抓姓蒋的，但是要抓活的，抓到他就能救出司令，要是打死了他，咱们司令也就完了。都听清楚了么?上车!” 卡车顺利通过了两道防线的岗哨，刘多荃和孙铭九在到达各自辖区时都从车上探身出来给哨兵打招呼。所以一路未停直达华清池前，与蒋的卫队发生了接触。 这次，他们终于活捉了蒋介石。 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一时左右，少帅释放蒋介石回南京，事前提出要陪送，蒋说：“你不要送我，到南京于你不方便。”少帅慷慨地说：“我把生死已置之度外。”蒋的飞机先起飞。少帅最后留下手谕：指令东北军今后归于孝侯指挥。于学忠号孝侯，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时任甘肃省长。 随同少帅乘飞机赴宁的共有三十九人。内侍卫副官两人：我和于副官。外侍卫三十人。校官七人。加上少帅共四十人。记得校官中有黎天才、刘令侠等。我们三十九人每人都带上了三件武器：快慢机、左轮、巴鲁兹。临上飞机，少帅看到我们个个荷枪实弹，着急地说：“你们带这些干什么!就是带三十件有什么用，立即卸下来，一粒子弹也不准带上飞机。”大家含泪把武器卸在飞机前。 我们的飞机比蒋介石的晚起飞一小时，当我们到达南京机场时，立即来了一部小汽车把少帅接走了。同时来了一部大汽车，将我们三十九人拉到南京警备司令部软禁起来，从此和少帅分别。 我们在软禁期间，娱乐饮食皆有供应。被押二十八天后，来了一位处长，很客气地召集大家讲话，他说：“弟兄们受委屈了，大家不要怪谁，张副司令一时不能回去，这是国家大事。你们要回原部队或是回家听便，现在每人发给五十元路费。你们现归江苏省行政公署，主任是于学忠。”大家默默领了路费，一齐到了指定的地点——蚌埠。因主任于学忠尚未到任，就在蚌埠耽搁了数日。忽奉命公署迁至淮阴办公。这是蒋介石钳制东北军旧部的又一个措施，因蚌埠位于津浦沿线，蒋不放心，故有迁淮阴之命。 至淮阴见到于学忠主任。于主任意气消沉地对我们说：“大家都辛苦了，此种局面谅诸位心中也都明白，不必多谈了。此处也无事可做，将来如何，殊难预料。你们这一段受了委屈，先放三个月假，薪饷照发，假后回不回来就随便吧。”我在淮阴盘桓了数日后，便只身回北平去了。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我与东北军旧部断绝了联系。 一九八三年四月三十日 (摘自《徐州文史资料》)
